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推理小说:《王富贵破案》(下)

中篇推理小说:王富贵破案(下)

前注:该小说上集发表后,得到很多读者喜爱并询问何时能看到下集。我曾在公众号文章后的留言栏里一并作了回答。因身体处于康复期,加上还有其他写作和生活上的事情需要处理,将该小说旧文拍照,使之文字化并腾挪为文字稿,再进行编辑和整理,着实很紧张地花了我不少时间。今天终于将该小说的下集刊发出来与各位见面了。欢迎阅读和点评。谢谢大家!

9月10日星期天下午,西山公安分局会议室内正在召开西山新村“9·8”和“9・5”两个案件的案情分析会。会议由刑侦八大队长张建军主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支队长刘文德也参加了,给会议平添了不少分量。

西山派出所长李邦国在介绍案情:“死者胡丽平,女,29岁,湖北英山人,1994年5月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计算机系应聘调至我市科达电脑公司,调动原因据了解是因为恋爱失败,其男友已经结婚。死者在本市没有亲戚,生前处世谨慎,与同事少有来往,与邻居也保持一定距离,顶多路上遇到时点点头。西山新村住宅是她租的。出事前一天,即9月7日晚上与公司另一位女同事在公司值班,晚饭也在公司吃的盒饭。一夜睡觉无事,早上8点离开公司回家。现场情况由王平探长介绍吧。”

“我先补充一点,上午接武汉方面电话,胡丽平原男友未发现异常情况。”王平说,“尸检报告为触电死亡。从现场勘验推测,死者回家睡了一觉,中午吃过面条便洗衣服,结果触电身亡。房门、窗户及桌柜均无撬翻迹象。家里也没有外人脚印。因此,单从现场调查情况分析,胡丽平之死属意外事故。但王富贵和小万调查的情况却很难用巧合加以解释。”

“王富贵?说说吧。”张建军说。王富贵从提包里取出一张报纸大小的白纸,将其用图钉固定在会

议桌旁的黑板上,上面已用彩色笔将两个案件的现场及其环境用平面图方式绘出,其中两个现场之间的障碍物(包括树丛)和距离,视线空缺处及其与101楼104室朝南窗户的角度也作了标注。

王富贵先对照此图将“9·5”案件和“9·8”案件现场环境的同一性和结合性作了一番介绍和分析,然后说:

“我和万警司在101楼几个住户,包括二楼和三楼住家调查时曾有意识地观察了“9·5”案件现场,均看不到人工湖岸边及距岸边两米以内的水面,因为都被大道及坡上较大的树冠所遮蔽。而在胡丽平家,即使是晚上,当然是有月亮的时侯,从其厕所窗户却能看到离陈海根尸体打捞处右边三米多的岸边情况。不过室内开灯时看不清,关灯即可。这是我要汇报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我和万警司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王富贵用手肘捅捅坐在旁边的万世斌,似乎想请万世斌报告这个问题,但平时活跃的小万在这种场合似乎感到拘谨则又回捅了一下王富贵。王富贵无奈,只好继续说下去: “昨天下午万警司和我在访问101楼204室,即死者楼上住户时,户主张明轩告诉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王富贵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说,“张明轩原是市里一家国有小厂的副厂长,上个月新班子承包,落选了,在家无事,便经常约三、五牌友搓搓麻将。9月7日晚,在新村27幢308室一叫朱民的朋友家打麻将到晚上10点钟左右,手气不好,带去的几十块钱也输光了,便提前散局回家。进楼道时,因为没灯,漆黑一片,好在轻车熟路,便摸黑拐弯上楼,突然感觉肩膀撞在一个硬物上,疼得差点叫出声来,用手一摸,原来是104室的铁门没关好,呈45度角横在楼道里。当时张只是嘴里咕噜了一下,右手揉着肩膀上楼去子。第二天上午10点多出门到市里朋友家去做客,发现那个铁门又关上了,也没有在意;下午张又去外面与朋友搓麻,晚上回家得知楼下104室出了事,方感事情蹊跷,我们去,便和我们说了这件事。”

