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验方』名医陈苏生验方
验方一、 舒冠顺气汤柴胡6g 桂枝9g 香附12g 乌药12g 桃仁9g 红花9g 生龙骨、生牡蛎各30g 丹参12g 白薇9g 赤芍9g 甘草6g方解：柴胡与桂枝同用，一以舒畅气机，一以温通血脉；以香附、乌药之调气，桃仁、红花之活血，合为疏通气血之要药。冠心病患者多有阳浮、失眠诸症，故用龙牡以潜之，则柴胡、桂枝升动之性可戢；加丹参、白薇、赤芍、甘草之清血解热，滋补缓急，对阴虚有热之人亦可施之而无忌。此方与其他治疗冠心方剂相比，较为注意理气，但又不过分使用芳香刚烈之品，所以药性较为柔和，在发病前后之稳定阶段，尤为相宜。如患者并无凝瘀不化之象，不必用大量破血化瘀药，毋使诛伐太过，使虚者益虚。辨证加减(1) 心绞痛：加延胡索9g 川楝子肉6g，以理气止痛，疏肝泄热；痛甚加制乳香没药各9g或加制川乌4.5g；(2) 心区如压，肺气不伸：加青皮6g 佛手片6g 九香虫9g 郁金9g 以行气消痰，散瘀止痛；(3) 面青唇白，脉迟自汗：加制川附子6g 红参6g；(4) 面赤脉数、溲黄：加黄连6g 黄芩9g；阴虚不足，酌加黄精、玉竹、首乌等；(5) 阳虚恶寒：酌加鹿角霜、黄芪、党参等。二、 风心保安汤当归9g 白芍(或赤芍)9g 蜜炙麻黄4.5g 桂枝6g 丹参12g 桃仁、杏仁各9g 远志4.5g 枣仁12g 磁石30g 茯苓(神)12g方解：本方较舒冠顺气汤少香附、乌药等理气之品，但增加了当归、麻黄，反映了风心治血及重视肺循环的本义。当归主血分之病，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当归四逆汤方解中说：“诸血者，皆属心。通脉者，必先补心益血，苦先入心，故张仲景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用当归之苦，以助心血。”本方当归通脉，为血中之气药；白芍镇痉止痛，功能缓急。归芍同用，活血调血，镇痉缓痛，对风心之血行不利有良好作用。麻黄，大剂量对心脏有抑制作用，小剂量对呼吸功能有刺激加强作用，为开提肺郁、宣畅气血之要药。中药麻黄不同于麻黄素，前者为全成分，后者为人工提炼成分。麻黄素应用过频有害心脏，故为心脏之禁药。而平时所用带节麻黄，包含麻黄素与异麻黄素两种作用相反的成分，故临床小剂量应用，不会中毒，蜜炙后更为安全。风心病肺部郁血造成心脏排出障碍，以麻黄开提肺气，加强呼吸作用，与桂枝相配，就有宣肺和营之功，有较强针对性。桂枝为芳香健胃、兴奋活血药，功能解肌和营，有宣通循环障碍，强心利尿之功。佐麻黄走肺脏，佐丹参走心脏，起到调和血脉、强心温肺之用。丹参功兼四物，合麻、桂入肺散血通郁。桃仁镇咳通络，能破症结，通大便，除郁血，合丹参活血祛瘀，相辅相成。配润肺通肠止咳之杏仁，有消除瘀血、镇咳祛痰的功效。磁石镇静补血，能监制麻、桂之兴奋，而保留其宣肺和血之功。远志、枣仁诸药入血通络，入肺解郁，入脑安神，配茯苓(神)补心安神，可治心悸亢进。总之，风湿性心脏病肺循环障碍，关键是郁血痞塞不利，治法须强调“以通为补”，故当归、白芍活血缓痛；麻黄开肺去壅，桂枝调和营卫；丹参、桃仁破结化痰而祛瘀；枣仁、远志强心安神；磁石、茯苓(神)镇静平逆。比之人参养营汤、人参归脾丸、炙甘草汤、加减复脉汤、济生肾气丸之近期疗效，有过之而无不及。辨证加减(1) 咳嗽：加百部9g 紫菀9g 车前草15g。(2) 发绀：加红花6g。(3) 心悸多汗：加生龙骨、生牡蛎各30g 柏子仁9g。(4) 心区痛、胸闷：加香附9g 乌药9g 苏子9g 制半夏9g。(5) 纳呆加苍术9g 川厚朴9g。(6) 失眠：加夜交藤9g 合欢皮12g 生龙骨30g 生牡蛎30g。(7) 痰多易咯：加制半夏6g 陈皮6g。(8)痰粘不易咯：加冬瓜子12g 瓜蒌皮9g。三、三子麻部汤炙麻黄6～9g 杏仁9g 桃仁9g 苏子9g 葶苈子9g 冬瓜子12g 旋覆花9g 代赭石15g 海浮石15g 磁石30g 炒枣仁12g 远志6g 蒸百部12g 车前草24～30g 化橘红6g 生甘草3～6g方解：麻黄宣肺平喘，凡心肺痰气壅遏者多用之。先生常与麻黄根同用，治疗慢支、哮喘、肺气肿等呼吸系统疾病，一开一合，有调节肺气之功效。麻黄根还能缓解麻黄的副作用，这是在古人认识基础上的发展，经上海市第一结核病医院长期使用，确有较好效果。详见第三章《哮喘证治》篇。方中杏仁降气之上逆，桃仁化血之凝瘀，两仁并用有止咳平喘之功。葶苈子泻肺中之水气以定喘行水，对肺水肿者极为合拍。动物实验表明，葶苈子能增强心脏收缩功能，所以用于本病更为有利。苏子温肺下气开痰，冬瓜子清肺化痰排脓，两者合用对肺气壅塞痰涎不利者有良效。本方意宗《韩氏医通》三子养亲汤而不用莱菔子，因其无积；不用白芥子，因其痰非寒饮，不在皮里膜外。改用葶、苏、冬三子，对肺心病更为合拍。此外，旋覆花、代赭石降气并治痰涎粘阻；磁石、枣仁、远志，镇静强心并化痰；百部、橘红为化痰镇咳之良药；车前草既能镇咳，又能排痰并能利水；加海浮石润燥化痰，溶解粘液；甘草调和诸药，润肺镇咳。合而成方，既有宣肺化痰之功，又有强心利尿作用，适当加减，奏效自捷。辨证加减：(1) 发热、痰浓、痰黄：加山海螺24g 蒲公英9g 银花12g 忍冬藤24g；甚者加鱼腥草15g 败酱草15g；退热加白薇9g 柴胡9g 黄芩9g。(2) 伴高血压、喘汗不得寐：加麻黄根(与麻黄等量)。(3) 伴肺气梗塞：加重桃仁至15g 冬瓜仁5g，加枳壳6g 苦桔梗4.5g 郁李仁9g 瓜蒌仁9g。(4) 伴肺郁血肿大：加柴胡9g 生牡蛎30g 赤芍9g 郁金9g。(5) 支气管痉挛，影响排痰时须用解痉药，麻黄改浙贝母15g，酌加干地龙9g 玉蝴蝶6g。(6)粘液分泌(痰粘不利)：加紫菀9g 白前9g 南沙参12g 白果(打)9g或象贝母9g 前胡6g。(7) 痰涎阻塞气机，时时欲厥，又不能作手术者：加猴枣散0.6g 竹沥30ml 姜汁少许冲服。(8) 心力不振、虚气上逆、时时欲脱者：加人参9g 蛤蚧尾4.5g 黑锡丹(包煎)9g。(9) 阳虚汗出发冷者：加制附片9g以护其阳。至于痰的辨证用药，除上述及一般寒热虚实的加减用药之外，浆液性痰加小蓟12g 茅根30g 米仁15g(多见肺水肿肺郁血)；老痰粘滞如絮，咯之不利，加海蛤粉12g 瓜蒌12g 瓦楞子12g；痰涎壅盛、大便闭结、内热口渴，加礞石滚痰丸、竹沥达痰丸适量包煎。四、舒肝和络饮治疗作用：舒肝和络适应范围：气机不畅、血行不利、消化障碍、湿热郁滞。方药组成：柴胡9～12g 生牡蛎(先煎)30～40g 香附、乌药、白芍、当归、郁金、苍术、丝瓜络各9g 厚朴、枳壳、广木香各6g 冬瓜子12g方解：柴胡疏肝解郁、和解表里、祛瘀泄热，牡蛎化痰软坚、清热除湿。二药同用，升中有降，既有舒肝开郁、化瘀解凝、软坚利水作用，又有泄浊排毒、推陈致新作用，为本方主药。香附、乌药、木香调气活血、疏肝和胃、顺气消痞。白芍、当归、郁金养血柔肝、活血解凝、利胆泄热。苍术、厚朴、枳壳温中燥湿、宽胸利膈、散满行滞。丝瓜络、冬瓜子通经利尿、健脾渗湿、泄浊解毒。近年来，在临床中常去木香、枳壳之辛燥，代之以石菖蒲，以其排气而不耗血，去当归、白芍，代之以夜交藤、合欢皮，取其和血安神，而又能解毒止痛。并去丝瓜络、冬瓜子，以其质轻容积大故避而不用。本方旨在舒肝、法在通利，凡是气机不畅、血行不利、消化障碍的肝炎病人，都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五、强肾泄浊煎桑寄生12g 续断12g 狗脊12g 鹿含草12g 土茯苓30～60g 忍冬藤24～40g 连翘9～12g 白薇9～12g方解：先生认为肾病而伴有肾功能不足者，不能一味蛮补，亦不能峻利。他之所以赏用桑寄生、续断、狗脊、鹿含草，是认为此不仅是风湿腰痛药，其实也是强壮肾功能的有效药。四味合用，能守能通，有寓通于补之意，临床收效甚捷。或问补肾强肾何以不用杜仲?先生说：“杜仲守而不走，有固缩小便作用，但不利于泄浊。如果肾虚而小溲清长者，则杜仲自当入选。有的还可加入破故纸、潼沙苑、山药、山萸肉之属，不可拘泥。”清热解毒药，一般常用三黄(黄芩、黄连、黄柏)，而先生则认为三黄苦寒直折，久服败胃，有利亦有弊。而土茯苓、忍冬藤、连翘、白薇，能清热解毒而又无寒中碍胃之弊。方书谓土茯苓、忍冬藤善解金石之毒。现代医学认为土茯苓不但解病毒等“有机之邪”，对滥用、久用化学药物者，又有解毒辟秽之功。凡久服激素化学药品的患者，辄取此类药，有抑制变态反应之能。如有新感染，则蒲公英、虎杖皆可予投。临症时常伴用柴胡、生牡蛎、香附、乌药四味。意在柴牡同用，走淋巴，利水道；香附利血中之气，乌药利气中之血。四者一升一降，一气一血，能宣畅气血，推陈出新，为肾病创造有利条件。辨证加减：(1) 如浮肿较甚，小溲不利者：加泽泻、泽兰、车前子、路路通；(2) 小便利而尿蛋白偏多者：加蚕茧壳、菟丝子、淮山药；(3) 如见小便利而有红血球者：加槐花米、荠菜花、蒲黄(地榆亦可用)；(4) 伴见血压高者：加杜仲、牛膝、旋覆花、代赭石。血压接近正常即去之。(5) 偏阴虚而舌绛口干者：加生地、麦冬、知母、山药；(6) 偏阳虚而舌淡口和者：加制附子(先煎)、仙茅、仙灵脾、蚕蛹(制附子若炮制不透，其中心仍色白如生品者，多有毒副作用，可加知母、生甘草以解之)。(7) 气虚者：加党参、黄芪。同时可加用大腹皮以疏其壅；(8) 血虚者：加首乌、枸杞子。同时加赤芍当归以和其营。以上之加减，多偏于治本之道。由于本方之组合，药性平和，无大燥大烈大泻大利之品，故可较长时间服用。每周停药1天，毋使胃困。如已获效，更须持之以恒，勿见异思迁。先生认为，肾病既久，必然损耗物质，六味、八味实为弥补肾质之要药。但肾脏物质之损耗，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恢复，而临床之表现首先是肾功能之低落，必须优先给以调整，才可免致衰竭，故可同时佐用六味丸、八味丸辅助寄、断、狗、鹿药组之不足。有些病例在加用附子时，有时以附子与生地配伍以强心而解毒，有时以附子与大黄配伍以强肾解毒，颇有相得益彰之功。学术观点一、论理法方药的整体性理法方药的整体性是保持中医药体系之完整性的需要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理、法、方、药4个方面有机组合而成。理是基本理论；法是治疗法则；方是方剂组成；药是药物应用。四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理中有法，法中有理，理法的本身，又原本就是运用方药治疗疾病之临床实践的反映，然而它又倒过来指导方与药的实践。因此，要研究中医，使中医事业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统观全局。如果只重方药，不问理法，硬把理法与方药割裂开来，是不全面的，也势必使整个祖国医学体系濒临解体。当然，不能否认中医也有一方一药的研究，有时“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但这毕竟是经验的反应，不能显示中医治病的规律和对疾病认识的全貌。先生与其师祝味菊先生在《伤寒质难》中，把它称之为“效在于药”。实际上，中医治病除了方药，还有理论依据和治疗法则。如黄连止泻，这是一千年以前的经验方，但泻有寒热虚实之分及兼症之不同，如果都用黄连，效果就不好。早在宋代，寇宗就指出： “今人多用黄连治痢，盖执以苦燥之义，亦有但见肠虚渗泄，微似有血便即用之，又不顾寒热多少，惟欲尽剂，由是多致危困。若气实初病，热多血痢，服之便止，不必尽剂，若虚而冷者，慎勿轻用。”因此，必须在理论指导下，制定恰当治疗法则，结合有特殊疗效的方药，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这就是“效在于法”。如果把中医研究单纯地局限于方药，就好比说“宰牛者是刀，而不是屠夫”了。诚然，从杀死牛的角度说，只要有刀，有力气，任何人只要肯干，肯定办得到，然而不掌握部位、深浅，必将事倍而功半。