1988年邓颖超给已逝的周恩来写下情书，9年后情书公开感人落泪
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海棠无香，最是夺目。红白相间，深情绚烂。
此时距离周恩来去世过去了12年，已然84岁高龄的邓颖超，看着这绽放的海棠，回想起和周恩来相濡以沫、悲喜分担的一生，不禁心生感慨。
她留下了一段录音，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不要发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你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
4年后，邓颖超去世。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
邓颖超去世5年后，1997年，工作人员将录音整理成文字，公开发表了出来。如今再读，不禁让人潸然悲戚：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12年已经过去了，这12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漫长漫长的。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
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
这封情书中，有深情的怀念，有无悔的眷念，更多的还是一种沉静满足的幸福。邓颖超和周恩来之间，有令世人艳羡的爱情，51年的相濡以沫、风雨共舟，其间多少情怀值得细细品味。
他们并非一见倾心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周恩来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邓颖超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学校的礼堂里，15岁的邓颖超站在演讲台上大谈国家、理想和青年的命运，慷慨激昂、神采飞扬，给台下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后，周恩来仍然忘不了，那天她登台发言时，闪动的炯炯有神的眼睛。
邓颖超也清晰地记得，那天周恩来远远走来，戴鸭舌帽，穿着西装和白皮鞋，文质彬彬、儒雅干练，真是个漂亮人物。
然而他们并非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他们的爱情和革命交织在一起。爱情就是革命，革命亦是爱情。
随着国内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周恩来、邓颖超等20名青年学生，成立了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大部分社友后来都站在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初识不久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一个奉行独身主义，一个严重恐婚。周恩来受西方思想影响，觉得投身革命还是独身更好，邓颖超见多了封建礼教压迫女性，觉得女人一旦结了婚，这辈子就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
1920年底，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到北京师大附小做了教员。周恩来那时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她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周恩来觉得她并不适合自己。他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前很多思想进步的女学生革命意志渐渐消沉，而邓颖超却在革命道路上初心不改、雄心不灭。邓颖超少年时就立志救国，在天津读书期间发出了“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铮铮誓言。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她更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忱和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样果敢、独立、坚定的女性，才是他最理想的另一半。
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印有李扑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画像，明信片上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便是周恩来对邓颖超最初的爱情宣言。
从巴黎到天津，他们在书信中聊理想、谈革命、盼前程，最终在通信中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的新娘自己找上门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两个月后到达广州。1925年8月7日，邓颖超从上海乘客轮到广州和周恩来团聚。
她离开上海时，特意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告诉他轮船到达广州的时间。然而她下船后站在拥挤的码头等了很久，周恩来始终没来。
其实那天周恩来虽然因为工作忙无法抽身，但他一早就将迎接邓颖超的任务交代给了秘书陈赓，还要陈赓见到小超后务必为自己解释一下，陈赓之前从未见过邓颖超，周恩来就把邓颖超五年前的一张照片交给他，让他按图索人。
陈赓那天很早就到了码头，可是那里人头攒动，往来不绝，陈赓瞪圆了眼珠，也没见着邓颖超，直到轮船上的旅客都走空了，陈赓只能沮丧地回去。
他把周恩来的新娘弄丢了，谁料没过多久，新娘就自己找上了门。原来邓颖超见周恩来没来接她，就照着之前的通讯地址，直接去了周恩来的住处。
此刻相聚离上次见面，中间相隔了5年。邓颖超那天穿着白衣黑裙，梳着精致的横髻，看起来端庄优雅。周恩来和邓颖超终于相见，对视而笑，眼中噙满了温柔和深情。
第二天，他们结婚了。婚房在文德东路的一个大杂院里，10平米的简陋房间内，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
当时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很多同事听说他结婚了，非要见见新娘子，还嚷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本打算婚礼从简，挡不住大家的盛情，便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餐馆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这也是他们的婚宴。