“为何蹊跷?”刘文德问。

“据张明轩说,104室的死者,即胡丽平,平时不管在不在家,总要把铁门锁上,房门则有时关,有时不关。死者搬来一年多,他下楼上楼无数次,从未见过104室的铁门没有锁上过。这是因为胡丽平家的铁门只要没有锁上,即便关上,也总会悄无声息地慢慢朝着楼道处打开,呈45度角横在那里。张明轩夜里只撞到肩膀而不是头算是幸运的。其他邻居也证实了这点。这也是为什么胡丽平不管在不在家都要将铁门锁上的主要原因。因为她知道自己家铁门的毛病,怕妨碍楼上住户上下楼。那天已经很晚,一个单身女子居然没锁铁门,我也认为张明轩觉得奇怪是有道理的。那天晚上胡丽平确实不在家,在单位值班。但是,铁门既然没锁上开在那里,显然表示当时胡丽平家里有人,但绝非胡本人。那么这个人这么晚进入胡家干什么呢?我想他大概率就是制造胡触电身亡事故的凶手。”

“胡丽平触电死亡是人为?”刘文德再次问道,“有证据吗?”

“暂时还没有确凿证据,但已有线索。”王平说,“胡丽平家现场当时因水漫得厉害,没有提到脚印等痕迹。但是,王富贵和万世斌昨天在胡丽平家放在那台洗衣机插座下面的肥皂盒里提取到了一根短短的灰白色头发,显然不会是年轻的留着长发的胡丽平所有。这根头发已经送到支队痕迹室化验血型和微量元素去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

“那么,你的看法呢?”刘文徳又转向王富贵问道。此前他已看到八大队呈送的关于成立“9·5”案件侦破组的报告,对其中提名王富贵,一个新分配来的派出所实习警察担任案件侦破组副组长的建议颇感震惊。尤其是当组长的探长王平不仅乐意,还力荐王富贵当副组长。这个小实习警察王富贵又是何许人呢?王平多年前曾经是他的老搭档,他对心气甚高的王平十分了解。能使王平谦虚起来的人不多,所以他倒想见识一下。

当然,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支队支队长刘文德参加这个会议的主要原因,还是他本能地感到西山新村连续发生的“9·5”和“9·8”这两个案子很可能不是各自孤立的偶然事故,而且也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能连续两次不露痕迹地杀人灭口(如果均非事故而是他杀的话),即使是单纯的刑事犯罪,罪犯手段也算高明,可以预想露出的破绽,即留下的线索也不会多。所以他主动要求参加了会议,一方面了解一下王平和八大队对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另一方面则想看一看能否给八大队侦破案件提供一些支持。而现在,他却很想看看这个名叫王富贵的小伙子有何本事了。

“从李所长和王探长介绍的情况分析,”王富贵虽然首次参加这种大型刑侦案件分析会,但一点也不感拘束,似乎案件的各种细节均已熟烂于心。只见他继续说道:

“孤立地看,胡丽平之死是个触电事故;但如果综合刚才的情况,将其与'9·5’案件,即陈海根溺水死亡案件结合起来分析,就有可能也是一次谋杀。由于相关证据,比如那根灰白色头发及'9·5’案件案发现场的鞋印等,还有待核实,我们现在只能作这样的推测:

“凶手在将陈海根推入湖中溺毙后,转身回看或从原路返回大路时,被胡丽平发现,或者凶手认为被后者发现,比如,胡丽平恰好此时上厕所开灯或关灯。这一点可能性很大。不过,胡丽平死前两天在单位上班和值班均无异常情况。另外从她与邻居少有交往,天天早出晚归上下班来看,直至9月7日早上她去单位上班前可能还不知道离她家不远处的人工湖两天前曾经淹死一个人的事情。当然,现在她也死了,我们也无法了解她是否真的看到9月4日晚上人工湖边发生的事情了。”

“小王分析得有道理。看起来胡丽平确有可能不知道她家附近的人工湖里溺死人的事儿。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胡的公司同事中没有人说到这一点,也没发现胡这两天言行有什么异常。”李邦国朝着刘文德补充道。

王富贵则继续沉浸在他的分析中:“9月4日晚上,胡丽平就这么开一下自家厕所的灯或关一下灯,或许没有关灯,而是关了一下窗户,或者只是听到一声水响,什么也没看见;或者,她看到一个人晚上10点多钟左右从刚下过雨的湖边走到大路上,但并未在意,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让杀害陈海根的凶手害怕了。后来,凶手又发现那个晚上从那个101号楼104室的厕所窗户可能看到他罪行的人是一个单身女子单独居住时,便动了杀心。