而若以方药治病，不在理法的指导下根据症情的轻重、病位的浅深、体质的强弱、病邪的性质以及时令的变化去灵活运用，而只是凭着黄连止痢、大黄通便的功能而去用药，那就不仅仅是否能保持中医药体系的完整性问题或是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的问题了。理法方药的整体性是发展中医理论、提高临床疗效和扩展药物效能的需要中医理论，不仅是指几部经典著作，还包括历代医家的论述，并且仍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医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例如中风，唐代以前医家多以“虚中外风”立论，所以其治则和方药，都有驱风和扶正相兼的特点。宋元开始提出“内因说”。刘河间认为是“心火暴甚”，李东垣认为是“本气自虚”，朱丹溪则提出“湿土生痰”，增加了滋阴清热、益气化痰等方法。清代王清任从气血理论着手，认为是气虚造成血瘀，故用益气活血法，发明了“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益气行血。清后期张伯龙、张寿颐等人，则根据《内经》“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的论述，结合西医知识，提出“气血交并于上，冲激脑气筋”之说，其治则强调“平肝潜阳，豁痰开窍”。随着后世理论发展，其治则和方药也渐渐与唐代以前大相径庭，疗效得到明显的提高。由此可见，徒有经验而不能提高理论水平者虽美而不彰。药物研究也是如此。仍以黄连为例，黄连在《神农本草经》中云其“味苦寒，主热气、目痛、眦伤泣出、明目、肠癖、腹痛下利、妇人阴中肿痛”。后世，张元素根据其“性寒味苦，气味俱厚，可升可降，阴中阳也，入手少阴经”的特点，分析它有6种功效：泻心脏火，一也；去中焦湿热，二也；诸疮必用，三也；去风湿，四也；赤眼暴发，五也；止中部见血，六也。王好古根据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指出黄连有安蛔之功。(《本草纲目·黄连·发明》)。说明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黄连的功能也在发展变化。由于黄连有这么多功能，因此临床出现许多由黄连配伍，治疗各种不同疾病的方剂，就不难理解。从中可以看出，中药的研究也不能脱离中医理、法、方、药体系的整体发展。理法方药的整体性体现了中医临床思维方法中医临床一般均以证因法治为序。先列症状，包括舌苔、脉象，然后审证求因，分析病因病机，确定治疗法则，最后组方遣药，有的还附上医嘱。要审证求因，分析病因病机，确定治疗法则，势必要涉及到邪正虚实、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等有关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辨证论治，组方遣药。所以，整个过程就体现了理法方药的思维过程。历代著名医家，尽管他们研究范围各有侧重，但无一不是贯穿着理法方药思维的整体性，尤其是有创见发明、贡献较大的医家，大都是理论上有所突破，随之深化和扩大了某些治疗法则的应用，或创制了一些新的治则，并根据临床各种表现，研制和阐述体现自己学术思想的方剂和药物，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金元四大家就是典型的例子。刘河间在《素问》病机十九条的启示下，提出“六气皆能化火”之说，改变了当时喜用温燥药的习惯，根据祛风泻火、清热燥湿等治则，创用天水散、凉膈散等以寒凉为主的方剂，形成寒凉学派。张从正根据“先论攻邪，邪去而元气自复”提出“汗、吐、下”祛邪三法，开拓了临床思路，丰富了有关方药的临床应用。李东垣以升降为枢纽，进一步发展了脾胃学说，并研制了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等与其理论相一体的方剂，丰富了黄芪、升麻、柴胡、葛根等药物的临床应用。朱丹溪以“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立论，以滋阴降火为原则，加深了后世对黄柏、知母、山栀、黄芩、黄连等药的认识，被称为“滋阴派”。上述四位医家从各个不同方面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学术思想以及方剂药物的应用，就以药物研究为主的李时珍来说，《本草纲目》中也收集了大量方剂，并有许多组方用药的法则和理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越是高明的医家，其理法方药的整体思维就越强，其临床疗效也就越显著。理法方药的整体性表明了中医区别于其它医学的特点先生认为，中医的优势与特点有许多方面，但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理法方药的整体性。因为，中医理法方药的整体性使临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能够充分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样一个感冒病人，地处干燥的北方的地卑多湿的南方、年轻体壮与年迈体弱、有其他兼病和没有兼病，所处方药必须有所不同。但是，都符合中医理法方药的要求，都能把病治好，这就是灵活性。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有一个原则是必须共同遵守的，这就是都要“解表”， “解表”就体现了规律性。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结合，就体现了中医理法方药整体性的特点和优越性。二、调气解郁论中医辨证特别注意疾病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个性的表现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共性正好相反，往往是某一个病种，或某一类疾病，甚至大多数疾病都具有的共同表现。抓住共性，对认识疾病本质和确定治疗原则有极大的意义。共性包括的范围越广，其临床意义也就越大。近年来，对血瘀症和活血化瘀的研究，就属此类。先生在6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苦苦探索，认为“郁”也属多种疾病的共性，提出“凡病多参郁，治郁当以调气为要”的学术观点，并经常以此来指导临床实践，治疗各种疾病，取得良好疗效。病多参郁的理论依据先生认为，人体的脏腑气血津液，无一不在升降出入运动之中，故内在环境，当以气血和谐为根本，若气血和畅则百病不生，如有拂郁，则诸病蜂起。如元·王安道在《医经溯洄集·五郁论》中就说：“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朱丹溪亦曾说：“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丹溪心法·六郁》)。气血津液是使人体脏腑经络保持相互联系的物质基础，流通于人体脏腑经络之中，如环无端。如果发生郁滞，即可出现气滞、湿阻、痰凝、血瘀等病理现象。“六腑以通为用”，前贤早有定论，不难理解。唯有对五脏之“藏而不泻”，人们常易误解，认为既然是要藏，就不存在通。实质上这个“藏”是相对“泻”而言的。“泻”是治疗不当引起的损伤，与“通”是两个概念。《内经·五脏别论》言五脏“藏精气而不泻”是指五脏藏精气宜充盈，有宜损伤。因此，不能把“泻”与“通”等同起来。况且医经对此也有明确论述，《素问·调经论》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于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热论》说“荥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这里的“死”字表示了疾病的严重性。说明五脏之要，也在于通，五脏的精气不仅需要充盈，还要通畅无滞。《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亦说“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更为明确地指出了五脏精气通畅的重要性。人体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的和畅，是怎样表现的呢?先生认为主要体现在气机升降出入的正常运行。《素问·六微旨大论》说：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忆，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把万物的生长壮老忆，都归结为升降出入运动的结果。居于气交中的人，也毫无例外地与天地相应，机体生命的一切活动，亦均以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出现。因此，人体的脏腑气血津液就是以这种运动形式反应各自生理功能的。如肺的宣发和肃降、脾胃的升清与降浊、心肾的阴阳既济、肝胆的疏泄与升降等，影响着全身气机的活动。精气由下焦向上，通过肝脾的升运，由心肺宣发全身，体现了向上、向外的特征；肺气的肃降、胆胃的和降、心气的下交、肾气的摄纳，又反映了向下、向内的趋向。为此古人把气机通畅看成是人体保持健康的必要保证。如朱丹溪提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相反“一有拂郁，诸病生焉”(《丹溪心法·六郁》)。在外感病可表现为出入受阻，内伤病可表现为升降失常等等。戴原礼在《金匮钩玄》中说： “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才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故传化失常而郁病作矣”。因此，气机障碍可以说是所有疾病的基本病理过程之一，而障碍的主要表现就是郁滞。治郁当以调气为要由于气血郁滞常见于各种疾病之中，因此《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治病要“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至和平。”并根据五脏功能的特点，提出“达、发、夺、泄、折”五郁之治。《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说“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意思是说：肝胆气血郁结者，应疏泄条达；心经有热者，该透发于外；脾胃壅滞者，宜消导下夺；肺气闭郁者，当开泄肺气；肾水停蓄者，须利水渗湿。故明代刘纯说： “木郁达之谓吐越，火郁发之乃汗泄，夺土下利令无壅，金泄渗利解表同，水郁折之充逆尔，治之大体须明此。”(《医经小学·卷五·治法》)实际上《内经》治郁不止此五者， “坚者削之，客者除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郁者抒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之类，均属于此，关键是使气血通利。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前阶段兴起了血瘀症研究高潮，活血化瘀正作为通治之宝，在多种疾病的治疗中被广泛应用，推动了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气畅则津布，气郁则津聚，气在人体升降出入运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临床虽有先血瘀而后引起气郁者，但大都是先气郁而后引起血瘀，血瘀症多见于疾病的中后期，尤其是一些沉疴没疔顽疾。