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卧游:帝国的黄昏与消失的宋瓷 - Sir Percival David

Important Collectors

SACA学会是一个多元开放性的学术实践平台,致力于古代艺术与当代生活美学的融合实践与研究成果交流。

Sir Percival David(大维德爵士)是东方陶瓷学会的重要成员,1930年加入东方陶瓷学会,随后发表关于“秘色”与越窑汝窑的鉴定等超越时代的重要学术文章。在好友兼精神导师Eumorfopoulos的带领下,大维德爵士完成了其收藏两大目标:1. 以清宫标准建立陶瓷收藏序列;2. 在伦敦举办一场伟大的中国艺术展览(1935 Burlington House),他庞大的精神物质遗产为后世点亮了一盏不灭的明灯…

高山卧游:大维德爵士的宋瓷帝国

Aesthetic Pilgrimage

The Unrelenting Power of Beauty

▲ 北宋汝窑 — 大维德基金会藏,大英博物馆

家庭背景
“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出生于印度孟买著名的犹太家族,其父亲Sir Sassoon David是印度银行(Bank of Inida)的创始人之一。大维德继承了其父的爵位,并因家族生意关系,开始有机会接触中国与远东…”
当我们去回顾大维德爵士的一生与其成就的时候,首先值得一提的是 — 他并不是英国人。虽然他后来定居英伦,也拥有一个爱德华时代的名字,但他实际上是出生在印度犹太豪门的一个富二代。
1913年,21岁年轻气盛的大维德娶了他的表妹,并移居英国。1914年开始接触收藏,1920年他娶了第二任太太,Sheila Yorke Hardy,也就是后来的Lady David。
▲ 大维德爵士(1892-1964)与夫人Lady David在纽约
人生目标

“大维德爵士的人生目标有三个,前两个与收藏相关,第三个与学术教育相关。 在Eumorfopoulos的协助带领下,大维德爵士完成了其人生收藏的前两大目标(建立收藏,举办展览);1950年大维德爵士成立大维德基金会,并将藏品序列捐赠给伦敦大学,完成其人生第三目标…”

1. 清宫标准的序列收藏

1927年大维德爵士到了中国,被当时北京传统的艺术鉴赏收藏气氛所感染,下定决心要以清宫旧藏的标准建立一个陶瓷收藏序列。

“溥仪1924年刚被赶出皇宫,的确,当时中国老的社会秩序正在瓦解,而这样的时局也为有知识、有判断、又有大量资金的买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购买良机…”