“这个凶手不是个无能之辈。但他显然认定胡丽平发现自己溺死陈海根的罪行了,不过还没有告发他,或者说公安人员还没有来得及调查到她。可他难保该女子在今后的调查中不会告发他并认出他来,所以他一定要置胡丽平于死地。至于他制造的胡丽平触电死亡事故,可能并不是精心策划的,而是在他晚上准备以某种方式进入胡家行凶却发现胡不在家时而突发的奇想:在胡的洗衣机插座的火线和地线上动了手脚。当时,正逢张明轩打完牌回家。”

听到这里,刘文德会意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张建军,张建军则依旧不动声色。因为他觉得王富贵在案件分析中到目前为止都是在进行纯粹的推理,尽管其推理的逻辑不无道理,但这种推理离破案还相距很远。为何?因为太缺乏证据了,而且似乎还漏掉了某些重要的细节。不过,张建军根据他对王富贵的了解,感觉到王富贵这样分析下去不会仅仅局限于推理,总会有出人意外的结果。所以,他还抱着可以再听听看的想法。

听了王富贵的案件分析,王平在耳目一新的同时却感到有点疑惑:将此两个案子合并一案处理的目的已经达到,但王富贵似乎在回避主要案件,即第一个案件的某些关键问题,于是便脱口而出说道:“小王,既然你肯定了两个案件的因果关系,那么请再谈谈你对'9·5’案件的看法吧。”

“好的。”王富贵听了,很有礼貌地向王平点了一下头,然后平静地说:“刚才的分析并没有扯远,我只是想为后面对案犯的分析垫个底。凶手溺杀陈海根似乎也有偶然性,可能不是预谋杀人,而是临时起意。由于我们现在没证据和线索,所以还暂时无法了解案犯与陈海根的关系及杀人动机,但从对'9·5’案件的调査情况看,我愿意做这样的推测,即凶手一开始可能只是去新村内某个地方赴陈海根的约会。但是那天晚上陈海根酒喝多了,加上一场阵雨,过了约会时间,凶手怕陈有什么变故,便离开约会地点沿小区大路往小区大门方向去找陈,恰好在路上碰到。见陈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而且还吐得一塌糊涂,又见一场大雨刚把湖边恋人和路上行人全部赶走,周围无人,就动了杀心。于是灵机一动,借口陈的衣服被吐脏了得到湖边去洗一洗,将陈搀到湖边。陈此时已醉得稀里糊涂,悉听摆布了。剩下的事就好办了——凶手将陈推入湖中按住他的头即可,待其不再挣扎为止。”

王平、李邦国和万世斌等出席会议人员听了王富贵这番对案情作如此肯定描述的推测都面露惊讶之色。刘文德与张建军也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会心一笑,似乎都感受到了王富贵这个如此大胆的推测后面的可能会有更让人惊讶的结论,然后又都转过脸来看着王富贵,那眼神似乎在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根据对以上两案的分析,”王富贵接着往下说,“我认为这两个案件的案犯,即凶手,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而且此人是中年或老年人,50岁以上年纪,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文化知识,身材比较瘦弱,或显得文弱,但肯定是西山新村的居民。理由如下:

“第一,尽管两个案子都是杀人,但似乎都有偶然性,因为对案犯来说每个案子几乎都存在天赐良机,也是他灵机一动的产物。但是这个凶手居然两次都能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决断并成功达到其杀人目的,表明凶手的心理应变素质特别好。具有这种心理素质的人一般都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知识,而且此人可能还懂得电工,具有一定的机电知识。

“第二,陈海根块头较大,且木匠出身,臂力不会小,他虽然喝醉了,但能在敲诈对象或欠赌债对象(假设是这两种关系)面前放松警惕,只能在他从未把对方视为对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表明凶手的外表看起来应该比较和善、瘦弱,甚至长得有点窝囊,而且很可能是个中老年人。当然,也不排除凶手是超过60岁的老年人。