而气郁症多见于疾病早中期，其发病范围比血瘀症相对要早要广，并更具共性。故朱丹溪创气、血、痰、湿、热、食六郁说，而丹波元坚氏认为“郁之为病，气郁为最”(《杂病广要·郁证》)。现在临床将黄芪、郁金、降香作为活血化瘀药来研究，也说明活血化瘀与调畅气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治郁实应首重治气，以治气为要。而此治气实质上是调气。人体气机的活动都有一定规律，稍有抑郁也有其康复自愈的能力，先生称此为“自然疗能”。医者当应顺人体气机的活动规律，调整全力的盛衰，诱导上下，开合升降，解除各种郁候，使之恢复健康。尤其要注意发挥脏腑气机的功能。如治肺部疾患应注意气机的宣发与肃降，宣降正常，则津气通畅，呼吸调匀。如失宣肃则可出现呼吸不利，胸闷咳喘。脾胃为四运之轴，升降之根，升降正常，则水谷精微得以上输，浊气糟粕得以下降，如果脾胃升降失常，不仅水谷的运纳受障，五脏气机也受影响。肝胆有疏泄和降功能，如疏泄不足，生发之机被郁，即造成肝气郁结，女子尤为多见；如和降不足，升腾太过，又会造成肝气上亢，甚至血郁于上，使人薄厥，引起中风。心主血脉，全身的血都在脉中，依赖心气推动，濡养全身。如心气不足，势必出现气血瘀滞、气机不畅，与郁症更有直接关系。肾主摄纳气化，水液能在体内运行不息，除了心肺推动布散之外，还有赖肾的蒸腾气化，才能正常升降出入，使“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若肾气不足，气化失常，升降失司，就会造成水液停滞，气机失畅。若脏腑各自的生理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则各种郁滞乃至各种疾病也就无从发生了。有见于此，先生从发挥脏腑气机的功能，亦即人体的自然疗能出发，针对“郁”在疾病中的共性，凭藉多年的丰富实践经验，提出了“宣畅气血”法，拟就了“舒肝和络饮”，用诸临床以调气解郁而屡试不爽。调气解郁的思路与方药治郁须首重治气，治气在此实质上是指调气(巳如上所述)。然而治郁之调气究竟当从何着手呢?先生认为，虽然郁有因病致郁(五气之郁)和因郁致病(情志之郁)之不同，亦即无论其为因为果，最终必然落实到具体的患者，亦即“人”的身上。盖疾病不能离开人体而独立。因此调气治郁归根到底是辨“人”而论治。经数十年之临床观察，先生认识到无论是因病致郁还是因郁致病，都往往影响到患者的食欲、睡眠和大小便。而这三大生活常规，正是人体健康的基本保证。调整这三大常规，也正是先生在临床实践中辨“人”论治、调气解郁的一大特色。盖食欲不但反映营养摄入的水平，同时也是病人对药物治疗能否接受的标志。因为脾胃是消化的主要枢钮，不论饮食或药物都必须经过脾胃的吸收、转输，才能发挥作用，机体才有生化之源。故而食欲的旺盛与呆滞，反映了体内气机之通阻情况。二便是人体湿浊糟粕之排泄出路，直接反映了脏腑运行的情况。二便通调则糟粕得以及时排泄，不利则可测知人体新陈代谢障碍。寐安则神佳，寐不安则神疲，中枢不能自我调节，元气尚且不能恢复，病何能愈?因此，郁虽有气、血、痰、火、湿、食、情志之不同，而先生治郁独倡“宣畅气血”法。在用药上，气分药多，血分药少；在方法上，升降通利者多而补益者少。其自拟之宣畅气血的经验方----舒肝和络饮，即意在通过斡旋人体大气，来保障人体的食、寐、便这三大基本生理功能。人体的基本生理功能不失常度，自然气血和畅，运行无碍。气血运行无碍，则诚如《医方论·越鞠丸》中所说： “气得流通，郁于何有?”当然，在宣畅气血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病种及致病因素，选取对症之药亦是当予顾及的，亦即不可治人而忘病。至于郁之为病，因于情志者甚多，此类郁症除了药物之治疗外，精神治疗亦极为重要。正如《临证指南医案·郁证》所说“郁证全在病者能够移情易性。”故在临证时应关心患者之疾苦，做好思想工作，使之解除顾虑，树立信心。苟能及此，对提高疗效必定大有裨益。舒肝和络饮舒肝和络饮由柴胡、牡蛎、香附、乌药、郁金、菖蒲、苍术、厚朴、夜交藤、合欢皮十味药组成。此方贯穿了先生“病多参郁，调气为要”的指导思想，临床适应面广，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神经精神系统、心血管系统、妇科月经不调等病症，均有较好疗效。柴胡与牡蛎为本方主药。柴胡轻清，升达胆气，胆气条达，则肝能散精，而饮食积聚自下。牡蛎味咸性降，《汤液本草》认为“以柴胡引之，能去胁下之硬”。故二者合用，一升一降，能宣阳气之不达，阴气之不行，不但能宣畅气机，还有软坚散结、推陈致新之功。香附行血中之气，《本草纲目》赞其为“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此因气顺则血亦从之而和畅，因此妇科崩漏、月经不调均用之。乌药气中和血，《本草求真》认为“香附辛苦，入肝、胆二经，开郁散结，每于郁则妙；此则逆邪横胸，无处不达，故用以为胸腹逆邪要药耳。”二者合用，行气解郁的功效更为完善。苍术开提中焦之气以升之，具斡旋大气之功。厚朴温中燥湿以下气，二药同用，健脾燥湿，使中焦大气升降之枢得旋，痰湿之郁得解。郁金行气解郁，化痰散瘀。《本草汇言》谓“其性轻扬，能散郁滞，顺逆气，上达高巅，善行下焦，心肺肝胃气血火痰郁遏不行者最验。”石菖蒲开窍豁痰，理气活血，散风去湿，《本经》谓能“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可舒心气而益心智。夜交藤、合欢皮均有宁心、安神功效，但夜交藤有通络祛风之功，合欢皮有解郁和血之效，同用有通络解郁之功。全方以气药为主，重在解郁除烦，调畅气机，使体内气血津液流通正常，纳欲改善，睡眠安稳，二便通调，为疾病治愈创造良好的内环境。三、五段学说与肝病的病理五段学说初见于《伤寒质难》一书，它从邪正相争的角度，把《伤寒论》的六经分成五个不同阶段。认为： “任何外来的病毒，足以唤起正气之抵抗者，其发病过程，不外五个阶段。'太阳病’为开始抵抗。'阳明病’为抵抗太过。'少阳病’为抵抗不济。'太阴病’与'少阴病’为不同程度之脏器功能低落与整体抵抗能力不足。'厥阴病’为最后之抵抗。”以之解释肝病可作如此理解：(1)甲型急性黄疸型肝炎----是邪毒袭入肌体，正气产生应答性反应。这种反应开抗。此时病理的代谢产物相应地增多。治疗的对策，一般采用清化湿热以排泄秽废，在临床上有积极作用，处理得法，很少发展为“慢肝”或“肝硬化”，其预后一般较好。此为第一阶段，即所谓“太阳病”，用清肝疗法。(2)暴发型肝炎----发病急，病势猛，邪毒重，反应大。病邪来势汹汹，但正气奋发，激起之反应亦非常激昂。奈此时往往肝脏组织破坏太大，机体修复能力跟不上。此为第二阶段，即所谓“阳明病”。宜用清热解毒以抑制病毒，同时适当缓和机体过度之兴奋。这样的治疗，方称为有制之师。属清肝疗法。(3)乙型无黄胆型肝炎----是一种慢性病毒，当其侵入人体，早期并不妨碍正常生活，能吃能睡二便自调，但是出现一种毫无理由的疲劳。这便是一种信息，是唤起人们注意的一种。此时邪正双方正在作“地下之较量”，应调整其内在的抵抗力，使免疫反应保持在适度的水平，创造有利条件，提高抗病潜能。此为第三阶段，即所谓“少阳病”，宜舒肝疗法。(4)迁延性肝炎----是邪毒稽留，正气已难及时发挥，属于“抵抗不济”的一个类型，邪毒不甚，正气亦不强，变成拖拖拉拉的局面。此亦属抵抗不济之第三阶段。此时的治疗对策，一方面要提高抵抗能力，另一方面要安抚、控制病邪的蠢动，着眼点在于调理。宜舒肝疗法。(5)慢性肝炎----肝病已成慢性，例属退行性病变，一方面正气日渐低落难以修复，一方面慢性病变由于再感染也会出现急性活动。此时肝脏组织变性，肝脏功能混乱，而且可以牵涉影响到多脏器。邪正混淆，虚中夹实。此时调理比较复杂，所需时间也较长。这决不是单一脏器之病变，应当侧重于整体疗法。纯补纯攻，大寒大热，都容易偾事。此为第四阶段，即所谓“太阴、少阴病”，宜舒肝保肝交互参合而用。(6)肝硬化肝昏迷----此时肝功能明显低落，不能代偿。若至肝昏迷，说明机体在作最后之抵抗且已显不支，为第五阶段，亦即所谓“厥阴病”。此时大法不离舒肝保肝。然已至最紧要关头，亟需力挽狂澜于既倒，而予中西医结合抢救，不必拘泥于中医治疗为主抑或中医治疗之何法为主也。证治经验一、哮喘支气管哮喘临床分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外源性哮喘常于幼年发病，多与各种过敏有关。内源性哮喘常于成年开始，倾向于常年发作，且较严重。两种哮喘在发病过程中可互相影响而混合存在。其发病原因较多，往往与季节气候的变化、呼吸道感染、职业接触过敏，药物过敏、过度劳累及情绪激动等因素有关。先生从60年代初就开始对本病作专门的研究，至今30余年，积累了丰富经验，疗效显著。他根据本病经常反复发作、迁延难愈、不易根治的特点，认为"在病为实，在体为虚"。 "发时当治其实，平时则兼治虚"，即在发作时强调治病，其治疗原则为:调整肺气哮喘以外邪诱发为多，故发作时往往兼见表闭失宣，因而临床治疗多用宣肺散表之品。但哮喘多有宿根，久病表卫不固者多，宜散太过，肺气受损，造成开合失司，反而达不到治疗效果，所以当兼予固表敛肺之品同用，一开一合，以调整肺气之宣肃功能，使之恢复正常。排痰除浊哮喘从发病现象看是肺气宣散肃降功能失司，但究其病根，还是痰浊作崇。因痰浊伏于肺，复加外感、饮食、情志、劳倦等因素造成痰阻气道，肺气上逆，故发哮喘。且本病每多兼咳嗽，虽予止咳而咳总难已。先生认为，见咳止咳而咳不止者，乃未去其致咳之因，故古人有"咳无止法"之戒，又云:"肺如悬钟，不叩不鸣，外感之邪，叩之则鸣，痰浊内壅，上逆于肺亦呜"。先生常说: "肺有上口，而无下口，痰浊蓄积于气道，随喘息呼吸上下，则成痰呜。保持呼吸道通畅，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成败之关键。"因此，排除痰浊，清除气道障碍，保持呼吸通畅，是治疗哮喘的主要环节。脱敏止咳由于哮喘发病前多有鼻、眼睑作痒、喷嚏、流涕或咳嗽等粘膜过敏先兆，或有持续咳嗽、支气管炎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所以脱敏止咳，也是治疗哮喘的常用方法之一。先生在长期临床基础上，根据以上治疗原则，创立"二麻四仁汤"作为治疗哮喘之基本方。二麻四仁汤炙麻黄4.5g 麻黄根4.5g 桃仁、苦杏仁、白果仁(打)、郁李仁、百部、款冬花各9g 车前草24g 生甘草4.5g麻黄辛散，开腠理，宣肺气，透毛窍，散风寒，解痉平喘，乃发散肺部邪郁之良药。但因其能收缩血管，故高血压患者本应忌用或慎用，又因发散力较强，故体虚多汗者亦忌之。而麻黄根与麻黄作用相反，不但能固表止汗，并且还能扩张血管，使血压下降，呼吸幅度增大。所以二者合用，一开一合，开合相济，既调整肺气，又不致使肺气开泄太过，既能加强肺的活动功能，又无升高血压、助长兴奋之流弊。杏仁走气分，降肺气之上逆，桃仁走血分，化血络之凝瘀，古今医家，咸同此见。妙在先生以二者同用，气一血，既能顺气降逆，涤痰解凝，又能流通肺部郁血，所起功效与单用迥异。郁李仁顺水道，滑肠下气，疏通肺淋巴障碍，清能去着，有通下定喘之效。白果仁敛肺而不敛痰，能抑制痰浊的过度分泌，二者合用，一滑一涩，使已成之痰能化，未成之饮可敛，能起上(痰)下(便)，分消之功，与仲景治喘之姜、辛、味三味合用之法寓意相似。百部、款冬花合用，源自《济生方》之百花膏，擅治暴嗽、久嗽，亦可治痰中带血。车前草、生甘草，排痰止咳，调和诸药。诸药相伍，共成治疗哮喘之绝佳方案。加减：(1)哮喘之发，多有鼻、眼睑作痒，喷嚏、流涕，或咳嗽、咽痒等过敏症状，于小儿尤为常见，可加辛夷、苍耳子；过敏症状明显者，再加白僵蚕、净蝉衣。(2)若服本方出现便溏，一般可不予处理。严重者去郁李仁，加大腹皮、藿梗。(3)湿重纳呆：加苍术、厚朴。(4)便艰：加瓜蒌仁、火麻仁。(5)痰稠不畅：加象贝母、瓜蒌皮。(6)中满气滞：加柴胡、生牡蛎、郁金、石菖蒲。(7)腹胀；加大腹皮、全瓜蒌。