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寿先生晚年自述——考古、教学、科研回忆
“我多年考古，
对于这两件工作感到是
平生最满意的。
虽不是由我一人所做，
但通过自己对文献留意，
将其用到考古上，
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
可以给来者提供依据。”
——游寿先生
考古、教学、科研回忆
游寿先生
我于1906年旧历9月13日出生在福建省霞浦县城的一个四世读书的教育家庭，汉族。1911年入地方小学，1918年小学毕业。1924年进省城福州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这时正值“五卅”惨案期间，我参加了青年学生运动，经朋 灰的介绍读了一些左翼作品。不久，反动政权在福建抓学生，我便回到老家当小学教师兼一些挂名行政职务。1927年离开 福建。1928年进南京大学当借读生，第二年正式入学，记得当时有胡小石先生讲甲骨文字。这时河南安阳发现完整的甲骨，上面刻有文字 "X X"。有人说是 "获白麟"，小石先生说：“没有白麟，《史记·齐世家》：'苍兕苍兕……’当是野牛，青牛常见，白牛不常见。”后来，考古生物学家说是野牛骨(近年各地也发现野牛骨），在战国时大青牛是很多的，牛皮也用到军事上。于是我想考古必先学得扎实，尤以文字作基础。依靠多学一点常识，然后再窥研究之门。这时中央研究院正在安阳发掘。虽然有报导，却看不到什么实物。我从知道殷代甲骨文开始，就感到这是一门崭新学科，自己决心着重在文字学上下一番苦功，省得学习上出漏子。有一天在课堂上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语系一年级，先来听课，试听教授如何说。我叫她转中文系，学文字学，再学一点古文献、考古文物，这祥前途较广阔。她在第二年转到中文系。以后我们共同构写了甲骨文前后编，用蝉翼箋影写的，请胡小石先生题词。我随带身边多年，可惜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在南京失掉了。
当时在南京我有机会看到中国不少故宫文物，是要在英王加冕时，送出国展览的，先在中国展出（大概这批文物现在台湾）。我感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不只是“四部”的文献流传，而物质上却更丰富。我决心从事考古是在此时定下的。一个人的学习在大学时就要定向。
旧中国考古学者不是从考古科班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记得有人告诉我一个趣闻，当考古队伍初到河南发掘，遇到新石器时代墓葬，有陶罐和蜷伏的无发尸体，便叫起来，这是“和尚坟”。然而，这些人后来都在发掘中锻炼成为名家了。
我在当时也只能找到某些金石资料，用历史文献来互证。我真正踏进考古门槛，是在1943年以后。我在四川的白沙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曾昭燏从国外回到昆明，又辗转到四川乐山的李庄山中，她要打开“善斋”一批青铜器，便找我去。在旧中国，一个研究金石的人能看到拓片，就可满足，现在能看到许多青铜器，太好了。于是我辞掉敎学工作去参加。在这阶段，我不但参与整理“善斋”青铜器，而且还看到留在箱库中未发表的安阳青铜器。听梁思永先生口述东北昂昂溪考古工作、细石器文物等，这给我以后离开山东赴东北搞考古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在李庄山中，我认识了许多学术界人物，如李济先生，他是在国外学考古的。此外，有梁思永、夏鼐，研究人类学的凌纯声和吴定良，向达则专攻唐史及敦煌学，搞语言研究的有李方仲，董作宾独揽了甲骨。他们各搞一门，但互通消息，有时开个报告会。由于凌先生和向先生是南京学友，有时互相谈谈所学，有时也流露出依人之叹。当时的头头傅斯年却感到秀才难伺候。
在这种情况下，我进入了学术门槛，当时我虽然也看到一些甲骨，但只许看不许问。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学术门甚多，一个人为什么要往死胡同里走呢？前面有一大批墓志拓片，没有人问津。因此我便整理这些拓片。我的一些金石文章题跋就是这时写的，而《李德裕年谱》也是此时找到的，大概是三易稿了（1986年始印就）。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投降。这时，我也回到南京，到1951年我去济南。在这几年中，中国考古又有了重要发现：1.四川王建墓发掘；2.南京南唐二陵发掘；3.山东济南沂南汉墓发掘。虽然我都在这些地方，然而却未能参加，有的因 交通不方便，有的正在教学中或有其他任务。不过在济南时，如城子崖、谭城、大辛庄和千佛山下的古墓发掘，我却都看 过。城子崖断崖上仍留有黑色蛋壳陶。后来，我到泰山、曲阜，还看到周公庙的遗址。尽管发掘的人走了，那里还剩下一些陶片，和城子崖陶片造形有相同之点。