“第三,陈海根和凶手在西山新村约会,'9·5’案件第一现场也都在西山新村,而且西山新村在市郊,又不是周围单位住户去城里的必经之路,所以凶手很可能就是新村的住户。另外,陈海根往新村里走,而凶手朝新村外去迎,如果没有分析错的话,按照新村建筑物的布局,我推测凶手应住在新村的别墅区或者东北方向的公寓区第1栋楼至第25栋楼,即围绕人工湖的东北半区。”

说句老实话,王富贵说到这里,尽管他的这番推理的逻辑分析不无道理,但总有点让人觉得有点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虽然王平、李邦国和小万等人听了有点不明所以,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但是张建军和刘文徳这两个老刑侦却觉得王富贵似乎手里已经有了一些关键性的证据或线索,只是还没有拿出来,否则他不会当着大家的面做这些带有个人倾向性同时也有很大风险的案件推理分析的。

此时,张建军便说,“小王,你的推理分析听起来不无道理。如果你掌握了什么线索或证据,就不妨说出来吧。”

“嗯,”一直在侃侃而谈的王富贵的思路这时似乎突然卡壳了。他迟疑了一下,摸了摸自己头说道:“只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搞清楚……”

“没关系,”张建军似乎又恢复了警校教官的口气,说“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王富贵喝了一口水,定了定神,正想继续说下去时,只见支队法医赵德林匆匆走进会议室,将一份资料递给了刘文德并对旁边坐着的张建军和王平说道,“那根头发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刘文德看了一眼就将那份报告递给了张建军,王平也伸头看了一眼,立即高兴地说,“血型这么稀罕?这下好办了。”

站在会议桌对面正准备说话的王富贵听到了王平说的话,咧嘴笑了一下,似乎也精神大作。但此时的他想了一下,没有直接回答张建军的问话,说出那个自己本来想问的问题,而是弯下腰来,从放在座位上的提包里拿出个文件夹,送到张建军面前,信心十足地说:“请您与刘局过目。还有一卷胶卷在我的傻瓜相机里,没来得及冲洗。”

文件夹里是一摞彩色照片,约三十来张。每张右下角都有傻瓜相机定时打出的时间,时间大多为1994年9月9日和开会当天,即9月10日早上的。

张建军打开文件夹,将一些照片摊在会议桌上,站起身来仔细一翻看,立即明白这批照片的重要意义。他好像记得哪部推理小说里是用类似心理分析手段破的案,但这次却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而且是自己的部下做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地合情合理,也是那么地出乎他这个老刑警的意外。他不由得脸上泛出红光,大声地连说了三个字:“好,好,好!”

刘文德也反应过来,凭他经过多年从事刑侦训练的观察力,他很快在这些照片中发现有三张照片里的人是属同一张脸,时间分别是9月9日中午12:10、下午6:22和9月10日上年7:05。这三张照片里的人姿势各有不同,一张是背着身子却扭头回看的,一张从北边走过来,还有一张是站在稍远处一个食品摊边,但这三张照片中的那个同一个人的同一张脸却都对着镜头,眼神也都差不多,即正对着镜头这边在紧张地观察。其它照片上则什么人都有,或行走的或站立的,但几乎没有人盯着镜头方向看,而且,这同一个人的身影还出现在另外一些照片上。看到这里,刘文德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王平也凑过去仔细看了桌上的照片,也很快就发现了什么,抬头对着王富贵高兴地说道,“你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由于目标一下子缩小到一个人身上,案件的后续调查进展得非常快,很多疑问都已一一解开,而且与案件侦破小组所掌握的线索均一一相符或对应起来。尤其是那根在胡丽平家找到的头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证据作用,因为那根头发的血型居然是Rh阴性AB型!