(8)热重：加土茯苓、忍冬藤、连翘、白薇。(9)泛恶：加姜半夏、姜竹茹。(10)症情昼轻夜重：加夜交藤、合欢皮。(11)痉咳：加玉蝴蝶。(12)气虚：加太子参、明党参。(13)阴虚：加北沙参、麦冬、知母、玄参。(14)肾不纳气、喘息甚者：加补骨脂、冬虫夏草、黑锡丹、蛤蚧。哮喘未发时，先生则强调治人，即缓解时以扶正培本；温肾健脾益气为主，要求根据患者年龄、体质和病程长短进行辨证施治。小儿哮喘以过敏性为多，平时多食积，所以治疗以健脾为主，常于调整肺气的基础上加太子参、苍术、川厚朴、陈皮等健脾消导之品。中老年久病及肾，所以治疗时多在调整肺气的基础上加温中补肾之破故纸、菟丝子、枸杞子、核桃夹、冬虫夏草、制附子、灵磁石等。伴腰腿酸软者加桑寄生、川断、狗脊、鹿含草、怀牛膝等。亦有用参蛤散者，但大都与调整肺气的二麻四仁汤同用。二麻四仁汤的服法亦随病情而异。哮喘大发作时多为每日一剂，甚至一剂半，缓解期多为隔日一剂或服五剂停二天后再服。本方长期服用无副作用，并能控制复发，有的病例则可根治。二、中风中风是以卒然昏仆、不省人事，伴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或不经昏仆而仅以歪、僻不遂为主症的一种疾病。属现代医学之脑血管意外范畴。根据《素问·调经论篇》“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素问·生气通天论篇》“阴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郁于上，使人薄厥。”等论述，可见数千年前祖国医学即已知本病之病变部位主要在头部。虽然其后历代对本病之病因的立论有内、外之不同，病机有虚(阴虚、气虚)、火(肝火、心火)、风(肝风、外风)、痰(风痰、湿痰)、气(气逆)、血(血瘀)之别，但先生认为，总而言之，总是由脑部血液循环所引起。因而先生从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这一角度着眼，创立柴牡三角汤为主方，随障碍症加减以治疗本病，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柴牡三角汤柴胡9～12g 生牡蛎30～40g 山羊角15～24g 水牛角15～24g 生鹿角6～9g方解：柴胡宣畅气血，推陈出新。生牡蛎潜阳软坚，消痰行水。柴牡同用，无升阳jian逆之患，有降泄疏导之功。不仅通血道，亦走水道，故举以为君。山羊角代羚羊角。能平肝熄风，善解脑血管之痉挛。水牛角代犀角，能清心凉血，治神志昏迷，起醒脑解毒作用。生鹿角能行血消血肿。古人有用一味生鹿角碾末，醋调敷乳痈立消者，故以之移治脑部凝血留瘀，起潜移默化之效。五味药合而为方，对脑部气血郁滞，水液潴留，有疏通消散作用。适应症：因脑部血流不循常道，凝瘀潴留，以致中风引起之后遗症状。然中风之因，以现代医学分析，有溢血(出血)与缺血(脑血栓形成、脑血管痉挛所致供血不足)之不同，临床应区别“闭”、 “脱”而或用潜阳或用温阳随时加以矫正。辨证加减：(1)当脑溢血尚未完全停止前，除保持安静外，如见颜面潮红，意识模糊，加代赭石15g 生地15g 苎麻根15g；重者可酌用犀角1～2g磨汁冲服，口噤者可用鼻饲。(2)脑溢血甫停，仍须防其络创复裂，加用女贞子9g 旱莲草9g 仙鹤草15g(云南白药亦可用)。(3)中风后血压仍偏高，头痛头晕，泛恶拘急者：加生石决明30g 代赭石15g 干地龙9g 牛膝9g。(4)中风后，口眼歪斜，语言蹇涩，半身不遂者：加天麻、僵蚕、决明子、茺蔚子、郁金、石菖蒲各9g 钩藤12g(后下) 全蝎4.5g。(5)中风后，痰涎壅滞、时时抽搐、咳嗽不爽者：加陈胆星6g 天竺黄、郁李仁、全瓜蒌各9g 淡竹沥1支(冲服)；大便闭结不下者，加用生大黄9g(后下)，以得下为度。(6)中风后，余热不退，或有感染，汗出不减，口干舌绛者：加土茯苓30g 忍冬藤24g 连翘、白薇、丹皮、山栀各9g 合欢皮24～30g(古人用一味合欢皮治肺痈，说明合欢皮不仅能和血宁神，亦有抗感染作用)。(7)脑部水液潴留未能及时排泄，引起各种壅阻现象者：重用柴胡、生牡蛎，加泽泻、泽兰、郁李仁，以冀起疏导脱水作用。至于个体禀赋不同，脑部病灶有别，其相应之症状亦比较复杂。如阴虚者养阴，阳衰者助阳，以及香附、乌药之调气活血，苍术、厚朴之健胃宽肠，夜交藤安神和络，合欢皮和血缓痛，郁金散瘀，菖蒲开窍，又当随所宜而增损，根据辨症、辨病、辨人三大原则来随机调整。三、慢性肾病治疗慢性肾病，关键在于“葆真泄浊”，这是先生的一贯主张。他说： “肾之功能，葆真泄浊四字尽之矣。其治疗的对策，亦不外此四字而已。至于不同的兼夹症状，不同的禀赋体质，则随所见而予以不同之加减。”所谓“葆真泄浊”，包含了“培本”与“祛邪”二方面的内容。葆真就是培补、保养肾脏，使受到病邪侵害之肾脏增强御邪之能力，发挥其填髓生精强筋壮骨之生理功能，使不该流失的肾之真元(如蛋白质、红血球等)得以封固而不致外泄。泄浊就是将人体罹病以后累积潴留于体内的、代谢过程所产生的废残物质以及多余的水份等，通过二便或皮肤(汗腺)排出体外。所以，一方面着重“强肾以葆真”，一方面亦重视“泄浊以排毒”，二者不可偏废。先生认为： “慢性肾病，大多为退行性病变，既有正虚的一面，又有邪实的一面，故纯虚纯实、纯寒纯热者较少见。大多数患者病程长，病因病机复杂，不少病例伴有肾脏实质病变。由此而引起之肾功能障碍，往往寒热夹杂，虚实相寻。如果胶守一法，纯补纯泻，或纯寒纯温，皆非所宜。特别是许多患者由于长期应用抗生素及激素，往往伴有药源性因素，使病理机制格外复杂，在治疗上每有顾此失彼之窘。”肾功能不全，并出现氮质血证的肾病患者，既不能葆真，使大量不该泄漏的有益成分(如糖、蛋白等)丢失，又不能泄浊，把体内应该排泄出去的废料(如尿酸、尿素之类)排泄出体外。因此引起连锁反应，出现一系列虚实夹杂症状。而且病程长则病变的影响面亦大，故慢性肾病不是肾脏一处有病，而是整体性之病理反应。治疗对策，亦须衡量机体反应之缓急轻重，各随其所宜，而处以针对性方案。至于“葆真泄浊”两方面，究竟以那方面为主呢?先生认为，肾功能不全者，虽本质是虚，但致虚之原因，总是肾脏遭受邪毒损害所致，此是“因病致虚”，病在先，虚在后，病去则虚自复。遇到如此病例，先生主张四分迥护正气，以强肾为本，六分清热解毒来抑制损害之源，因寒热虚实之不同而随机加减，务使不偏不倚，保持相对平衡。如果能持之以恒，多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此乃治疗慢性肾病的“稳中取胜”之法。先生尝谓：“治疗慢性肾炎，须从整体着想，首先要为'病肾’创造有利之内环境。不宜追求赫赫之功，但冀潜移默化，为自疗机制创造良好之条件，即此便是标本兼顾之道。”为此，特创设“强肾泄浊煎”以作为治疗慢性肾病之基本方。四、慢性腹泻慢性腹泻之发病原因众多。在《内经》中至少有五说：“湿胜则濡泻”指湿； “春伤于风，夏生飧食”指风；“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辟”指伤食；“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指热；“澄澈清冷，皆属于寒”指寒。后世朱丹溪又有痰因说。此均从病邪而言。在人体，则从“脾主运化”而重在脾，即所谓“泄泻之本，无不由脾胃”。然而，慢性泄泻还与肝肾有关，即所谓“肝郁乘脾”和“命门火衰”。肝郁乘脾的病人时常有胸胁痞闷、嗳气少食等症状，并与情志变化关系比较密切。命门火衰是由太阴伤及少阴，泄泻常在清晨之前，阴气极盛，阳气未复之时，有时还可伴有腹痛，俗称五更泻。临床所见慢性腹泻，往往兼而有之，并须排除虫积为患和肿瘤积聚。先生积数十年治疗慢性泄泻经验，自创四煨汤，经济实用，有良好疗效。四煨汤由煨葛根、煨防风、煨肉果、煨木香四味药组成。葛根入阳明升发脾胃清阳之气，即升清降浊；防风辛以散肝、香以舒脾、风以胜湿；木香行气导滞，平肝和脾，乃“郁者伸之”之意；肉果温中行气，暖胃固肠，即“寒者温之”之谓也。临床应用时，若见偏于脾虚者，可合参苓白术散加减；偏于肾阳虚衰者，可合四神丸加减；偏于肝郁乘脾者加郁金、菖蒲、白芍、甘草，柔肝解郁；寒重者加附子、吴茱萸；热重者加黄连；湿重者加苍术、厚朴；腹痛加左金丸；泄泻严重还可适当加石榴皮、诃子等固涩药。总之，还当根据每个病人的寒热虚实等具体不同的情况辨证论，方能取得满意的疗效。先生治病一贯注意病人体质，在强调辨病论治、辨证论治之外，尤重视辨人论治。他认为证是人与病斗争之产物，病之与证都不能离开人体而独立，慢性泄泻既有病的刺激因素，又有人的自我调节因素。既可久泄伤阳，也可久痢伤阴，伤阴伤阳，都是人的范畴。久泻气从下陷，不当利尿过多，否则不但无分清泄浊之功，反有耗气伤阴之嫌。四煨汤升清辟浊，暖胃和肠，针对兼证不同，或佐清敛，或佐温通，对退行性病变之慢性泄泻甚为合拍。五、胆结石胆结石是临床常见病之一。它的发病机制复杂，但其形成，与胆汁郁滞排泄不畅密切相关。祖国医学认为，胆为中清之腑，输胆汁以腐拂化水谷而行糟粕，以通降下利为顺。而胆汁之分泌排泄，每与偏嗜肥甘、情志拂郁等因素有关。盖偏嗜肥甘则伤脾，脾伤则健运失司；情志拂郁则伤肝，肝伤则疏泄不利，均能影响及胆汁的分泌排泄而致郁滞。故而偏嗜肥甘与情志拂郁也就同胆石症之发生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目前，中医对胆石症的治疗，大多分气郁、湿热、脓毒三型，在具体治则上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从胆石静止期着手，强调提高气郁型疗效，并将其分为肝气郁结、肝胃不和、肝阴不足三型。有的主张从病邪热化的程度，将其分为蕴热、温热、热毒(脓毒)三个不同阶段，强调通里攻下与清热解毒。有的则从原发性肝胆管结石病例多有脾胃阴虚的证候出发，强调胆脾分消，主张胆脾同治，在茵陈、郁金等药中加消导药。慢性胆石病的辩证则重视肝肾两脏关系，分别应用疏肝利胆、健脾和胃及养肝柔肝和疏利肝胆相结合的方法。各种治疗方剂很多，但治法不外疏肝利胆、清热利湿解毒、通里攻下等几种，也多以大柴胡汤、茵陈蒿汤为基础加减化裁。而先生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对胆石症之治疗与常法有别，其经验为：疏清滑利通其用胆附生于肝，胆汁乃肝之余气化。《东医宝鉴》云： “肝之余气泄胆，聚而成精。”故胆的病变与肝的疏泄功能密切相关。基于此，先生认为清泄湿热当与升降滑利相结合方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肝的疏泄正常，气机的升降也正常，则胆汁排泄畅达。反之，肝失疏泄，郁而化热，引起肝热灼液，导致胆汁排泄不利，就会造成郁结聚而成石。因为不管是气郁型、湿热型或脓毒型，均与肝脏气机升降失调有关。结石是标，气滞是本，所以治疗胆石症必须重视气机升降，疏肝理气。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理气开郁能降低胆管口括约肌的紧张度，减少胃酸分泌和游离酸钙，使胰腺分泌减少，解除胰管梗阻力，减少压力，增加胆汁的分泌，与中医理论相合。胆石症以湿热型为最多见，湿与热两者，目前均以清热为主。而先生认为还当注意配以甘凉滑利之品。因为甘凉滑利之药多能去湿，湿去则热无所依，再加滑利对消痈化石、利窍排毒均有好处，故治疗胆结石当以疏、清、滑、利为主。根据疏以解郁，清以泄热，利以去着的原则，先生自拟柴牡五金汤，其组成如下：柴胡9g 生牡蛎30g(先煎) 海金砂15g 广郁金9g 鸡内金4.5g 金铃子9g 金钱草15～30g 青、陈皮各5g 枳实6g 甘草4.5g 川厚朴6g 瓜蒌12g 冬瓜子18g 冬葵子12g方解：柴胡与牡蛎同用，《本草经解》认为“柴胡轻清，升达胆气，胆气条达，则肝能散精而饮食积聚自下。”牡蛎味咸性降，《汤液本草》认为“咸为软坚之剂，以柴胡引之，故能去胁下之硬”。故两者合用，一升一降，不但能宣畅气机，还有软坚散结之功效。郁金、金铃子、青陈皮，疏肝以解郁，理气兼消积。现代药理分析得知，郁金所含挥发油，有促进胆汁分泌和排泄作用，并使胆囊收缩，有利胆作用，挥发油还可溶解泥沙状结石，故用于胆结石尤宜。