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知情今与昔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云南通海发生7.7级地震，倒塌房屋338456间，死亡15621人，受伤26783人。一些村寨房屋尽毁。公路、桥梁破坏严重。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云南大地震的报道，不提震级和伤亡人数，地点笼统称为昆明以南地区。当时，一些国家要求来震区考察，大部被回绝了，只有伊朗获得批准，到重建较好的地方考察。当时提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全国各地送来大量的毛选、语录、诗词和像章，还发来了14万多封慰问信，却很少实实在在的救灾物资。地震给灾民造成的严重困难，很长时间得不到缓解。
1975年8月初，发生了跨越河南安徽两省的特大洪灾。8月4日至8月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降雨量最大地区超过1600毫米。8月5日晨，板桥水库大坝溃决。这座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为4.92亿立方米，而实际承受的洪水总量为6.97亿立方米。6亿立方米库水脱缰而出，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至9米、宽达12至15公里的洪流，汹涌而下，冲垮了下游几十座水库，河南、安徽沿淮地区，千里平原一片汪洋。河南省受淹32个县，耕地1800多万亩，受灾人口约1000万，倒塌房屋500多万间。洪水冲毁了京广铁路从小商桥到确山的103公里，其中毁坏最严重的有16公里，路基桥梁全部被毁，路轨被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正在行驶到这里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无法逃脱，全部被淹死在车厢中。这些地区的公路全部淹毁，电讯中断。垮坝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下游灾情最重，遂平县县城被淹，一些工厂被毁，墙壁倒塌，房盖顺水漂走，机器设备被冲得无影无踪。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安徽省受灾的主要是阜阳地区的阜南、临泉、界首、颍上六县，受灾耕地面积300多万亩，人口150万。
据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回忆，水灾发生后，新华社曾准备进行连续公开报道，被上级否定。8月9日，中央召开会议，组成以纪登奎为团长，乌兰夫、沙风、丁志辉、邓东哲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于8月11日飞往灾区慰问。在灾区，张广友当面请示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纪登奎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张广友又问：“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纪登奎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入实际，做些调查研究。”纪登奎还说：“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水库垮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这些水库，特别是两个大型水库为什么垮坝？又譬如，为什么洪河的洪水下泄的那么慢？”“豫皖之间水利纠纷由来已久，据说洪河入淮的河南和安徽边界处相距不远的地方，两省群众各修一座拦河大坝。水多了安徽那边把闸门关上，或者开的很小，河南的洪水就泄不出去；干旱水少，河南那边就把闸门关死，安徽那边就没水喝。这次中央决定要坚决拆除这些阻水工程，充分利用行洪蓄洪区，使洪河水尽快下泄。你们可以随团去到现场看看，搞些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纪登奎还给张广友和《人民日报》记者安子贞布置任务：这次中央慰问团的报告，由你们来起草，内容要丰富，文词要简练，以不超过两千为好。鉴于文字所限，有些内容归纳不进去，你们新华社可以写内参进行专题报道；有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组织记者深入采访，进行全面的内部报道。这当然不是纪登奎的个人决策，他只是执行中央的决定。
这次洪灾到底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少则不足万人，多则二十多万。当时河南省的初步统计是全省死亡八万五千六百多人。
以上两件事，都发生在文革年代。当时国人获知新闻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电视。官方媒体不说，公众无从知晓同胞受灾的情况，也不可能主动给灾区同胞以帮助和关爱。灾民实际上默默地承受了更大的苦难。
历史进入21世纪。国人对灾害的知情权有了很大提升。这主要是技术进步的带来的福音，是互联网带来的福音。以近日河南水灾为例。国人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了同胞遭灾受难的信息。民间的救援活动以多种方式展开，许多民间专业救援工作者和志愿者赶赴现场，给受灾同胞送去急需物质和切实帮助。在上海读书的河南籍研究生李睿，创建《待救援人员信息》，使得多位老、弱、病、残、孕同胞及时得到救援。民间问责的声音，对地方当政者也产生了某种监督作用。面对灾情，某些官办报纸、广播、电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仍然没有起色。他们眼睛朝上，领导不说话，他们就不出声，在满足公众知情权方面无所作为。公众不需要这样的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