北京1924

▲ 北京1924,喜仁龙:西直门
▲ 北京1924,喜仁龙:平则门外
▲ 北京1924,喜仁龙:东便门
2. 举办伟大的展览
大维德爵士的第二愿望就是在伦敦举办一个由清宫旧藏、欧美各大博物馆组成的伟大中国艺术展览,并在1935年做到了 — 他与东方陶瓷学会的长辈们(Eumorfopoulos、Hobson、Percival Yetts等)共同举办了著名的皇家艺术学院伯灵顿展览(The Exhibition Burlington House 1935-6),规模史无前例,难以超越。
3. 大维德基金会 &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大维德爵士从1930年开始资助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艺术学位课程,1950年他成立了大维德基金会,并将整个收藏捐赠给伦敦大学。
2006年,大维德基金会的整个运营预算被砍掉2/3,降到了10万英镑一年,使得整个基金会无法维持下去,基金会随即与一步之遥的大英博物馆签订长期借展合约,在Sir Joseph Hotung的资助下,大维德基金会藏品序列转移到大英博物馆,由大英博物馆策展并提供更先进的展陈条件与设备。
▲ Stacey Pierson teach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for the BA Global Cultures of Chinese Ceramics
2007年,亚非学院与大维德基金会签署长期合约,保住了大维德基金会档案和图书馆,与Sparks档案馆一起,亚非学院依然是伦敦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学习中心之一。与此同时,亚非学院的中国课程继续用大维德基金会在大英博物馆的借展展馆作为授课的场所之一;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大维德爵士将藏品序列和图书馆分开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与英明。
▲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何鸿卿爵士(Sir Joseph Hotung)在大英博物馆
收藏之路
“年轻的大维德爵士从一开始便拥有成为收藏家的几项必备品质:洞察力(Percipience)、图像记忆力(Visual Memory)、灵气(Ingenuity)和不懈追寻(Tirelessness in Persuit)的特质。在具备这些优秀品格之外,他还拥有藏家中比较罕见的:学者般的直觉和素养…(Scholarly Instinct & Discipline)”
▲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元代青花 — the 'David Vases',大维德基金会藏
大维德爵士1914年买入第一件藏品,1924年第一次到中国,在1925年应邀协助设计一个在紫禁城内举办的宫廷艺术珍宝展,回来后在Eumorfopoulos等前辈的接纳下,得以进入东方陶瓷学会的顶层小圈子。
东方陶瓷学会(OCS)1921年由Eumorfopoulos创立,起初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由12位“业余”爱好者组成,是一个封闭的顶层小圈子,学术图录也是仅为内部流通。大维德爵士初来乍到,又不是传统英国贵族,年仅38岁便被学会认可,足可见其天赋异禀…”
入会后大维德爵士不负众望,先后在学会发表了关于“秘色瓷与越窑”、“汝窑的鉴定”等对后世影响至深又极具启发性的重要学术报告。他积极参与组织了伟大的1935年Burlington House中国艺术展览,牵线搭桥,亲力亲为,完美展示了其过人的沟通和统筹能力。
▲ 大维德爵士图录序言,“黄庭坚”体墨书展示超人才华
大维德爵士好学上进的另一个例证就是其语言能力:继承家业后,无论是从海外业务所需亦或是出于收藏要求,他开始逐步学习中文,并取得极高的造诣,写得一手的“黄庭坚”体毛笔字。在中国购得曹昭撰写《格古要论》的早期刻本后,大维德爵士开始致力于翻译并出版Chinese Connoisseurship(中国艺术鉴赏)一书,此书最终在大维德爵士去世后的1971年出版。
▲ 端方的艺术品经纪人,著名学者福开森(John C. Fugerson)
“大维德爵士跟著名艺术品经纪人福开森(John C. Fugerson)关系密切,上海的武康路曾用其名字命名。1925年,福开森与大维德爵士作为咨询委员会成员参与故宫博物院开放的改造、布展,而大维德爵士是捐款数最多的外国人…
清宫的藏品给大维德爵士带来极大的震撼,这也直接促使他成为英国最早提出以中国皇室品味的高标准进行收藏的收藏家。
“与众不同的是,大维德爵士并不只是收藏明清的御用官窑,相反的,他将重心放在了带御铭的宋元器物,多为乾隆旧藏,这意味着,大维德爵士从一开始的学习对象就是顶级收藏家乾隆及其高古的品味:汝窑、南宋官窑、哥窑、钧窑等宋瓷,起点超凡…”
大维德爵士不仅辨别真品能力非凡,他另一个成就是成功辫伪了项元汴的“历代名瓷图谱“,并指出,目录曾经存在过,但配图丢失,因而所绘图录为臆造之作。
▲ 项元汴 — 历代名瓷图谱,大维德爵士认定为图版臆造

大维德爵士是一个天赋超凡,又善于把握机会的勤奋年轻人,天时地利人和绝对不会被如此有准备的人浪费掉。他很快趁清宫旧器不断流出内廷的机会,在1927之年前间接购得一批刻有年代名款、御制诗的瓷器(包括多件刻有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的宋瓷…”

他一生收藏超过1500件陶瓷,他的庞大收藏遗产最终在1950年,连同所藏中国及东方艺术书籍一起捐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成立“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大维德基金会(简称PDF),成为西方中国艺术的一颗闪耀明珠,持续为中国艺术研究发光
伯灵顿展览
Exhibition Burlington House, RA 1935-6

1935-1936年的伯灵顿展览是史诗级别展览,由学者Hobson、亚非学院教授Percival Yetts、大维德爵士和东方陶瓷学会主席Eumorfopoulos先生组织。全世界有超过240个来自博物馆、机构、学者、藏家和古董商加入这个盛会…

这个全名为“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览,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造访的人数高达401768人,学生和机构享受门票折扣价。展览一共售出108914本图录,3486本附加图册,2196个展览手册以及336本Royal Society Arts Journal。每4位访客就有1位购买了相关图录,展览带来知识的正能量很快就在海内外远播。