海金砂、金钱草、鸡内金，清泄湿热，利水通淋，化坚消石。鸡内金兼可健脾，须生用碾末吞服。冬葵子、冬瓜子、瓜蒌，滑以去着，通窍利湿，还有消痈排毒作用。制川厚朴、甘草、枳实，不加大黄而配以滑利之品，既有小承气汤行气除滞、清热通便作用，又可避免用药过峻而伤胃气。本方虽以疏清滑利为主，但药不过峻，所以只要患者不是十分虚弱，一般都可使用。辨证加减：(1)伴有炎症发热者：加土茯苓、忍冬藤、连翘、白薇。(2)出现黄疸者：加茵陈、山栀。(3)胁痛者：酌加香附、乌药、延胡索。(4)呕恶胸痞者：酌加姜半夏、姜竹茹、枳壳。(5)纳呆者：加苍术、焦山楂、焦神曲。(6)大便不畅者：酌加郁李仁、桃仁、大黄。另外，每日服雪羹汤1帖。雪羹汤大荸荠4个 海蜇皮(漂去石灰矾性)30g，水煎服。此方出于清代《绛雪园古方选注》，云：“羹，食物之味调和也；雪，喻其淡而无奇。荸荠味甘，海蜇味咸，皆性寒而滑利。凡肝经热厥，少腹攻冲作痛，诸药不效者，用以泄热止痛，捷如影响”。先生取其滑利以排石，泄热以止痛，久服而不伤正气，亦“食疗以辅之”之意也。舒肝和络善其后六腑以通为用。胆石即使排除以后，也还有复发可能，当保持其气机的通利。故先生用舒肝和络饮善其后，防止复发。舒肝和络饮旨在舒肝，法在通利，故仍以柴胡、牡蛎为主药；香附、乌药，调气活血，疏肝消痞；苍术、厚朴，温中燥湿，宽胸利膈，散满行滞；郁金、菖蒲，开窍豁痰，利胆解郁；夜交藤、合欢皮，和血安神，故能达到气血流畅，消化正常，以防胆石再生。六、白塞氏病白塞氏病(白塞氏综合征)以1937年土耳其医生Beheet首次报告而命名。由于其临床表现多为口、眼、生殖器反复发作性溃疡，故又称为“口----眼----生殖器三联症”。本病较为少见且原因不明，是一种以细小血管炎为病理基础的慢性、进行性、复发性多系统损害疾病。本病与祖国医学典籍《金匮要略》中“狐惑病”所记载的症状颇相类，故一般多把本病归属于狐惑病范畴，但又非狐惑病所能全部概括。本病在临床中完全符合之典型病例并不多见，所以现今多认为口、眼、生殖器三大部位的炎症只要具备两项，即有诊断意义。也有人认为本病的诊断标准分主要条件和次要条件两部分。主要条件除上述三部位的损害外还包括皮肤损伤。次要条件为：胃肠道症状，血栓性静脉炎，心血管损伤，关节炎，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以及家族史等方面。凡具备三个以上主要症状或两个主要症状加二个次要症状即可诊断。先生在治疗本病时，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以自拟“柴牡七白煎”为基本方，随证增损，收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柴牡七白煎柴胡9g 牡蛎、土、茯苓各30g 忍冬藤24g 连翘、白薇、白蔹、白蒺藜、白癣皮、白僵蚕、白芷、白附子各9g方解病不能离开人体而独立，因而病变的反应，亦每因人而异。故先生在治疗任何疾病时，均注意人的整体调理，并根据不同的临床证候而对处方随时加以调整。本方柴胡、牡蛎合用，以调理整体、宣畅气血、推陈出新。土茯苓、忍冬藤、连翘、白薇，作为一个药组，是先生矫正病理亢奋之要药，功能通幽泄热，护阴解毒，有增强人体免疫力及抑制免疫机制亢进之双向调节作用，过与不及之偏均可纠正。现代医学认为免疫机制异常为本症之一大病因，本药组即为此而设。七白之中，白薇、白蔹治血分之热；白藓皮，白蒺藜善治皮肤疮疡、祛风止痒；白僵蚕功可脱敏解毒；白附子、白芷可祛头面之风。七味合用，清阴泄热，消炎防腐，随症加减，何症偏重则以相应之药为侧重而用之。辨证加减：(1)苍术健脾悦胃，具斡旋大气之功，故常用以整体调理。虑其燥烈，伴用玄参、知母以润其燥。(2)体实多热、邪热壅盛者：加三黄(黄芩，黄柏，黄连)、生山栀、生大黄。(3)咽痛者：加西青果、挂金灯、山豆根。(4)面红目赤、迎风流泪者：加桑叶、杭白菊花。(5)肾虚耳鸣者：加磁石、细辛。(6)齿痛者：加双骨(补骨脂、骨碎补)。(7)关节疼痛者：加桑枝、秦艽、鸡血藤。(8)女性白带多者：加贯仲、椿根皮、白果、白鸡冠花。(9)阴虚火旺者：加玄参、知母、生地、石斛。(10)腰酸肾阴不足者：加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制首乌。(11)纳呆者：加苍术、厚朴、鸡内金。(12)口腔溃疡者：加白残花(野蔷薇花)，该药可消炎敛疮、排腐生肌。单用水煎漱口，可令口腔清洁爽适，每以为治本病之辅。若体赋素虚者，党参、白术、天冬、麦冬、石斛等均可随机损益。尚有单独以复发性口疮见症者，其糜烂、溃疡反复发作，迁延难愈，少数甚至可出现恶变，其病因亦尚不清楚。以其仅此一症，自不能定为白塞氏病。然其为白塞氏病主要见症之一，故先生亦以上方加减以治，效自应手，不另冗述。医案案一、谢×× 男 19岁1958年秋，因反复鼻血，面色萎黄不华，住某医院，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治疗一月后，红血球由120万上升到370万。出院后仍不时鼻血。1959年因食物中毒，又引起大出血，经治疗后，红血球由19万上升到270万，但两腿时出紫血斑。1962年因鼻血不止住医学院，骨髓化验未作肯定。院外专家会诊，认为是血小板减少性紫症与再生障碍性贫血。有人认为与发育有关。予以激素治疗，血像随即上升，不久又复下降。住医学院8个月，未见好转。患者面色（白光）白，两颧潮红，鼻衄反复不已，四肢清冷，纳欲不振，舌苔薄白，脉来迟细，精神萎顿，大便反而干结，此先天不足，气不摄血，络伤血溢也，拟与附磁三甲汤潜阳固络。处方：制川附子4.5g加至9g 灵磁石30g 生牡蛎30g 龟版12g 鳖甲12g 珍珠母12g 鹿角胶9g 阿胶9g 桑椹子12g 枸杞子12g 苍术9g 陈皮9g 骨碎补12g。前后10余次门诊，服药60余贴，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血色素逐渐恢复正常，追访三年，未发。按：本案证见反复鼻衄，兼见面色萎黄无华，两腿紫斑时发，专家会诊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与再生障碍性贫血。两颧潮红、反复鼻衄是标，为虚阳上泛、火不归元。四肢清冷、神情萎顿、脉来迟细是本，为肾元亏虚。先生采用温潜法，用附子、鹿角胶、阿胶、桑椹子、枸杞子、补骨脂温补肾元、填肾益精，以磁石、三甲、珍珠母潜镇浮越之虚阳而引火归元、导龙入海；以苍术、陈皮斡旋大气，宣畅气血；见鼻衄而用附子、鹿角胶大辛大热之品，似出常理之外，然细析之，虚阳得敛肾虚得补，又确切中病机。不用止衄药而衄血自止，可谓匠心独到运，皆辨证精当而遣药得宜也。案二、申×× 女 57岁近10年来时有寐中烦躁懊（忄农）nao，强迫起坐，才得缓解，西医检查有阵发性房颤，朝减暮甚，四肢乏力，有时关节疼痛，舌暗红，脉沉细。更年之龄，阴阳交替，五脏有不足之处，临床有难名之苦，宜于强心益营，化痰宁神。处方：制川附子9g(先煎) 桂枝9g 生地15g 白芍9g 柴胡9g 生牡蛎30g(先煎) 香附9g 乌药9g 郁金9g 菖蒲9g 甘草4.5g 小麦15g 大枣7个此方加减，服用40余帖，烦躁懊（忄农）nao、关节疼痛渐平。按：该患者年近六旬，原禀赋不足。常年耗用，阴血匮乏。阴虚则虚阳上扰，故常有烦躁懊（忄农）nao，此阴阳互根，阴虚者阳亦不足，故治疗以滋阴与温阳同用，以生地、白芍配附子、桂枝，加柴胡、郁金、香附等调畅气机，而达到阴平阳秘之功。案三、任×× 男 44岁62年某月初诊，胃病20年左右，开始时发现食下作胀，午后更甚。1948年在延安经中医针灸治疗，收效，但稍吃生硬食物时仍发胀。迄今背脊有一块(如手掌大)处冰冷，口干不能饮水，入水即胀。头昏、目花、气短、心悸、耳鸣、脑胀、舌苔白腻而干糙无津，脉来弦缓。西医诊为慢性胃炎，中医视为脾肾虚亏，经治均鲜效，应是阳虚夹饮，气不化津，附苓牡泽汤主之。处方：制川附子9g(先煎) 带皮茯苓18g 牡蛎30g 泽泻9g 苍术9g 川厚朴6g 陈皮6g 大腹皮9g 白芥子4.5g 磁石30g 枣仁12g 知母9g此方加减断续服用40余贴，背凉渐除，精神焕发，食欲开而胀满大减，观察2年，背凉一症从此根除。按：本病前医认为是脾肾虚亏故纯用补法，然而无效。先生根据口干不能饮水，入水即胀，气短而渴，断为阳虚夹饮，气不化津。所以用泽泻、带皮苓、大腹皮，淡渗利水；苍术、川朴、陈皮，燥湿健脾；配以牡蛎、白芥子，消饮散结。遂使阳气得复，脾运得健，留饮自除，多年积症霍然而愈。案四、梁×× 男 81岁1985年5月18日初诊。患者面浮脚肿近2年，日渐加重。西医诊断为慢性肾炎，肾功能低落，尿毒症。面色黧黑眼目浮肿，脚肿按之如泥。血压不高，疲困乏力，舌质灰暗，边有瘀滞，中有裂纹，脉来细而结。此属心阳不振，秽浊凝聚，拟予强心健脾，温肾泄浊为治。制川附子9～12g 桂枝9g 茯苓9g 柴胡9g 左牡蛎30g 泽兰9g 泽泻9g 黄芪12g 防己6g 白术9g 巴戟天9g 仙灵脾9g 制远志4.5g 太子参15g 麦冬10g以上方为基础，前后服药3个月余，浮肿渐退，食欲和睡眠均为正常。然而有时仍有头痛倦怠，肢体发痒。舌质光剥灰暗，如剥皮猪腰，湿润涎流；脉细，有时有歇止。前者为肾气竭，后者为心力衰，心肾俱惫，小愈不足持，再以温阳泄浊并进。处方：制附子9～12g(先煎) 生地12g 柴胡9g 左牡蛎30g(先煎) 泽兰9g 泽泻9g 土茯苓30g 忍冬藤24g 连翘9g 白薇9g 防风6g 甘草4.5g 夜交藤15g 合欢皮24g 苍术9g 川厚朴6g 僵蚕9g有浮肿气促时，加别直参6g(轻者可用太子参、沙参等代)、炙麻黄4.5g、赤小豆15g。小溲反多时，加仙茅、狗脊等补固肾气。按：该病人已至耄耋之年，患慢性肾炎之后，引起肾功低落，浊阴弥漫，水气凌心而引起心力衰竭，脉细结，此肾病为本，心病为标。肾真易亏难复，所以急当强心健脾，以保中流砥柱。所以第一方以附子、桂枝配太子参、麦冬，温阳强心；黄芪、白术、茯苓，健脾补中而利水。防己、泽兰、泽泻，行水祛瘀而泄浊。柴胡、牡蛎，一升一降，推陈致新，升清排浊。巴戟天、仙灵脾，温补肾阳。如此元阳得振，脾土得复，气化得行，水肿自退，故利水而不伤正。此后纳欲渐开，中土渐复，浮肿渐退。但秽毒凝聚，隐患未清，所以时有倦怠、肤痒等症。故第二方加土茯苓、忍冬藤、连翘、白薇，清泄血中之毒；夜交藤、合欢皮，既可活血消肿，又可止痒通络；防风、僵蚕，祛风泄热而止肤痒。从各个方面加强排毒泄浊，以巩固疗效。案五、蔡×× 男 23岁襁褓有奶癣史。近三年来出现哮喘，每届秋冬季节发作频繁，发则昼轻夜甚不得平卧，咳痰不多，鼻塞多嚏，苔净脉弦细。此乃过敏性哮喘。过敏性哮喘多因过敏源的刺激导致肺气宣肃失司。拟与调整肺气、脱敏止咳平喘，佐以和中。炙麻黄4.5g 麻黄根4.5g 桃仁9g 苦杏仁9g 郁李仁9g 白果仁9g(打) 蒸百部9g 款冬花9g 车前草24g 生甘草4.5g 辛夷9g 苍耳子9g 净蝉衣6g 白僵蚕9g 苍术9g 厚朴6g 知母9g 忍冬藤24g。服上方7贴后哮喘控制，咳嗽气急依然。复诊去知母、忍冬藤、蝉衣、僵蚕，加夜交藤、合欢皮以助通络解郁之功。药后诸症皆减，哮喘未发。后以原方加北沙参、麦门冬等养阴润肺之品调治半年余，症情稳定。中途曾因天气暴寒、腠理不固，咳嗽鼻塞又起，为防诱发哮喘，于原方中加入防风以祛风解表，数日即平。经随访1年半，哮喘未复发。案六、朱×× 男 31岁慢支哮喘反复发作四年余，胸闷气短，入夜为甚。动辄张口抬肩，喘息不已，大汗淋漓，咳嗽痰黄，纳呆口干，苔腻，舌尖红，脉沉细。此乃痰浊壅肺，肺失宣肃。拟与宣肃肺气，化痰和中。炙麻黄4.5g 麻黄根4.5g 桃仁9g 苦杏仁9g 郁李仁9g 白果仁(打)9g 蒸百部9g 炙款冬花9g 车前草24g 生甘草4.5g 苍耳子9g 陈辛夷6g 柴胡9g 生牡蛎30g(先煎) 苍术9g 厚朴6g 郁金9g 菖蒲6g。药后喘息减而未平，原方加土茯苓30g 忍冬藤30g 连翘9g 白薇9g 局方黑锡丹6g(包煎)。7剂后咳痰哮喘均明显改善，继则佐以温肾纳气之破故纸、枸杞子、菟丝子、核桃夹，以开肺、温中纳肾三法并用，肺脾肾三脏同治，调治二月余咳除喘平，诸症悉除。随访1年余哮喘未发。