Rh阴性血在中国人的族群中本就稀少,大约占比0.12%,而其中的AB型血型者则更是少得可怜,据估算,可能不到百万分之八。也就是说,每100万个中国人中最多只有8个人是这种血型。根据王富贵的案件分析以及那些他和万世斌躲在胡丽平家厕所或厨房窗帘后面拍摄的照片,“9·5”和“9·8”这两个凶杀案嫌疑人的范围一下子就缩小到了一个人的身上。由于有了照片的对照,这个嫌疑人的情况也很快就摸清楚了。

紧接着,王平和王富贵等人乘着案件嫌疑人外出上班不在家之机,采用技术手段进入其家,虽然没有找到与“9·5”案件湖边鞋印大致相同的皮鞋,却在那个人卧室的枕头上提取到了两根头发,在送刑侦支队法医室检验后,果然血型也是Rh阴性AB型,与胡丽平家洗衣机插座下肥皂盒里的头发属于同一个人。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王富贵先前在会议上所作的有关西山新村“9·5”和“9·8”这两个凶杀案的所有分析可能都是正确无误的。

案件刑侦会议开过才第三天,即9月12日下午,逮捕令就已经到手。逮捕行动定在晚上8点,出于慎重,张建军准备去现场参加晚上的行动,刘文德则坐在市局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等消息。由于涉及省级国企官员,省市检察院的反贪组也介入了。逮捕工作由这两个案件并案后的侦破组组长王平和副组长王富贵负责。其实,相关单位以及西山新村的抓捕现场从下午起就已经派便衣监视并控制起来了。

“9·5”和“9·8”这两个案件案犯的情况几乎和王富贵在会议上分析得大差不差,八、九不离十:周绍真,男,1937年生人,时年59岁,江苏南通人,1962年大学毕业,身高1.62米,体重57公斤(当然这些数据都是后来进拘留所时测量的),长得和蔼清瘦、慈眉善目,现为省汽车底盘工业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之前在公司厂里干过装配钳工和组装车间主任,住在西山新村别墅区23栋1号。该联排别墅原是公司分配给公司高管住的,前几年房改时周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买了下来。

经过紧急审讯和认真调查,“9·5”和“9·8”这两个凶杀案内情的轮廓也完全显现出来了,而且就跟王富贵推理分析的一样:死者陈海根年初曾为周绍真包工包料打过一套书房家具。今年9月3日,周因对家具的油漆不满意,便要求陈再上一遍光油。陈因眼下有几处活干,抽不出人手,又不敢得罪周,便自己带上工具和材料上周家去了。也就是这次补活,使陈海根偶尔发现了周绍真的一桩秘密,也使陈感到自己或可发一笔横财。当然他和周绍真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俩生命终结的起点。

原来(以下两段涉及陈海根心理活动的叙述均根据周绍真交代的案情推测的——作者注),陈海根在给书橱上光漆时,偶然发现书橱下部抽屉上方紧贴顶部处用胶纸粘着一个牛皮信封,取出一看,里面装有近十张人民币和外币存款单,总金额至少有2-300万人民币和数万美元。他心里一动,但又发现每张单子上抬头姓名虽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凭密码支取”的印戳。他知道这印戳的含义,而且主人也在家(给他拿饮料去了),只好放回原处。

上次干活陈海根就知道,周绍真老婆前两年病逝了,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老大男孩结婚了,为上班近住在东市区一个小区里,老二女孩在大学读书。他心里明白,周绍真虽然收入比一般人高不少,但也不过每月一两千块钱工资。哪里会挣到这两三百万块钱?何况还有那么多美元!所以肯定来路不正,不是他贪污就是受贿得来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反贪污贿赂,有好些当官的贪了几万、几十万都被逮捕法办了,还有被枪毙的。想到这里,陈海根把心一横:你周某人可以发共产党的财,我也可以发你的财。你这个姓周的贪污受贿了这么多钱,我不知道就算了,可我现在知道了!我要是揭发你,你不被枪毙也起码要坐上几年牢。如果我敲你一些钱花,还怕你不给?当然我的心不能太黑,敲多了你可能舍不得,还会坏事,那就少敲一点吧。只要你给了,我保证今后不说就是了……

说实话,陈海根也确实“心不太黑”,那天在将那些存款单的秘密当着周绍真的面抖露出来后,陈海根只向周张口要了3万元人民币。因为他觉得,这3万块钱也已抵得上他当小包工头干上1-2年活的了,何况还是凭空得来的。

而周绍真一听之下,果如其所料:心虚了,而且脸色也变了。后来也不知怎么想的,周绍真仅仅惊慌和迟疑了不长时间就恢复了原状,甚至都没有发火,更没有还价,似乎在权衡利弊,然后竟然也就点头同意了,只是说:我给你这3万块钱后,你绝不能说出去。我以后会将那些存单藏起来让任何人也找不到,你要是说话不算话,再敲诈我,我就告你诬告,再找人收拾你!说这话时,周绍真的眼睛里一丝凶光稍纵即逝。