我以为，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不可能参加所有的发掘工作，但要看，要了解、综合、分析，论其异同。中国历史悠久，土地广博，发现既有这么多，不知道的更不知多少！向多方面学习，“转益多师是吾师”。我的考古学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学习中得来。
在山东学习的机会很多。在山水沟地摊上可以谋到一些名贵文物；走出校门，爬上千佛山，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当时，有一件事让我不能忘怀。一天，一位青年同志和我攀藤、批草，把我拉上千佛山的另一个山头黄石崖，那里横排几处北魏造像，雕刻精美。一个洞穴正视是个形态，侧视又是另一形态。全国各地的天女绘画是披衣、衣褶飘动，而黄石崖上的舞女却是裸体的，人体曲线、舞姿刻画细腻。两年之后，荆三林将其发表了。我对拓拔魏文化，也是在这个时期有了了解。1963年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拓跋魏文化史稿》一文，虽然由于未到山西大同，关于雕刻方面内容未能刊出，可是，却为我在1982年考定鲜卑人在黑龙江嫩江定居的事做了准备。
1957年，我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在一个星期天，到黑龙江博物馆参观，看到一些文物很珍贵，但都只是开个眉目，许多问题并没有着落。后来我认识了赵善桐同志，他借给我一些资料，是一些外国考古者在侵略者支持下所作，这些人匆匆而来，恍惚而去，并没有研究出什么问题。1960年本院历史系成立。赵善桐约我到哈市黄山看出土的大象牙。黄山又叫荒山，是冲积的黄土山。在硅瓦厂处，他送给我们一个大象牙臼骨，由于他的协助，我们了解了黄山地形。他还介绍我们踏看了由水沟分开的南北城，采集了一些肢骨制作的工具。在断崖上看到沙水冲积各断纹。我对东北地理重新读起，这可说是我野外工作的开端。
1961年，我们到牡丹江发掘了一个月，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十二个坑位。这些遗存，大约是渤海建国时期留下的城堡。
第二年，我又到嫩江地区考察了西边的几处细石器遗址。这些遗址说明黑龙江文化以嫩江为界，为东、西两面。古代两大区民族不同，土壤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也不相同。嫩江区多游猎、牡丹江区有农耕。这里有大型磨制石器，还有打制细石器，一部分是用黑曜石，而在黑龙江黄山却有上述两种细石器，既有嫩江区细石器，同时还有牡丹江区黑曜石细石器。
1981年以后，我感到自己做了两件于考古有意义的事：一是替黑龙江、内蒙古解决了鲜卑族古代历史地理上的疑案， 即找到了横亘在嫩江上游的大兴安岭古代鲜卑族所在的山洞，今叫嘎仙洞。此洞于1980年发现。另外是我回南方考查了日本十七次入唐使船飘流到中国海，所记载的唐代长溪县赤岸村。近年日本真言宗空海法师代致贺能上长溪县看到赤岸表：“惟八月初日，乍见云峰，欣悦极，过赤子之得母，越旱苗之遇霖。”这是空海在海上看到赤岸的描述。1984年以后，日本真言宗信徒四次到赤岸朝拜。我考察了赤岸之后，回到北国。
我多年考古，对于这两件工作感到是平生最满意的。虽不是由我一人所做，但通过自己对文献留意，将其用到考古上，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给来者提供依据。
我现在已是80岁以上的人了。考古和文献分不开，过去自己经常是有了发现就待到十年、廿年，看到国内走得差不多，不能解决了，这时才发表。如寿县蔡侯墓，我在《左传》上，对蔡国事是熟悉的，但由于发掘者、研究者对该墓文物一开头就错，于是全国很多研究者跟着错，只一字之差，把时代、语言、人物、都搞乱了（注：见《南京大学学报》1980.1期），许多争论问题不了了之。直到1980年我的旧作才得以问世。我有感于此，便志在扶植新生力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文章原载《书法赏评》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