案七、姚×× 男 48岁向有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闭锁不全史，经常出现房颤。上月突然出现左侧偏瘫，神志昏迷，呼吸迫促，痰涎壅盛，声如曳锯。经手术切开气管，吸出顽痰，并大量应用用抗生素及强心药，仍然昏迷不醒，木僵无所知觉，口噤，二便闭结。又经透析疗法，小溲已稍有，但汗出如洗，上身尤甚，身热不因汗衰。舌胖苔白滑，脉沉微。先生认为此乃“心脑俱病，肺肾交困”，关键在于脑功能之失调，应先予醒脑开窍、消瘀涤痰、解毒存阴、标本兼顾之法。治以柴牡三角汤加味：柴胡9g 生牡蛎30g 山羊角24g 水牛角24g 生鹿角9g(上四味先煎) 土茯苓30g 忍冬藤24g 连翘9g 白薇9g 郁金9g 石菖蒲9g 泽兰9g 茺蔚子9g 胆南星9g 天竺黄9g 夜交藤15g 合欢皮24g 浓煎鼻饲。另用西洋参、麦冬煎汤代茶。经中西医协作，四剂热退，汗仍多，神识略有清醒时，偏瘫依然，复增呃逆。方中加刀豆子、玉蝴蝶、竹茹，四剂而呃逆止。大便五日不解，加枳实、瓜蒌而大便行，神识稍清，但气管插管处痰涎仍多。原方去枳实，加桃杏仁各9g。半月后，气管插管抽去，病情大安。前后复诊15次，服柴牡三角汤62剂，神识完全清朗，语言亦恢复正常，食欲睡眠均正常。治疗二个半月后，偏瘫亦恢复十之五六，可以扶持下地行动。遂嘱针灸调理而愈。案八、徐×× 男 62岁患者1989年第2次中风。脑CT提示为多发性脑梗塞。诊见患者体丰，神志昏迷，四肢活动不利，以左半为甚。便秘，口干欲饮，舌红绛中裂，脉弦细而数。此乃因痱中病灶深邃，残瘀凝液未能速解，乃致于此。当予平肝息风、化瘀解凝、开窍泄热佐以通腑，与柴牡三角汤加味：柴胡9g 生牡蛎30g 山羊角15g 水牛角15g 生鹿角6g 土茯苓30g 忍冬藤24g 连翘9g 白薇9g 茺蔚子9g 决明子9g 女贞子9g 郁金9g 石菖蒲9g 枳实9g 生大黄9g(后下) 夜交藤15g。3天后便通，神识渐清，纳呆。原方去生军、枳实，加苍术、川厚朴、知母。7剂后纳渐增，便畅，寐安，口干、舌绛中裂均有明显好转。继以原方加减，隔日1帖，前后诊治5月余，肢体活动渐趋正常。后经随访，病情未见反复。案九、崔某某 男 75岁1990年确诊为慢性肾炎、肾功能低落伴尿酸性痛风结节，一年来尿素氮高达74.6%，肌酐4.10%。脉来弦细，舌质淡而胖大，面色（白光）huang白，面目浮肿，腰酸乏力，精神疲惫，口淡目糊，小溲短少，大便艰约。病在静止期，与“强肾泄浊煎”加首乌、苁蓉、柴胡、泽兰、泽泻、苍术、枳实、桃仁、火麻仁各9g，川厚朴6g，生牡蛎30g(先煎)。服药14剂后，大便行，尿意畅。但尿酸性痛风又发，足踝红肿结节（火欣）xin热疼痛，不能落地。续予“强肾泄浊煎”加柴胡、生牡蛎、香附、乌药、苍术、厚朴、泽兰、泽泻、玄参、萆（艹解）xie、威灵仙、瓜蒌、生米仁。经治二月余，尿酸性痛风已平，面浮跗肿已消，可以自己步行来门诊。嘱守方再服一月，诸恙悉安。随访至今，痛风未发，肾功能始终稳定。案十、朱×× 女 46岁确诊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已7年，伴有高血压(21.5/13.5kPa)，尿蛋白定性(+)～(++)，红细胞5～6/HP，有管型。面浮肢肿，面色（白光）huang白无华，小溲频数失约，纳、寐尚可，口干，腰酸，带多，神疲，脉濡，舌有红点，苔薄腻。中西医久治不效。肾病既久，渗利过频，肾阳困惫，肾阴亦耗竭，最后终有不g胜任之时。予强肾泄浊煎加知母9g，甘草4.5g 苍术白术各9g 黄柏9g 柴胡9g 生牡蛎30g(先煎) 香附9g 乌药9g 鸡冠花12g 椿根皮9g 黄精9g 楮实子9g 菟丝子9g。每周6帖，停药1天，以苏胃困。守方加减服5个月，病情稳定，腰痛大减，血压相对稳定。原方去鸡冠花、椿根皮、知母、甘草，加蚕茧壳、山萸肉、破故纸各9g，黑大豆15g，续服3个月。面浮肢肿退，面色亦略复红润，腰酸神疲带多等症大减。自述过去蛋白尿7年未断，并伴有或高或低之血压波动。自服药后管型基本未再出现，虽尿检蛋白仍偶有出现，但血压基本稳定，自己很满足，乃携方去外地疗养。案十一、倪×× 男 45岁腹痛便泄二年多，时发时停。发时腹中绞痛频作，呕恶，大便一日3～4次，质薄不成形，带有粘液。经西医诊断为慢性结肠炎。服抗生素后能缓解，但停药不久又复发作，持续服药又影响食欲。迁延2年之久，深以为苦。1964年1月邀先生诊治。根据其证状，诊断为脾肾阳虚型泄泻，与四煨汤、四神丸兼服，前后数诊，服药30余贴，前症霍然而失。再与参苓白术散加四神丸调理而愈。处方：煨葛根9g 煨防风9g 煨肉果9g 煨木香9g 苍术9g 制香附9g 槟榔9g 白芍9g 甘草9g 生姜9g 大枣5个另：四神丸每晚临睡前用洗盐汤送服四神丸6g案十二、陆×× 女 40岁慢性结肠炎病程近2年。腹痛且胀，时有呕恶，低热，大便溏泄，每日2～3次，胁下疼痛，脘腹嘈杂，神疲乏力，舌苔白腻，脉弦细。此肝脾不和，湿热壅滞，方用柴牡四煨汤加减：柴胡9g 生牡蛎30g(先煎) 煨葛根6g 煨防风6g 煨木香6g 煨肉果6g 苍术9g 厚朴6g 郁金6g 菖蒲6g 白芍6g 甘草4.5g 黄连4.5g 知母6g 藿梗9g上方服用20余剂，大便溏泄已止，胁痛亦减，低热消失，然有时仍有反复。再以上方去黄连、知母、藿梗，加石榴皮4.5g 诃子4.5g 夜交藤15g 合欢皮24g，续服14帖。另用酒糟泥糊皮蛋，在火中烤焦，剥壳吃蛋，每日2个，连服1月以资巩固。后竟未发。案十三、李×× 女 27岁产后泄泻，延久不愈，医学院诊断为慢性肠炎。用中西药治疗未能止泻，来门诊求治。主诉：腹泻便溏，病程已2年，少腹疼痛。曾服健脾温肾、苦坚收涩之品，未能收效。食少神倦多矢气。舌苔中根腻，小溲带黄。每天鸡鸣即泻，大便有时稀薄，有时洞泄。兼见漏下，每月经净仅5～6天，余时均淋沥不尽，经常注射黄体酮未收效。此脾肾两亏，冲任失调，与龙牡四煨汤。煨葛根12g 煨防风9g 煨木香9g 煨肉果9g 龙骨12g 生牡蛎30g 杜仲12g 桑寄生12g 续断12g 菟丝子12g 砂仁9g 制半夏9g 苍术9g 厚朴6g服12帖泻止，纳开，月事淋沥亦愈。嘱服参苓白术散2月，两年夙疾竟告痊愈。观察3个月未见复发。案十四、李×× 男 成年患慢性阿米巴痢疾12年不已，历经尝试各种抗生素及抗原虫药未能根治，日渐消瘦，困倦乏力，黎明盗汗，纳欲不振，左腹疼痛，泄泻不止，完谷不化。与四煨汤、硫磺蛋合服，竟渐获痊愈，后观察2年，未曾反复。煨葛根9g 煨防风9g 煨木香9g 煨肉果9g 百部9g 川黄连4.5g 白芍12g 甘草9g 益智仁9g 大腹皮9g 制附子4.5g 生牡蛎30g(先煎) 白人参9g硫磺蛋：精制硫磺，每次3g，纳入鸡蛋内，带壳蒸熟，去壳空腹服食，每天1-2个。以上四例，均以四煨汤为主方，根据不同病情，配以不同方药，均获良好疗效。案十五、杨×× 男 66岁1989年1月初诊。原有结核病史。1988年10月开始出现上腹疼痛，有时剧烈。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B超诊断为胆结石。数日前因过食油腻后疼痛又发，伴有呕吐，大便不实，舌红苔薄腻，脉弦。此乃饮食不节，造成湿热内蕴肝胆，先拟疏肝利胆，清泄湿热为治，用柴牡五金汤加减。处方：柴胡9g 生牡蛎30g(先煎) 台乌药9g 制香附9g 金钱草30g 海金砂15g(包煎) 鸡内金9g 制厚朴6g 姜半夏9g 陈皮4.5g 茯苓12g 淡竹茹9g 枳壳4.5g 川楝子9g 冬葵子12g 冬瓜子12g 延胡索6g。除头晕加潼白蒺藜各9g外，其余如上述加减，服用56剂，完全恢复，B超复查结石未见。再服舒肝和络饮以善其后。3年来未再复发。案十六、黄×× 女 36岁一诊：右胁胀痛放射至右肩部，食油腻则疼痛加剧已年余。在卢湾区中心医院作胆囊造影，提示为慢性胆囊炎伴胆结石。近1周来疼痛加剧，口苦便干，尿黄，舌苔薄腻，脉弦细。治予疏肝利胆清化湿热，以柴牡五金汤加减。处方：基本方加生大黄9g。另嘱每天煮雪羹汤代茶。二诊：服药14帖后，右胁疼痛明显减轻，大便仍不畅。原方加郁李仁9g，7帖。三诊：胁痛已解，仍予前法。原方去生大黄改制大黄，加香附、乌药各9g。隔日1帖，服2周。嗣后减至每周服2帖。并嘱不时服食雪羹汤以善其后，随访至今，未曾再发。案十七、周× 女 45岁患白塞氏病5年余，一直尝用激素治疗，疗效不理想。症为口腔溃疡反复发作，阴部亦有溃疡，牙龈肿痛乍愈乍发，肛门奇痒，足底结节隆起疼痛，不能下地行走。苔净脉细。此阴分伏热，化火内燔，宜与清阴泄热，佐以解毒。(1)内服方：柴牡七白煎增损。 柴胡9g 生牡蛎30g(先煎) 土茯苓30g 忍冬藤24g 连翘9g 白薇9g 白芍9g 白芷9g 白僵蚕9g 白蒺藜9g 白癣皮9g 白残花4.5g 玄参9g 知母9g 苍术9g 厚朴6g 生甘草4.5g 连服14帖。(2)外洗方：生百部15g 杏仁15g 黄柏15g 胡黄连15g 防风15g 白芷9g 甘草9g 5帖。布包煎汤浸洗阴部、肛门，1天2次。二诊：口腔溃疡已敛，阴部溃疡稍减，肛门作痒已愈。苔净，脉弦细。再与通幽泄热，清阴解毒。原方加磁石30g 紫石英24g 青果9g 赤芍9g 桔梗4.5g。服7剂。外洗宗前。三诊：肛门奇痒未再发，阴部仍有余疮未敛，苔脉同前。因思自得本症以来，溃疡、结节此起彼伏，乍愈乍发，骠悍难治，刻下虽诸症向愈，而除恶务尽。再予内外兼治。原方连服14剂，外洗方5剂。四诊：口腔溃疡全消，阴部溃疡亦愈，其他症状均未见再发。嘱守原方隔天一剂，连服二月。激素逐渐抽减，强的松从每日3-4片减至0.5-1片，至二月后全部停服。随访二年未见复发。案十八、包× 男 47岁1980年9月在瑞金医院确诊为“白塞氏综合征”。唇口及阴部龟头反复出现溃疡。眼珠发胀，视力昏糊。当即予激素治疗，因有不良反应，转求中医。诉因环唇生疳绷紧如茧，张口困难不能进食，目珠胀痛，阴部溃疡，小溲浑赤，大便秘结5日未解。诊见舌质红绛中有裂纹，苔黄，脉来弦数。此心脾郁热内燔，先予通幽解毒主之：土茯苓30g 忍冬藤30g 连翘9g 白薇9g 生地9g 玄参9g 黄芩9g 枳实9g 生大黄9g(后下) 郁李仁9g 火麻仁9g 玄明粉9g(冲) 生石膏30g(先煎) 升麻6g 厚朴6g。连服7帖二诊：头2帖毫无动静，仅稍转矢气。第3帖得下宿垢如胶糊状。下后口疳稍减，苔黄化半。去玄明粉，加生牡蛎30g(先煎)、柴胡、丹皮、赤芍、黄柏、白薇、白芷、白僵蚕、白癣皮、白蒺藜各9g 连服10帖。另服六神丸每日30粒。三诊：因连日畅下，将生大黄改为同煎，再连服10剂。四诊：黄苔化净，出现玫瑰色鲜绛舌。予前法加减，原方加黄连、山栀、枸杞子、麦冬各9g。另服六神丸每次10粒，一日3次。连服10帖。五诊：药后唇口疳疮收敛，红肿消退，龟头溃疡愈合。但停药后即大便闭结不通。原方去生军，重用玄参15～30g、生地15～30g，连服2月余，口唇及阴部完全告愈。但宿根未除，次年清明又发，自服前方，仍收到控制疾病，使之逐步缓和之效。后3年每在清明好发期前1月服上药。并嘱常服黑木耳、生梨等滋润养阴之品。后五年期间遂未再发。按：白塞氏病虽非常见多发病，然临床亦不鲜见。上举案例，均经确诊，因西药对症治疗效不应手，方请先生予诊。柴牡七白煎之柴胡牡蛎宣畅气血，“土、忍、翘、薇”通幽泄热，为正本清源之图。七白参差使用，以防腐收敛，控制病变之蔓廷。可用以却病，亦可用之预防复发。取药平淡，用药清灵，无苦寒伤中之弊，亦稳中取胜之道也。案十九、陆×× 男 45岁1985年12月4日初诊。口腔反复溃疡七八年，近来舌体，口腔粘膜经常溃破，色红中黄而凹陷，牙痛甚至影响咀嚼食物，大便不畅，溲赤，舌红边有破剥，脉弦数。心脾郁热，胃火上逆。先拟柴牡七白煎合竹叶石膏汤加减，清泄郁热。白蒺藜9g 白薇9g 白蔹9g 白芷6g 白僵蚕6g 忍冬藤24g 连翘9g 生地12g 淡竹叶9g 生石膏24g(先煎) 黑山栀9g 茯苓9g 甘草4.5g 木通4.5g 泽泻9g。服3帖二诊：服药后舌体及口腔溃疡和牙痛都有减退，大便已通，但夜寐不酣，舌红，脉仍弦数。再按上方加夜交藤15g 合欢皮24g，服7帖三诊：舌体及口腔溃疡均已消退，疮面已愈合，牙痛已除，夜寐稍安。再按原法续进，以资巩固。上方去石膏、木通，再服十剂。此后至今未再复发。案二十、蒋× 女 17岁患全身性红斑狼疮2年，心、肝、脾、肾均有不同程度损害，长期应用大剂量地塞米松治疗，激素撤减困难。