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兄弟叫顺良
我们的兄弟叫顺良
2013.2.16
我第一次见到顺良是1988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大专毕业，爱人还是军校学员，他第一次请我去家里做客，见见他的家人，公开我们的恋爱关系。在爱人家里，他指着一个身材高大，行动迟缓的人向我介绍：这是我的兄弟顺良。
一看就知道顺良是个不健全的人。他身板硕大，手和腿又瘦又长，躬身曲背，走路和站立有些摇摇晃晃，让人担心他会栽倒在地，但他已经习惯了那样走和那样站，基本能保持好身体的平衡。他眉骨高耸，两眼深陷，脸盘胖嘟嘟的，看人的时候有点斜视，那眼光不看人时有些呆滞，看人时放射出和正常人眼里相同光华。他穿戴整齐，干净而安静，除了没有劳动能力之外，吃饭穿衣基本能够自理。当爱人让他把我叫姐时，他听话地小声叫了一声。
1991年新春时节，我休产假在家里住了几个月，对顺良有较多的认识。其时顺良穿的衣服都是爱人的旧军装，村里的人给他取一个绰号叫“老军干”。他很爱惜身上的军装，常常在太阳底下自己抚着衣襟笑，或者弹着身上他想象的灰尘。姐夫妹夫爱开玩笑，说要他的军装穿，他就把衣服藏起来，如果找不到地方藏就抱在手里，特别不安。有时候吃完晚饭，姐夫妹夫们坐在家里聊天，开玩笑说不回家了，要跟顺良睡。他吓得赶紧去睡觉，占好自己的床。
一次，我去厨房盛饭，顺良正在厨房准备盛饭，见他行动迟缓，我就接过他的饭碗帮他添了饭，他从我手中接过饭碗时，说：“哎呀，么吃哽到了。”这是我老家的一句幽默的客套话,意思是我盛的饭他受用不起，会让他受宠若惊地噎着了。听他这么说我感到特别可乐，想不到顺良还会开玩笑。
家里除了姐姐妹妹、姐夫妹夫常来之外，村里人也喜欢来家里坐，他们都喜欢跟顺良逗乐。有人问：等你哥哥回家了把你带到海南去好不好？他说：带到海南去吗？好。问：带到海南去把你丢了或卖了好不好？他说：丢了卖了吗？不去。人们和他逗趣时，他会高声大笑，笑过后又会长叹一声，他知道这是开玩笑，因此非常配合；而那叹息中，仿佛也有他身不由己的无奈。婆婆说：“我的全良（爱人的小名）从来没有嫌弃过顺良，他回来要是去走个亲戚，还要带着顺良，也不怕顺良这个样子丢了他的人。”婆婆的言语中，有无奈更有欣慰。
哥 俩
虽然我亲眼见过爱人在家里给顺良洗脸，和顺良共着一盆水洗脚并帮顺良蹉脚，用自己的剃须刀给顺良刮胡须，帮顺良剪头发，指导并要求顺良用压缩式抽水机抽水，和顺良聊天引着他说话和交流……但我对爱人和顺良的感情还是有些怀疑，我对爱人说：“你怎么会对他这样一个人有感情呢？他不能和你分享快乐，也不能和你分担艰难，你们之间没有感情上的交流。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你的兄弟？”爱人说：他是看着顺良长大的，并曾经引着他慢慢学会走路。顺良小时还会唱歌，会做着动作唱“巴扎嗨”。爱人还说：如果自己没有考取军校，回到家里当农民，就有时间把顺良训练成一个劳力。自己好的命运却贻误了顺良，安知自己顺利的成长，不是因为占了弟弟的运气呢？我虽然不能理解爱人为什么对顺良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但是知道·*顺良是他的兄弟，这就足够了。
1992年秋天，爱人结束探亲假回海南后，我从大冶独自回家去接在家断奶的儿子。儿子还不会说话，十天不见，他显然记得我，而且有不少在家里的见闻想向我表达。他先拉着我的手到猪圈门前，指着猪“唔唔”有声，向我介绍家里有猪；再拉着我的手到晒场上，指着顺良“唔唔”有声，向我介绍家里还有这样一个叔叔。顺良走过来问我：“那个人呢？”平常都是爱人和我一起回家，而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他在表示对哥哥的关切。我故意反问他：“哪个人？”他笑笑说：“袁绪良。”这是爱人的名字，我平常是这样称呼他的，但这个称呼从顺良嘴里说出来，格外有趣。我忍住笑告诉他：“袁绪良回海南了。”他听后说：“哦，回海南了。那他没有叫你带点东西给我吃？”我才想到，爱人每次回家总会带点小吃给他吃，而我回家匆忙，还真没有带什么东西。我说：“下次吧，下次我记住给你带东西吃。”他听后笑咪咪地走了。我看着他摇摇晃晃的背影，心想：这就是爱人念念不忘的兄弟。
