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医从文”四误读

《藤野先生》一文中有这么一句：“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此变化就是常说的“弃医从文”。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对此语做过解释：“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我总以为“从文”就是写作，即鲁迅先生离开仙台之后，就开始了正式的写作。近看曹聚仁先生的《鲁迅评传》及《鲁迅年谱》，才知并非如此。曹氏之书据说是研究鲁迅先生的最权威著作，现根据曹书将鲁迅先生离开仙台后至写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前主要从事的活动简列如下：

1.1906年3月（26岁）离开仙台回东京，4月，所译《地底旅行记》出版（凡尔纳原著）；

2.1906年5月，所编的《中国矿产志》、《中国矿产全图》出版（与文艺无关）；

3.1907年欲办杂志《新生》，但因经费、人力问题而搁浅；

4.1909年，与周作文合译《域外小说集》（两册）出版，“销数都很坏，在东京只销了二十部，在上海也差不多。”

5.1909年6月归国，在杭州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

6.1910年上半年任教杭州两级师范，九月间，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那时，他正在研究植物学”；

7.1911年上半年，仍任绍兴中学教员，冬天，试写第一篇小说《怀旧》，意在讽刺当时的革命；

8.1912年1月，任南京教育部部员，2月，完成《古小说钩沉》，6、7月间，在北京连续讲演《美术略论》，八月后，编纂谢承的《后汉书》，并开始抄录《唐宋传奇集》；

9.1913年，刊行《会稽郡故书杂集》，计有八种。

10.1913年8－10月间，翻译了上野阳一所著的《艺术鉴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刊在教育部日报上；

11.1914年开始看佛经；

12.1915年（35岁），1月，翻刻《百喻经》成书，后主要钞古碑；

13.1916年，无；

14.1917年，看旧书，拓碑；

15.1918年4月，《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

综上所录，鲁迅离开仙台后至发表《狂人日记》时其间12年余，所做的主要与“文艺”相关之事，其一办杂志（未出而夭折）；其二翻译一些外国作品（其翻译风格为人所不喜，故译著未能流行）；其三从事一些学术研究，但此类研究多是古时文化的补救与延续，并非“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于是我想，鲁迅先生的自尊心与爱国情感受在仙台受到极度伤害，于是决定“弃医”，立志“从文”，其意志之坚、决心之强使人心悚，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到他告别仙台之后就会在文艺界中纵横驰骋，以自己的雄健文笔来解决医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在漫长的12年中，鲁迅先生只有某些并没有影响力的译著出来，而并无一部“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的文艺作品出现（《怀旧》基本无声）？而即使是《狂人日记》的写作，也是钱玄同所敦促，“终于答应替他们做文章”，并非自己主动出击。

由是我想，我们或许对“弃医从文”存在了误读。

第一，我们误解了“从文”的含义。一般的感觉，“从文”是指从事写作，甚至特指文学创作，而鲁迅先生弃医之后的12年真正的创作极少。

第二，我们夸大了“弃医从文”时转折的力度。在课文中，似乎力度极强，令人心紧，但后来的淡淡移靠告诉我们，当时的愤然或许也有心血来潮的影子；

第三，我们夸大了从“弃医”到“从文”的速度。虽说“提倡文艺”并非仅是写小说，但鲁迅这十二年中所为，与“提倡文艺”相关者仍太少，我们还很难得知，如果没有朋友钱玄同的“敦促”，先生是不是还在“钞古碑”。

第四，我们忽视了生存环境对于行为的影响。在仙台，当自尊与爱国情感受到严重刺激之时，先生义愤填膺，断然决定“弃医从文”；但回国后一则少了心灵的刺激，二则又为应对生活中诸多问题，先生又显得淡然与静穆，两个形象之别远矣。而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的“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一句中的“那时以为”四字，就可以明显读出那时与现在的想法或许存在有不同。

人的际遇在不断变化，我们的行为自然受制于生存的环境。但不管怎么样，课文里的那个“爱国青年”的形象在我心中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