酒桌上，张治中要邓颖超讲讲两人恋爱经过，邓颖超便大大方方地站在板凳上，将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张治中听完后夸赞：“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一向独立自信的邓颖超当即反驳：“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我叫邓颖超！”
多年后，邓颖超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谈自己的婚姻恋爱观，她深有感触地说：“一致的思想，共同的信仰，性情的融洽，个性的契合，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全面的了解，然后再确定关系，这样才能结成美满婚姻。”
丧子之痛，化小爱为大爱
两人新婚不久，周恩来奉命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邓颖超留在广州，协助何香凝组织广东妇女革命运动。
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正值革命艰难的时期，邓颖超担心有了孩子会影响他们夫妻的工作，便瞒着周恩来把孩子打掉了。周恩来知道后，发了很大的脾气，他觉得生孩子和干革命并不对立，可看到妻子委屈的眼神时，他心软了：“下次可不能再擅自做主了，我还盼着有个孩子呢！”邓颖超含着眼泪，点头答应。
1926年，邓颖超又一次怀孕了，生产时正赶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邓颖超住院登记用的是化名，周恩来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上海，陪伴在侧的只有母亲杨振德。
由于胎儿太大，邓颖超难产，医生不得已只好用产钳夹住婴儿拖出母体，孩子因头颅受损不幸夭折了，躺在产床上的邓颖超看着孩子小小的身躯，静静地一动不动，她顿时嚎啕大哭起来。
难产的消耗，加上丧子的悲恸，让邓颖超身体十分虚弱，本该好好调养一段时间，但是当时形势危急，为了安全起见，她必须马上转移。在医院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刚生产完没多久的邓颖超顺利地离开了广州，她先到香港，又从香港辗转去了上海。
一路上舟车劳顿，让她的身体愈加虚弱。到上海之后，周恩来特意安排她到日本福民医院进行检查，医生告诉他们，邓颖超身体损伤很大，今后恐怕很难再怀孕了。
周恩来知道后，强忍悲伤，安慰妻子说：“我们可以把烈士的后代当成自己的子女，抚养他们。烈士的遗孤、全中国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
他们收养了很多烈士的遗孤，将他们视如己出。周恩来的表姐曾遗憾地说：“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周恩来反驳道：“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了他们父母的责任。”
其实何止10个，他们从抗战期间开始收养烈士的遗孤，邓颖超细心地疼爱他们，教育他们，帮忙他们，孩子们都亲切地尊称她“邓妈妈”。一生无子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注定要把爱洒向更多的孩子。
周恩来、邓颖超和毛岸英兄弟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在51年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各忙各的工作，经常处于分离的状态，但他们总能找机会相聚，书信常年不断，心灵的沟通源源不绝，不缺席彼此的每一段经历。
周恩来有个小名叫大鸾，邓颖超跟他写信常称呼他为“鸾”，而她的落款就是“凤”。邓颖超是个浪漫的人，她的这个名字，是专门为对应他的“鸾”而取的。她还会编造不太合语法却很有趣的词句，比如那句“我可想你得太”。
1942年7月3日，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写道：“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5天后，邓颖超在回信中写：“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他们不断地搬家，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早上分离，就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再见。夫妻俩相互支持，走过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九死一生。
1950年，他们搬进中南海西花厅，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周恩来最爱海棠花，西花厅的海棠花每到春天如约绽放，灿如云锦、艳而不俗。他在这里住了整整26年，直到去世。
战争年代，周恩来每次生病，从昏迷中苏醒，第一句准是问“邓颖超在哪里”。他们住进西花厅后，周恩来从外面回来，第一句总是问“大姐在干什么”。
8月8日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他们都会抽出时间拍照留念。
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他出国期间，西花厅的海棠花开得正艳，邓颖超摘下一枝压制好，连同之前就准备好的红叶，一起寄给了周恩来：“我想你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中间，看一眼海棠花，可能使你有些回味和得以休息，这样也是一种享受。”
周恩来收到后，托人给邓颖超带回了日内瓦有名的芍药花。周恩来在回信中说：“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
1955年5月7日，周恩来参加完万隆会议，回到北京。因为出发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险些丢掉性命。得知周恩来要回来了，邓颖超不顾病弱的身体，坚持要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下了飞机看到妻子，立刻握紧住她的手，两人四目相对会心微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小超小家小浪漫
周恩来是个大能人，也是大忙人，然而他心中有家国理想和大信仰，也有他的小超小家和小浪漫。