1994年冬季，父亲突发心脏病逝世了，1995年春季小妹出嫁了，家里只剩下顺良和母亲俩。住在同村的二姐接管了顺良和母亲的日常生活，这样，母亲就能够抽身偶尔来海南和我们一起生活。婆婆来海南，她住一阵子就要求回家，如果在夏天，她担心顺良口渴了不会倒水喝，担心他不会挂蚊帐会被蚊子咬。如果在冬天，她担心顺良天冷了不会添加衣服，卧病在床吃不上热饭。
有很多年，我们很少回家。偶尔回家，见到顺良，人们还是开着哥哥带他到海南来、再把他扔了卖了的玩笑，但这玩笑却让我们听着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因为父亲不在了，顺良从过去那个好玩的兄弟变成了一个明显的负担，总担心那玩笑中隐含着对顺良的排斥。虽然爱人一有机会回家，就一如既往地默默照料顺良，明确表态顺良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会推卸赡养他的责任，但当时我们在外白手起家，住处窄逼，真的没有能力带上他。
渐渐地，顺良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患有严重的肠胃病，还有季节性软骨病，病了就卧床不起。婆婆为他浆洗补晒，照料他吃喝拉撤。
2009年新春时节，母亲带顺良理发时顺路去大姐家，大姐发现顺良有一只眼睛白内障已经失明了。爱人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着急，他说：顺良已经是个行动不便的人，如果再瞎了眼睛，母亲照料起来更加困难，他自己的日子更加难过。他决定把顺良接到海南来治病，顺良没有身份证，只能坐火车，他回家去接顺良和母亲来海南。
顺良终于要随哥哥来海南了，他很高兴。村里用车把他们送到武汉，武汉的朋友又帮忙把他们送到火车站。爱人带着一个行动迟缓的残疾人，一个老人和几包行李进了站。在武汉火车站，要乘自动扶梯去站台。爱人好容易让顺良和母亲站上扶梯，当感应扶梯启动时，冷不防顺良站不稳，巨大的身体向后倒下，把婆婆带倒了、把爱人压在扶梯上，用婆婆的话说“把电梯都吓停了”。爱人的一只手臂被扶梯上的棱刮出几道深槽，鲜血直流，所幸婆婆和顺良完好无损。到站台后，爱人又背着比他高大比他重的兄弟，一溜小跑赶上车。一路上，爱人不敢安睡。婆婆上厕所、顺良上厕所他都得陪同，而顺良因肠胃病，上厕所的次数特别频繁。我在三亚把他们仨接回家后，爱人就倒在床上，从早上八点呼呼睡到下午五点。
顺良和母亲在海南住了一年半的时间，他先后摘除了两个眼睛的白内障，还基本治好了结肠炎，也找到了软骨病的根源是缺钾，当软骨病将发之时，只要服用两片补钾的药就好了。爱人为他备好药，顺良也会根据需要服用。
顺良第二次摘除白内障时，爱人在医院里陪住，顺良想上厕所，爱人说：“你要我帮你上厕所，你知道我是哪个？”顺良说：“我不知道。”爱人听后有点伤感，说“我是你的哥哥，你叫我一声哥哥，我就带你上厕所。”顺良不好意思地笑着，并不叫。爱人有些动情，说：“我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你都不叫一声哥哥。你不叫你就在床上拉，我不管。”他还是笑着不叫。爱人生气了，说：“你不叫我，让你一个人在医院呆着，我回家不管你了。”顺良还是不叫，并告诉爱人他已经拉在床上了。爱人听后非常气忿，他拿件干净裤子扔给顺良说：“你自己换，我不管你。”这时顺良才笑嘻嘻地说：“哥哥，我冇拉在床上。”原来他是在和哥哥开玩笑。