陈海根没想到自己硬下心来的敲诈居然会这么顺利,而周绍真这么快就答应了,惊喜之下便当场赌咒发誓了一番,然后说:做人讲信用,我陈海根就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周叔,您只要给我这3万块钱,我陈海根这辈子绝不会说出去,以后也绝不再找你,否则天打五雷轰。陈还说:周叔您心地善良,扶贫救穷,行善仗义,日后您一定大富大贵,云云。

一应事宜谈妥后,因周绍真需要时间准备那3万元现金,双方便约好第二天晚上9:30在新村南区商业花园处交接。谁知陈海根那晚想着3万块钱就要到手了,在与伙伴们喝酒时一时高兴居然喝多了,还错过了约会时间。当时又下了一阵大雨。周绍真等不及了,雨一停就往大门方向赶着去迎,正好碰上了陈海根这醉鬼蹲在路边呕吐。周绍真见状头脑一转,结果“9·5”案件的发案过程就像王富贵推理的故事情节一样发生了。

如果说陈海根的死还部分源于他的贪婪和醉酒,但胡丽平的死却完全是无辜的。9月4日晚上,周绍真在四周无人的湖边将陈海根推入因清淤岸边水就很深的湖里,又抓住陈的头发往水里按,喝醉了且猝不及防的陈海根在水下呛了水,没有挣扎几下就沉了下去。

周绍真在湖边站了一会,看到初始翻腾的湖水逐渐平静下来,甚至连波纹也几乎没有了时,便转过身来往湖岸坡上走去。这时他忽然看见正前方一栋楼的一楼某个亮灯窗户里面有个年轻女人身影一闪,然后灯就关掉了。周绍真顿时心中一惊:那个女人不会看到我了吧?

回到家后,周绍真越是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就越觉得自己在湖边溺杀陈海根的行为很有可能给那个窗子里的年轻女人看到了,一直冷静的心里开始慌乱起来,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即9月5日早上,天还没透亮,周绍真洗漱完毕,早饭也没吃,换了一双胶底休闲鞋便出门往人工湖南边溜达去了。

他先是将昨晚作案时穿的那双皮鞋扔到路边一个垃圾桶里(后经刑侦八队的侦查员调查追踪,已从一拾荒者那里追回了那双皮鞋,鞋底花纹及其磨损程度与案发那天湖边所拍照片上的皮鞋印迹完全相符),然后走到胡丽平所住的101楼附近转悠,同时观察那栋楼104室的情况。7点钟多一点终于看见胡丽平一个人出门后急匆匆走了。周绍真又在那里转悠了一会儿便往新村大门方向走去,看见前来接他的日产蓝鸟汽车,便气定神闲地径直上车去公司上班了。那时他已经确定,那个年轻女子,即胡丽平是一个人独居在104室的那个小套间里。

无毒不丈夫。白天在公司,周绍真将事情也想清楚了:与其让那个女人最后在警察的调查中指证自己,还不如先下手为强。自己已经杀了陈海根,现在只有将那个女子也灭口才是最安全的。但怎么下手呢?周绍真思虑再三,终于下了决心,准备用一根晾衣服的塑料绳解决问题(他是装配钳工出身,一直对自己捆绑和吊装重物的绳技抱有足够的信心),甚至还准备了一套说辞,即他在晚上敲开胡丽平家门时,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楼上住户,因阳台上晒的衣服掉落到她家院子里,得进去取一下,然后乘机行事。他也相信自己此举的目的能够得逞。

第二天,即9月7日的晚上9点多,周绍真觉得时辰已到,便在怀里揣了一根一米多长的塑料绳,就悄悄地上胡丽平家去了。谁知那天晚上胡丽平在单位值班并不在家。敲门无果。这个闭门羹给了周绍真一个措手不及。但周并没有气馁,他在楼房周围转了一圈,确认那个女子晚上可能不在家后,又去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铁门上的锁型,感觉可以一试,于是便掏出口袋里自己家门的钥匙插了进去。

