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名臣”之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晚清重臣。字孝达，一字香涛，号香岩，又号壶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天津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中顺天乡试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据说是因为慈禧太后喜欢张之洞的文章，因此破例提拔，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注重教育和治安，主导了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还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大事记

　　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才，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又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

　　1889年至1907年任湖广总督。在英国、德国支持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督鄂期间，着力扶持民族工业，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并筹办芦汉铁路。他主持修筑的武昌南北长堤和汉口后湖长堤排除水患，划定了20世纪初的武汉三镇与今天的武汉市相近的城市规模，同时支持民族企业家操办水电等现代化市政建设，为武汉自近代以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890年创建两湖书院。

　　1893年奏请光绪帝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

　　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曾上疏阻和议，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邀请外国教官训练江南自强军。

　　1895年与袁世凯、徐世昌等都列名参加强学会，并出资赞助。

　　1896年回武昌，任湖广总督，按照德国制式改造湖北旧军为新式陆军。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德国教官法金汉后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

　　1896年请奏创办江南陆师学堂。

　　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与戊戌变法的激进主张保持距离。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以先着《劝学篇》得免议。

　　1889年张之洞上奏提出铸造银圆“龙洋”，抵抗外国贸易银。

　　1900年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与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实行东南自保，不理会慈禧太后对联军开战的命令。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

　　1901年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仿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为全国最早采用的近代教育体制。邀请日本教官训练湖北新军。

　　1902年继刘坤一，再度署理两江总督，1903年2月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强调办学首重师范，拟“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并委任刘世珩缪荃孙等负责筹建，为近代南京大学之开端。

　　1903年回武昌，任湖广总督。

　　1906年，湖北新军经清政府中央练兵处统一编为陆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

　　1907年授大学士，9月4日与袁世凯同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

　　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晋太子太保。慈禧临终时受顾命，后力劝摄政王载沣不杀袁世凯。

　　1909年10月4日在北京白米斜街寓所去世，谥文襄。

　　身后

　　张之洞坟于1966年农历九月廿六被刨开，之后遗体处置方法有二说：

　　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啃食。

　　张氏夫妇的遗体被红卫兵抬出后，放在坟坑东面暴晒了数十天后，遗骨不知去向。后来，墓地附近的南关村村民张执信应村里胆小妇女提出的要求，和一位王姓老人把曝晒得异味扑鼻的两具尸骨拽到坟地的大坑里，偷偷将张之洞尸体和西侧一位夫人尸体用土掩埋起来。

　　至2007年6月，其尸骨被重新发现，目前张之洞和夫人遗骨被安置在南皮县烈士陵园，等进一步科学鉴定后，祭奠重葬。

　　张之洞逸事

　　张之洞的作息与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兴居不节，号令无时”。后来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奏称：“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

　　张之万在写信给张之京时说：“香涛（张之洞）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通屎）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张之洞对于新翻译名词的憎厌，在当时流传很广。1908年2月1日，《盛京时报》刊出《张中堂禁用新名词》短讯一条：“闻张中堂以学部往来公文禀牍，其中参用新名词者居多，积久成习，殊失体制，已通饬各司，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通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以存国粹。”留日归国的汪荣宝曾和叶澜在1903年编纂出版过新名词词典《新尔雅》，风行一时。学部司员作出推荐，张之洞指着汪的名字说“是轻薄子，不可用”。还有翰林奉派出国辞行，说：“到国外见到的情形，随时向中堂作报告。”连说两句，张都不理。来人以为他没有听见，又说了一句。张说：“我不愿听这亡国之音。”有一考生名叫冒征君，字鹤亭，经济特科考试时在答卷文章中用“卢梭”二字，阅卷考官是张之洞，因而被贬斥不中。当时都中有人写诗调侃：“赢得南皮唤奈何，不该试卷用卢梭。从今卷起书包去，且应明年进士科”。张之洞有次请幕僚路孝植拟办学大纲，见拟文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路孝植回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于是张之洞无奈之下，只好将“日本名词”改称“日本土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