面如满月，颞颐痤疮累累，毛发稀疏，身热颧红，肝区胀痛，四肢关节红肿痛楚。舌质红、苔薄白、脉弦。证属肝郁凝瘀成毒，阴虚火旺营热。先生予疏肝和络、清化解毒之剂；重用土茯苓、忍冬藤各30g 连翘、白薇各9g。连服2月后，诸恙渐平。追踪1年症情稳定。案二十一、徐×× 女 45岁1976年8月11日初诊。诉患“类风关”已逾年。经西药治疗症状可缓解，然停药即复，转求中医。症见指关节略变形，膝、踝关节游走性疼痛，面目虚浮，纳可，寐差，脉细缓。先生以止痛解毒、祛风胜湿合养心安神为方：土茯苓30g 忍冬藤24g 制川乌、生甘草、独活、秦艽、防风、防己各9g 淮小麦24g，大枣3枚。14帖后，关节疼痛大安，面浮减，寐亦转佳。前后服药二月有奇，诸症霍除。案二十二、许×× 男 38岁1979年冬因腰酸乏力而就医。尿常规检得蛋白质(+++)，颗粒管型2～3/Hp，红细胞少量；血尿素氮15.4mmol/L(44mg%)。住某医院治疗数月，症状无好转，蛋白尿(+～++)，24小时尿蛋白定量568毫g。患者拒绝接受激素治疗而自动出院。转请先生诊治时，形体消瘦，面色少华，神疲头晕，腰膂酸楚，腿膝无力，纳谷欠馨，小溲清长多泡沫，腑行欠畅。苔薄舌质淡，脉来濡缓。夫腰为肾之外腑，肾乃封藏之本；筋为肝之余，肝乃罢极之本，肝肾两亏，邪浊羁留，精微流失，无以营筋养络。治拟强肾泄浊法。方用桑寄生20g 续断15g 狗脊15g 鹿含草30g 生黄芪30g 煅牡蛎30g 柴胡9g 枳实12g。进药7剂，诸恙渐减。尿常规：蛋白质(+)，余阴性。守方1个月，尿蛋白由少量转阴，腰酸明显好转，纳便自调，精神渐振，已能站立售货半天工作。如法调治，随访迄今，已恢复全日工作多年。案二十三、张× 男 66岁 退休教师罹糖尿病4年有余，业经饮食控制，口服D860降糖治疗有效。后因药源紧张，无法坚持常规治疗，遂见消谷善饥，多饮多尿，头晕足软蜂起。检得空腹血糖13.3mmol/L(248mg%)，尿糖(++～+++)，尿醋酮弱阳性。患者形肥体硕，舌苔薄腻，舌质偏红，脉来弦缓。先生认为消渴之症，虽有上、中、下三消之异，但总是糖代谢功能之紊乱，其本则一也。故对此病恒于对症施治中加“苍玄芝茧”以祛湿泄热，敛阴潜阳，颇收桴鼓之效。本例方用苍术30g 玄参15g 黑芝麻12g(碾末冲服) 茧壳6g 柴胡9g 生牡蛎30g(先煎) 生黄芪30g 黄精12g 天花粉30g 地骨皮12g。4帖药后，餐后2小时尿糖为(+)，空腹血糖9.9mmol/L(180毫g%)，三多症状显著减轻。续拟原方加党参15g，共10剂。药竟，尿糖每日空腹及餐后共测4次，均为阴性，空腹血糖7.2mmol/L(130mg%)，诸恙悉平，纳便自调。单纯中药治疗，随访多年，血、尿糖量均在正常范围。案二十四、朱×× 女 45岁苦失眠10余年，常服安眠药而寐终不安。头痛卓卓然，日服镇痛片而疼痛不解。反复感冒，月无数日安适，汗之而表气愈虚，清之则里真益怯。向有胃下垂，纳谷久虚，脘痛时作，攻补俱不得。虚阳上亢，躁难自安；营卫失和，洒淅形寒，口燥咽前，厌恶凉饮。有表不敢表，惧重虚其表；有热不敢清，恐愈寒其中；温卫解肌，原是正治之法，又恐触犯咽痛，处方下药每有顾此失彼之虞。综观全局，权衡得失，其总是阳浮于上，阴虚于下，营卫不和，气血舛乱之象。治病必求其本，循此施治，持之以恒，日久当有弋获。遂予加减潜阳宁神煎14剂，以资观察。制附子9g 灵磁石30g(先煎) 酸枣仁12g 生龙骨、牡蛎各30g(先煎) 紫石英15g(先煎) 远志9g 夜交藤15g 合欢皮12g 知母9g 甘草9g 川芎6g 白芍9g 枸杞子12g 潼沙苑12g 白芷9g 明天麻6g。守方至42帖，诸恙大减，西药镇痛片由4～5片/日递减为1片/日，乃至难得头痛时偶服之。躁热自汗如雨现象消失，夜寐自安，已摒弃安眠西药。纳谷尚差，但精神渐振，已能处理繁忙公务而无倦容。续进前方加减，共70剂，胃纳日馨，诸症霍然，前后判若两人。案二十五、詹× 女 30岁17岁始即有嗜眠，家居做女儿时时常昏昏睡去不能自支，然心中明白，能闻别人讲话，但无法自醒。19岁结婚，翌年娩第一胎男婴后月经一直未转，但续而孕育。近三年来，睡意益浓，记忆力减退，无论行、立、坐、卧均可有发作性睡眠，先感头昏头痛、眼睑沉重，旋即沉沉睡去，不闻鼎沸人声，每日发作10余次，每次约20分钟许，但夜间仍能睡足8小时，而梦多纷纭。纳便如常，苔白，脉缓。久用强脑益智开窍之剂罔效。治疗之对策，正治不已则从治。窃思发作性嗜眠，似乎神志不足，但夜寐多梦，仍是神不守舍，治当潜阳宁神。制附子9g 灵磁石30g(先煎) 酸枣仁9g 生龙骨、牡蛎各30g(先煎) 夜交藤9g 合欢皮10g 制半夏9g 北秫米15g 茯神9g。投药10帖，夜梦好转，白日睡眠发作减少。如法调治半载，经闭12年后第一次复潮，且逐月有汛。发作性嗜眠基本告愈。医话一、养生说在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经常谈到“养生”之道。在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里，叫做道生，亦有人把它叫做“摄生”、 “养性”。大致的内容：一是预防疾病，二是保障健康，三是延年益寿。生存与死亡，健康与疾病，衰老与寿考，是表现机体的发展过程。生存与死亡任何一种生物，它的生存都具有两种基本要求：一是把外界摄入的养料与空气变化为能，以维持生命之延续；一是使用生殖能力，把历代遗传得来的“基因”，一代一代繁衍下去。历史实践告诉我们： “适者方能生存”，说明生存是要有条件的。 “有生必有死”，说明“永生”是不存在的。生存是有条件的。《黄帝内经》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提示人们离开不了自然界的输入和食物养料的供应，没有它就不能生存。《内经》又说：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它提出生命的延续，是有限度的，即使超越了百岁大关，还是要去的， “永恒不死”是不可能的。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但是讲究养生之道，来延长寿命却是可能的。疾病与健康“疾”从外得，如矢之中人， “病”由内生，如丙之内燃(丙即火也)。患苦为疾，疾甚为病，疾病的含义大致相似，总是人体违和的一种不健康现象。所以疾病两字常常联在一起。健康两字，也是常常联在一起，实际的含义则稍有出入。《辞源》精力强壮曰“健”，《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辞源》“康”，乐也。《诗经》“无已太康”。从字义上看，可以理解“健” 是体格的强壮， “康”是精神的愉快。健而不康，康而不健，都是美中不足。同样理解，有病的人，必然影响健康，但健康的人，未必不生疾病。因此预防疾病，即所以保障健康，也只有保持健康，才能预防疾病，这里面，也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我国古代医学，很早就有“预防疾病”的思想。现在节录数则如下：《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黄帝内经灵枢·顺逆篇》：“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预防为主”的思想，不但贯穿在早期的医学体系里，即非医学的书籍中，也具有这种思想。《管子》：“惟有道者，能避患于无形，故祸不萌。”《淮南子》：“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这种思想，发展到汉朝张仲景，就应用到临床方面。他在《金匮要略》第一卷里就说： “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后人根据这个原理，从整体出发，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向，产生了非针对性的“隔二隔三治法”，如“肝病实脾，脾病治肝”，都是从预先估计疾病之影响，而提前做好预防性治疗的。这里牵涉到疾病发生、发展的因果规律，也就是疾病和健康的相互关系。疾病是人体对致病因子所起之反应，这种复杂的反应形式，既包含了病邪的入侵，也体味到这是正气的防御手段。这里面既有疾病的特点，还有个体的特点。我们古代医学，限于时代文化的限制，把一切致病因素，包括自然的气候变化，微生物的感染，以及物理的刺激，都归纳为外来之“邪”，由于饮食不当，起居失常，精神不安等因素，归纳为内因之“邪”，甚至把内外因素所引起机体反应的病理产物(如痰饮瘀滞等)，也说成是一种害正之邪。治疗疾病，一种是祛除外来致病因子，一种是调整因抗邪而引起之内部紊乱，一种是采取针对性的祛邪手段，一种是激发机体的防御功能，从而提高人体固有的“自然疗能”。人们若能够掌握疾病因果规律，对于保障健康是有好处的。怠逸与锻炼人生活在自然环境里，也生活在社会环境里，讲究养生，当然不能不涉及外在环境，因此我国古代养生家，就提出了二种不同的看法。《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曰：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生气通天论》又说： “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勿之能害。”古人认为一切致病因之，是外在的“入侵者”，这是外因。外因的所以能植入，是由于正气内祛的缘故，所以又说“邪之所凑，皆其气之虚”，它不否认外来致病因子是发病的根源，但它更强调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这种逻辑原是对的，但是把内因的加强，寄托在清静恬淡的修养方法上，那就不可靠了。恰恰相反，许多有实践经验的医家，就不同意这种消极的修养方法。他们认为一味顺应自然迥避虚邪，永远是处于被动地位。 “御邪有道，虚静为保”，实际也并不保险。生命的存在，是斗出来的，不是保出来的。汉朝华陀对他的学生吴普说：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全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俯腰体、动彻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然汗出，身体轻便。”他的学生照此实行，老而弥健，百疾不生。这正是积极有为的养生方法。比那老庄之学，专门讲究“清静无为”要高明得多了。至若一味地放松形体，精神懈怠，贪图安逸，以为不参加一切劳动和活动，不消耗一点体力就是“清静无为”，那就非但不能养生，反足以有碍养生了。补养与通利冬天到了，及时进补， “向健康投资”嘛!听来很顺耳，至于该补不该补，补些什么?怎样补法，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祖国医学认为疾病是人体和一切致病因子作斗争的产物。中医的术语叫做“邪正相搏，病由以生”。针对外来致病因子，包括微生物的感染、自然界气候的变化……中医有一套“祛邪疗法"。针对机体内部的紊乱，中医也有一套“本体疗法”。其中包括增强体力的强壮疗法，排除障碍的通利疗法，调节偏胜的平衡方法。 “补法”只是强壮疗法中的一个环节。补些什么?中医又是利用阴阳学说来加以发挥。阴代表一切客观存在的物质，阳代表一切功能上的表现。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用。所以一切物资缺少都曰阴虚，一切功能衰弱皆是阳虚。物质潴留丧失利用价值名曰阴滞。功能异常亢进则名曰阳亢。补法分滋阴和扶阳两大类。补充机体需要的物质名曰滋阴。例如补血养营生津增液填精充髓等方法都属之，欲言增资是也。振奋机体各种衰弱的机能名曰扶阳。例如益气强神补气轻身健脾强筋骨等皆属之，俗谓之“蓄能”是也。阴阳是相对的，阳太旺则阴消，阴太盛则阳困。所以阴虚之人不应扶阳，阳衰之人不合滋阴。