那一夜，兄弟俩睡在病房里聊天，顺良几乎能说出村里所有人的名字，也知道每家里人和人的关系，还知道村里谁家的儿子娶了谁做媳妇，生的孩子叫什么名字，谁的女儿嫁给谁，生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并向哥哥一一介绍。说得投机和激动，兄弟俩都难以入眠。爱人在电话里惊奇地对我说：顺良心里什么都知道呀！我对爱人说：都说顺良傻，其实他一点也不傻，他心里很有数。他是上天特派的一个使者，来到你们家来考察人心。
顺良在海南的一年半时间里，家里有足够的零食和饮料，婆婆象照顾小孩子一样，隔一会给他一块盼盼面包，隔一会又给他一袋阿胶蜜枣，隔一会又给他冲杯麦片喝。婆婆耳背，爱人给她配了个助听器，她戴了一会儿再也不想戴了，说是戴上后哪里的声音都来了，吵得慌。我们和婆婆说话必须用很大的声音，但我发现，即使婆婆的眼睛没有看着顺良，顺良用很小的声音说一声“要喝茶”，婆婆总是听得见。她在顺良出生时吃药而损伤的听觉神经，有一根为了顺良而顽强地坚守着。
爱人定期给顺良理发，还教他拖地，教他用哑铃锻炼臂力。他想培养顺良的自理能力、劳动能力。可婆婆却总是把顺良当一个小孩子，不让他干活。顺良当然很享受母亲的照料，喜欢了吃了睡睡了吃的日子。但他也有自己的小狡滑，当我们在家时，他就假模假式地拖地、或者举几下哑铃。爱人说：如果不是从小就被母亲惯着，他本来可能成为一个好劳力。如今，母亲惯着顺良四十多年了，她四十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照料他，虽然她也跟我们抱怨，虽然她有时也气愤地狠狠地揍他，但当其他的儿女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母亲心里、眼里就只有顺良，这既是母爱的伟大，也是母爱的悲哀。
只有这一张三人同框照
2010年国庆节，大姐的儿子要结婚，我们都回家去参加大外甥的婚礼。因为顺良没有身份证，我们还是坐火车回家（当时买车票不用身份证）。上车的时候惊心动魄，先是爱人背着顺良一路小跑，我和婆婆各拿一部分行李跟着跑。到了车门边，爱人先上车去放行李，我和顺良站在门边等待检票。上车的那一刻，顺良把脚伸到站台和车之间的缝隙里准备踏下去，底下是空的，有一米多深，要是掉下去很难把他提上来，而火车几分钟就要开了。我吓得一把抱住顺良，一边叫“不能放下脚，放下就掉下去了”，一边喊“谁帮帮忙，提他一下”。别的旅客都在我身后帮不上忙，有一个好心人替我拦住身后的人，不让人向前挤到我，他则用一只手在后背上撑着我的身体。而那个站在我们身边的检票人非常冷漠，她搭拉着眼皮看都不看顺良一眼，更不用说伸手帮扶一把，任顺良靠在我身上僵在那里、堵在门口，直到爱人放下行李折回来把顺良拉上车。我吓得出一身汗，手脚发软。一路上，婆婆、爱人和我都累得憔悴不堪，只有顺良能吃能睡，回到家面不改色。从那以后，顺良的身体好多了，他还是在老家过着自己悠哉游哉的日子。
村里和顺良同年出生的人有三个，这三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另外两人先后夭亡，只有顺良平安地活到四十几岁，而且还基本健康地活着。姊妹们都会嗔他责他逗他笑他，但他是我们的兄弟，没有人嫌弃他。他长年和二姐生活在一起，有病了他们为他求医问药；大姐会关心他冬天冷不冷，为他做棉鞋，为他做加长线裤；大妹到夏天会给他买几条大裤衩；他一年四季上厕所用的手纸，小妹会为他准备充足；爱人出差到哪里，总是要找四十五码的鞋子买给他穿，如果他生病了，义不容辞地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就连儿子假期回老家，也会象他的父亲一样，给顺良叔叔理个发。
我曾经对爱人说：顺良是白活了一生，他的人生毫无意义。因为他没有做一件有益的事情，也不可能成一个家，除了吃和睡，什么都不会。现在，我觉得自己错了。其实，活着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而顺良的人生意义还在于：他用自己的人生证实了母爱的坚韧，手足的情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