故宫博物院为此次展览准备了超过1000件藏品,分装在93个箱子里,由英国海军军舰H.M.S Suffolk押送,于1935年6月7日由故宫和教育部两位代表亲自押送前往朴茨茅斯,同年9月,4名故宫专家亦加入队伍,负责展品拆封及展览期间安全,难以想象今日的故宫博物院还会愿意为了人类文明用这种规模倾囊而出,因此伯灵顿规格绝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帅气的大维德爵士在1935年伯灵顿展览(左四)

这次展览多达3080个展品,分布在Burlington House的16个不同的展厅。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展览的Floor Plan,整个布局采用了年代的次序:从商代、春秋战国、唐、宋、元,明,清代… 对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侧重。

“这次展览非凡的品味,可以完全从展厅的安排中体现出来,商代、春秋战国、北魏和唐代雕塑各占一个展厅,宋代部分占据了整整4个展厅:高古艺术在当时一流的藏家、学者、先驱心中的比重与位置一目了然。”

“除了1/3来自中国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安徽省和河南省博的藏品之外,其他的藏品由英国藏家如Eumorfopoulos、大维德爵士、Hobson,英国古董商包括C.T. Loo卢芹斋、山中商会Yamanaka、Bluett & Sons、Peter Boode、Spink & Son Ltd 和 John Sparks等华丽阵容组成…”

▲ Eumorfopoulos和Hobson在纳尔逊博物馆欣赏一块汉代石板

“这尊卢芹斋提供的神品隋代大佛,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由于体量巨大,被放置于楼梯口,前往大维德爵士的展厅的观众可环绕着这尊主佛缓缓上升… ”

“左边背景的两尊神品级别天龙山唐代佛像,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右边刚从箱子里取出的武丁青铜重器,现为根津美术馆镇馆之宝… ”

“伯灵顿的展览,可谓是开辟了一个极高的起点。这个展览的规模、策展的角度、对学术的包容性、学术机构藏家与经销商的重视程度,都在一个近乎完美的状态”

这些展览的器物大部分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有少量的器物今天还能出现在市场上,但都有非常高的溢价,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传承”(Provenance),给器物带来的不仅是光环,还有人性的光辉与前辈的审美
主要人生事件
帝国藏品的收购
1924年,32岁的大维德爵士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当时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崩塌后的混乱时期,大量皇宫珍藏的文物通过溥仪、溥杰以及太监等各种途径从宫中流散到社会上。
▲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合照,1924年北京
“1927前后,京城开始传言慈禧太后为了筹措“庚子赔款”在1901年将一批内府秘藏珍宝抵押给了北京的盐业银行,大维德爵士果断把握机会,在冒着个人生命危险,承受银行不诚实交易的压力下,以个人名义豪气买下了他亲自挑选的40件帝国藏品…”

经过繁复的手续和安排,大维德爵士终于将这批藏品分三次从北京运送到美国。他于1930年前后回到北京帮忙做展览,清点整理藏品库存的时候,又通过经销商以及其他关系,购买到更多的清宫旧藏。

故宫博物院展陈

1930年,大维德爵士回到北京,他随即说服故宫的官员,将一系列的清宫旧藏陈列到紫禁城的一个馆里,并由他本人出资资助修建与调整展陈。展览随后获得空前的成功,出版了画册,观展人数远超预期。

多切斯特酒店

1931年,多切斯特(Dorchester Hotel)展出了大维德爵士的序列藏品,并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夕,随后序列因安全原因一度被转移到印度。

二战 - 航空业的影响

大维德爵士为英国航空业提供了资助,他认为航空是二战的关键。1940年前后,他还亲自造访了美国飞机制造工厂,了解各种制造工艺。他最终决定英国的蚊式战斗机“Mosquito”是他觉得最值得推崇的产品,并随后为其量产提供了资助。

上海和南非

“1941年,大维德爵士和他的妻子从美国到印度旅行经上海,结果正好发生了偷袭珍珠港事件,他们很不幸的被日本人拘禁,在上海被关押9个月后,最终得以和其他美国、英国人一起与莫桑比克境内的同等数量的日本公民进行了人质交换…”

在他们被拘禁期间,大维德爵士患上了致残性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导致他的余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大维德爵士和戴维夫人在南非度过了余下的战争岁月,但他们并没有停止思考,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在此期间确立了他们的收藏和图书馆最终处置的一些计划,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馆藏和图书馆应该保持分开独立的两个个体。