周绍真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他居然用自己家的钥匙不费吹灰之力就拧开铁门进入了胡丽平家——铁门里的木门居然未锁,只是带上了!不知是胡丽平太相信她家的铁门了还是走得匆忙,胡的这一疏忽也是周的罪行能轻易得手的一个原因。进门后的周绍真关上铁门和木门,站在胡家的门庭黑暗中仅稍稍思索了几分钟,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毅然从口袋里拿出与钥匙挂在一起的瑞士军刀和一把小电筒,将胡家厕所里洗衣机电源的插座盖子轻轻拧开,然后仔细捏住瑞士军刀的绝缘柄,再用刀上的小起子轻轻地拨动了一下插座里的螺丝,并将火线铜丝拨碰到了洗衣机地线上。正在此时,外面的铁门突然发出一阵轰响和震动,周也被吓了一跳,然后却听到一个人嘟囔着上楼去了……

十天以后,市公安局在刑警支队召开了“9·5”和“9·8”两案的总结评功会。会议开始之前,刘文德和张建军看见王平、王富贵和万世斌等侦破组一干人马走进刑警支队会议室,忙轻声商量了一下,并把王富贵喊到跟前。

“我说王富贵,”这次由张建军来问了,“上次在分局召开破案会议时,你当时说有一个问题没搞清楚,是想问什么问题呀?”

“报告大队长,现在我已经搞清楚了!”王富贵一本正经却面露愧色地说道,“就是铁门上的锁呀!我当时以为案犯或许懂得开锁技术,但这可能性实在不大。我真没想到案犯竟然这么轻易就进入了胡丽平家。”

“哈、哈、哈、哈……”刘、张二人几乎同时大笑起来。

刘文德和张建军听到这个答案之所以大笑是有原因的:首先,他们均已猜到王富贵当时搞不清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们也曾经为此而伤过脑筋。其次,他们从本市近几年溜门开锁入户盗窃的众多案件中已发现了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即80年代中期本市建造的许多住宅区的房门锁和铁门锁,无论是建筑公司安装的,还是住户自己安装的,不知何故居然有很大比例都是采用浙江和福建几家乡镇企业生产的某几种品牌的保险锁。这些保险锁外观漂亮,功能不错,价格实惠,很受用户欢迎,但它们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那些锁的簧孔结构太简单,总共只有几种构型。这也就是说,十来把同类型的锁(不管什么牌子)的钥匙,至少有两把或更多可以打开同一只锁。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而且也给不法之徒入户盗窃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市里这几年已经破获了好几起用同类门锁的钥匙开锁入门盗窃的偷盗案件。周绍真那天晚上也就是用自己家的大门钥匙顺利地打开了胡丽平家的铁门锁!

刑警支队为此已专门拟就了一份建议市内有关单位和市民尽快更换几种牌号的门锁并推荐换用几种最新款具有防盗质量保证的品牌锁的报告提交给市公安局。市公安局也准备这次案件总结评功会后就发布这份通告。“9·8”案件无疑促进了此事。但遗憾的是,这可能是已不幸死去的胡丽平小姐对社会的最后的贡献了。

会上,侦破组得到了表彰。应王平、李邦国和小万等干警的一再邀请,王富贵还站在表彰会的讲台上介绍了他是怎么想起躲在胡丽平家里的窗帘后面用照相的办法来找到案犯的经验。没想到王富贵此时的口才很糟糕,讲得既简单又零乱,无非是犯罪心理学书上的那一套东西,王平等人听得很不满意。最后还是副局长兼刑侦支队长刘文徳给解了围,他说:“随着今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刑事案件也将呈现复杂化特点,我们都要不断学习,多动脑子,才能战胜那些犯罪分子。”

王富贵三个月的实习期还没结束,所以还要回西山新村派出所。李邦国所长、大徐和小万都很高兴,都对王富贵说:“派出所很快就要设立警长制,你就在所里干,保证人尽其才。”不过,张建军已正式向李邦国打了招呼说:王富贵是块刑警料子,非八大队莫属,放在你们派出所纯属浪费人才。王富贵听到了,都是笑笑不吭声,反正他无所谓,只要有案子破就行。

最有意思的是王平。总结评功会后,王平找到老伙伴刘文德谈心,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真搞不懂,以后案子都得这么破?”

(《王富贵破案》上、下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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