有一次，周恩来像往常一样工作到深夜，抬头突然看见窗外的皑皑白雪，他立马给邓颖超打电话，让她赶紧过来，邓颖超匆忙赶来，紧张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周恩来笑着说：“请你来踏雪。”
邓颖超笑嗔道：“我以为有什么大事。”
周恩来认真地说：“你喜欢踏雪，怎么是小事。”
他们都是戏迷。学生时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欢话剧，当时周恩来所在的学校没有女生，他长得俊逸儒雅，经常扮演女主角。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性格刚毅，常演男角。
后来他们又都喜欢看电影，看到好的电影，就推荐给对方。1949年7月，邓颖超在上海，朋友请她观看电影《西伯利亚交响曲》，看完之后她立即写信给周恩来，向他大力推荐：“给人们以良好教育，诚不可不看的佳片，我提议，你有机会，亦要看看。”
恰巧那段时间周恩来也看了电影：“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
周恩来夫妇与斯诺
建国后，周恩来的工作越来越繁忙，邓颖超给他写信很正式，他回信说：“小超：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邓颖超：“周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
周总理：“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
邓颖超生病了，周恩来无法陪护，只能写信安慰：“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自待后证了。”
每当他没来得及回信，总觉得欠债似的。
平淡的日子里，他们偶尔也会有小甜腻。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周恩来去要去南京与蒋介石、马歇尔会谈，在延安机场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情不自禁地拥抱邓颖超，并亲吻了她的脸颊，看得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1969年，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周恩来回家刚进门，邓颖超就跟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女孩子拥抱，你得抱抱我，亲亲我。”周恩来笑着抱住邓颖超，在她的脸上亲了亲。
看花的男主人走了
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参加了李晨和陈浩的婚礼。在婚礼上，邓颖超提出了夫妻之间应当遵守的“八互”原则，即“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勉、互慰、互让、互谅”，邓颖超仔细地讲述自己的婚姻心得。
周恩来坐在一旁静静听着，看她的眼神满是赞许。这就是他心爱的小超，是妻子，是知己，是战友，是灵魂伴侣。她不卑不亢，在他的身旁，也站成了一棵树的样子，高大挺立，无需依附，也能为他人遮风挡雨。
周恩来曾与邓颖超约定，身后不留骨灰。周恩来说：“这一点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能做到？”
邓颖超坚定地回答：“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1975年11月，北京的冬天滴水成冰。刚经历了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让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来找他，周恩来向赵炜伸出手，说：“赵炜，咱俩握握手吧！”
赵炜的手凉，不好意思握手，周恩来却很坚持：“要握。”
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握着她手，轻轻地交代：“你要照顾好大姐。”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艰难险阻中一路互相搀扶着走过，而今距生死别离已经不远了。他要安顿好他的小超后，才敢离开这人世间。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值班人员打来电话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随后她在赵炜的陪同下，匆匆赶往医院，却还是没能和丈夫做最后的告别。
在病房，邓颖超情难自控，一下子扑倒在周恩来的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医生抢救了很久，心脏监视器显示一条直线，邓颖超轻吻周恩来的额头，哭着说：“恩来，你走了……”
邓颖超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
她给周恩来献上花圈，写上了他对她的爱称：“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她知道，他是亿万人敬仰的总理，她永远是他最爱的小超。
最终，邓颖超实现了周恩来生前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山川大地上。
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周恩来走了，留邓颖超在这寂寞的人间世，看花开花落、物是人非。西花厅的男主人，连个拜谒的念想都没留下，却成了她时时刻刻的惦念。
她守着他们曾经的家，就像守护着他们的爱情一样。
周恩来生前，每当海棠花开时，他总会邀请友好国家使节前来赏花。周恩来去世后，每当海棠花开时，邓颖超总会邀请国内外朋友前来赏花，大家临走前，她还会送给每人一束鲜艳欲滴的海棠花。
无人会得东风意，春色都将付海棠。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根据她的遗嘱，她的骨灰装在16年前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里，然后抛撒在海河，那是她参加革命的地方，是她和周总理相遇的地方，是周总理的骨灰曾被抛撒过的地方，是她最想停留的地方。
鲁迅先生说：“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两个革命家都走了，肉体消散了，却都活在了后世中国人的心里。他们的故事世代相传，生生不灭。
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那是他留给她的最美的情话，亦是他们留给世人最美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