瑞典国王Gustav VI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是伟大的中国陶瓷收藏家和鉴赏家,在1950年成为国王之前,古斯塔夫六世就一直是大维德爵士多年的老朋友,他多次亲自到伦敦拜访大维德爵士并一起上手讨论瓷器的各种类型和断代问题…”

大维德爵士和大卫夫人亦是陛下和路易斯女王的常客,频繁的往来使得大维德爵士得以近距离学习皇家收藏,这包括两个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和国王其他朋友的收藏。

▲ 大维德爵士与挚友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多夫(1963年)

▲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多夫
大维德爵士藏品
大维德爵士的藏品序列现以借展形式展示于大英博物馆第95号展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授课地点,其完善的设备和先进的展陈由何鸿卿爵士(Sir Joseph Hotung)资助建立

“大维德爵士拥有两大故宫以外最显赫的汝窑收藏,他与东方陶瓷学会的成员Eumorfopoulos、Sir Herbert Ingrim、Sir Alan Barlow、Sir Harry Garner、Alfred Clarke等前辈有密切的藏品交流;他精通汉语,有着良好的政府和人脉关系,又有充沛的资金,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握时机,最终成就了一个超凡的私人收藏序列…”

“这件汝窑花瓶之无上神品,大维德爵士购藏自长辈Eumorfopoulos,存世孤品,器型造型来自青铜器,可见宋徽宗对夏商周青铜器物的重视…”
“根据大维德爵士记录,该件川端康成旧藏同款的汝窑盘,在中国以10英镑购得…”
“这只南宋官窑粉青胆瓶,存世孤品,根据R.L.Hobson的记载,大维德爵士在1930年代的中国以600元中国钱购得…这无疑是修内司官窑的极品,釉光莹润,器身环绕着金色的大开片,不仅令人想起南宋宫廷旧藏玉津园…”
“这件钧窑紫斑洗来自Eumorfopoulos旧藏,著名经销商Bluett & Sons购自苏富比,再于1940年5月29日以345英镑的价格卖给大维德爵士…折合通货膨胀相当于今天的19153英镑…”
“白釉兔镇十分罕见,站立的兔子更为罕见,玫茵堂珍藏有同款。该作品釉面有细开片,有可能是唐代巩县窑巅峰期的作品…”
“该梅瓶是大维德基金会定窑收藏的代表作之一,1931年大维德以140英镑购自北京Shen Zhifu (Shen Chih-fu) Collection。梅瓶施象牙色釉,釉面自然垂流形成泪痕效果,颈部双弦线下以刻划花和篦划手法装饰牡丹纹,近圈足处饰双层莲瓣纹。高品质的定窑器物是作为贡品进奉北宋宫廷的,正如此梅瓶。”
“龙泉琮式瓶是南宋瓷器仿青铜礼器的代表作,与一般生活美学用品不同的是,这类器物的精神性更高,也因此更高级。该件器物来自著名的晚清青铜器收藏大家端方的旧藏,相信是大维德爵士通过端方的经纪人福开森(Fugerson)购得…”

结语

大维德爵士是一位有持续性影响力的藏家,他展示了身为一名伟大收藏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不但要有洞察力(Percipience)、图像记忆力(Visual Memory)、灵气(Ingenuity)和不懈追寻(Tirelessness in Persuit),还要有学者般的直觉和素养…(Scholarly Instinct & Discipline)…”

▲ 大维德爵士(左一)与卡尔坎普(中间)、瑞典国王(右三)在伯灵顿展览(1935),商代安阳武丁方盉,现藏根津美术馆

大维德爵士的一生被贴上了三个标签:伟大的瓷器收藏家、伟大的策展人、伟大的教育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讨论秘色瓷与越窑,他是元青花纪年罐的主人,他对汝窑的鉴定论文比发现汝窑清凉寺窑址还早将近半个世纪…

“大维德爵士是一个好学、正能量的富二代,他善于把握时机,将其显赫的身世、灵气逼人的才华和超人一等的学习能力转化成正能量,无私分享自己的资源和收藏,亲力亲为,砥砺前行… 他一生的好友众多,几乎涵整个20世纪的所有收藏精英,他敬佩的戛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都感慨地赞誉大维德爵士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艺术鉴赏收藏家…”

▲ 文化连接世界 - Gregory Porter, B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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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撰写得到了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伦敦大学SOAS的数字资料支持,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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