如果补错了，非惟无益，而又害之。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主张药以治病，病去而虚者，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他反对盲目进补，开后世“药补不如食补”的先声。这虽然有一些偏见，但针对病态社会的乱吃补药，也不失为一种“箴言”。补养的反面，就是通利。以通利为手段，从而消除疾病，保障健康。抱这种主张的医家，也不在少数。他们以为疾病是一种障碍，堵塞了自然疗能的道路。气血流畅，内外通达，是生存的主要条件。一个人几天不大便，就会浑身不舒服，几小时的小便不通，就使你胀满难忍。说明在人体上任何区域任何通道，一旦发生了障碍，就会带来灾害，形成疾病。正常人的生理，原是建筑在不断新陈代谢的基础上。人体一旦罹了疾病，人体与疾病抗争的战斗的体系，迫使新陈代谢的工作大大增加，同时代谢功能所产生的老废产物，也大大的积累。这种代谢的产物，如果不能及时排除，就成为抗战中的“绊脚石”。毫无疑问，这种自己制造出来的病理产物，增加了机体的负担，产生新的致病因子。这是指一种比较急性的疾病而言。至于老年人或久病的人，身体里的废料日渐累积，日子一久不但可以促进衰老，也可以成为“死亡之阶”。补养疗法与通利疗法，原是一种相互影响的治疗原则。中医应用滋阴扶阳等强壮疗法，来应付许多衰弱的病人、久治不愈的病人以及一切退行性病变的病人，的确有出色的表现。但是没有明显的亏虚，滥用乱用补药，也是非常有害的。通利疗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排除机体的一切障碍。凡是胃肠道有湿浊积滞或异物逗留者，呼吸道有分泌物停留者，循环系统有蓄血凝瘀者，膀胱蓄水、淋巴液潴留、脏腑有症结存在者，中医应用消导行滞、豁痰涤饮、活血化瘀、祛湿泄浊、破结通经等方法，目的都在于排除障碍，恢复自然疗能，当然是有的放矢。但身体虚弱不任攻伐，而滥用通利之法，也是容易偾事的。所以古人说： “毋实实，毋虚虚，绝人长命”，这是一种持平之论。偏颇和平衡偏中之两旁曰偏，故侧重一面曰偏。颇：不平也，偏向一边曰偏颇。平：均也、齐一也，无高下曰平，如水平、地平是也。衡：所以称物轻重曰衡，如天平之属。防止偏颇，保持平衡，在中医治疗法则中，始终占重要的位置。这种平衡观点，在对待养生之道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人体生理功能的相对稳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条件，体温、血压、脉搏、血液酸碱度、血糖浓度等等，都得保持在正常的范围里。偏离这个水平，就是病态。偏颇太甚者，可因此而致死亡。生理学告诉我们，人们的机体在生活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平衡，这种平衡是建立在相互对立统一的基础上。如物质的同化和异化，神经的兴奋和抑制，肌肉的收缩和舒张、血流方面存在着推力和阻力、体温的产生和放散、血液的凝固与抗凝固、免疫反应中之抗原与抗体、激素之间的相互拮抗与相互抑制……等等。没有一个器官，没有一种过程不是矛盾的对立，既有斗争，又有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变化与运动。并且由此而保持了相对的平衡。不难理解，正常人的生活，原是相对地宁静的，疾病把人体的功能和体液扰乱了。这种被扰乱的功能与体液，它的表现不是太过就是不及。不管疾病的来源是什么，这种异常的功能，总得要矫正。祖国医学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应用“阴阳学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说： “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中医经常用阴阳两字来引证人体内在的矛盾的斗争的动态，并以此来指导治疗。阴代表物质，阳代表功能，物质以平为度，并非多多益善。功能以秘为贵，大忌兴奋暴露。以此为养身准则亦然。它们认为营养物质固然是需要的，但只令适用，便是够了。营养不足，固然是病，营养过剩，同样也是病。功能的发挥是有目的性的，该用则用，大忌机能妄用。所以功能衰退是病，功能亢进也是病。推而广之，人类的生活习惯思想行动，都受这条准则的约束。例如物质缺少而功能亢进，名曰阴虚阳旺。机能亢进，促令物资消耗，名曰阳旺阴虚。体内废料过剩，阻碍了功能的发挥，名曰湿盛阳困。功能衰退而致水湿潴留，名曰阳衰阴盛。这种术语，都是从临床实践中体会得到的。至于有关生活方面如饥饱劳逸都要恰到好处，不及是病，太过也是病。都要以平为度，勿令偏颇为患。药石与食饵“药”，治病草也。凡物之可以治病者皆谓之药。古以草木虫石谷为五药。俗省写为药字。“石”，砭石也，古人磨石成针，或以之放血，或以之刺激而治病也。药石二字连在一起，言治病之工具，包括药物的药理作用和砭石的物理作用，以之来治病也。“食”，所以养口腹之物皆曰食。“饵”，粉饼也。凡病人所食之滋养品统名食饵。药石为治病之工具，食饵为营养之物资。古人治病，或者以药石来治疗，或者以食饵来调理。前者为药物疗法，后者为食养疗法，两者相辅为用固不可偏废。后人治病侧重于药石，而忽略于食疗，此风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有病之人，寻医求药，几乎成为常规，甚至稍稍有一些不适，就大张旗鼓，选医择药，好象非此不足以愈病。其实人类机体、自有其疗病功能。求药愈勤，自然疗能的作用愈益低落，甚至造成任何小病都非得依赖药物不可，这种消极因素，我国古代学者早已悬为禁例。唐·孙思邈《千金方·食治方论第一》说： “仲景曰，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易受外患”。扁鹊曰： “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安身之本资于食，救疾之速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在，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他又说： “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药性刚烈，犹如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之投疾，殃滥亦然。”《黄帝内经·五常政大论》很早就对药石和食饵的关系，有了明确的指示。它说： “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说明我国古代先哲，对于用药治病，有一个常制。不是有病就得吃药，吃药也有一个制度，它和食疗的关系经常互为表里。今人只重药疗，不讲食宜，显然给人们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古医籍中有关膳食方面的格言很多，如《千金方》说： “善养性者，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频而多，常欲令饱中饥，饥中饱耳。”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说： “饮食自适者，即胃喜为补”等，均有深意，亦可参考。二、为医说为医之道，修身、立德，治学，各有宗奉。今撷取先生日常有关论说数则，以窥先生为医宗旨及治学观点之一斑。医乃仁术 为医首重立德医者之对象为患者。患者对医者之要求一为医术高超，二为态度和蔼。庄子曰： “医者，道之脉，仁之源也。”自古即知医乃仁术，是故为医须德术并重。所谓“医无术不行，术无道不久。”此道者，即若孙真人所言之“先发大兹恻隐之心，哲愿普救含灵之苦”，亦即救死扶伤之意。此即吾侪所当奉之宗旨。以斯为本，以区别于挟仁术而唯名利是图者也。[按]医者首重立德。先生每以谆谆训导门人，自身益奉为圭臬而遵行不息也。撷长修短 不囿门户之见自古以来，中医流派众多，然均各是其是而各非是非，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者鲜。而诸门人亦多从师说，以师所是为是，师所非为非，此诚中医学发展之一憾。荀子对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尝评价谓： “诸子皆有所见。亦皆有所蔽。”中医之门户之见又何独不然?故今之欲工医者，恒宜求证于实践，凡验证有效者方可以为是。国内名家亦皆出之于实践，固未可厚非。吾人但当求同存异，撷其长而修其短。若独守师说而轻视诸贤者，是自绝于真理。苛党同伐异，徒从感情出发者，品斯下矣。学医习典 求真不若求善业医自然要钻研医学典籍。然医药典籍每多文词古奥。于学习、理解、注释时，间或有“宁善而不真”而“毋真而不善”者。此“真”，泥于原文而学骥也，“善”者、重于临床而切实也。即以《内经上古天真论篇》。中之真人之释为例，现今均认可为“懂得养生之道的四个不同层次(真、至、圣、贤)的人中之一种，即掌握天地阴阳变化规律，善于保全精气、神的养生水平最高的一种人”。然此释即“善而不真”。盖《内经》之成书，其观点多有与道家相合者，这已被众多学者所认同，无庸赘述。有人甚至认为《黄帝内经》基本上是道家学说在医学界的应用和发展。而“真人”之意，在道家系指“修行得道之人”。设若以此解释《内经》中之“真人”，真则真矣，能谓善乎?故曰或当“宁善而不真”。[按]“真人”之解，存疑当已不多。然以上两种解释，在50年代初编写某一教材之《内经讲义》时，即曾有过激烈的争议。笔者以为，“宁善而不真”符合有破有立才有发展的精神。如清·喻嘉言之《秋燥率》与“清燥救肺汤”，因其符合临床实际，已被后世所认可，是对疾病及季节淫邪理论的一种发展。但此说无疑是对《内经》中“秋伤于湿，上逆而咳”“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经文的否定。古云“从善如流”，日常事亦须如此，况关于人命之医术呢?虽为经典，辗转几千年，亦难免有误，因此才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否则，求真而不求善，不惟理解医典，即使是运用他人之经验以应诊时，恐也难逃胶柱鼓瑟之嫌的。遣方用药 贵在左右逢源先生治疗呼吸系统疾病赏用二麻四仁汤。合欢皮、苍术、厚朴为其常加药物。尝有门人请益，谓合欢皮乃安神药，苍术、厚朴为调理胃肠药，缘何肺系疾病寐安纳佳者亦每加用之耶?先生释疑曰：肺系疾病加用合欢皮，其因在于合欢皮能够抗肺部感染。此于前人书中早有记载，唯非一般所习知。《备急千金要方》上说，合欢皮一味，称之为黄昏汤，可治肺痈吐血。该药和血止痛抗感染，临床用之治肺痈有特效。故肺系疾患，不管能寐与否均加之，此谓之用意双关。张仲景《伤寒论》中说：“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以厚朴、杏仁相伍，既可降肺逆，又可开肺郁。而苍、朴又可兼护消化道，培土以生金，此即纳佳用，朴之用意所在。要在临床中做到善于用药，就得善于顾此及彼，所谓触类旁通、左右逢源，一石投两鸟是也。[按]欲求临症遣方用药得心应手，必须对药物之性能功效广泛全面了解。那样，虽然看起来某些药物的用法似乎仅出一己之意，而古意实在已包含其中。园机活法，全在于知识之广博，敢不孜孜以求乎。行医唯实 知常才能达变“理论多落后于实践，吾等只可修正理论以说明事实，而决不可修改事实以迁就理论。”此乃余之座右铭。倘于总结疗效时，治愈则收录，不愈者则删去，虽统计起来疗效极佳，然重复之结果便可想而知。而若经不起重复，则其存在价值安在?究其因，未唯实也。中医能流传繁衍至今，其中虽有许多道理尚难阐明，然俗语云：“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病愈而理未明，可以留给后人通过实践再不断升华，探明奥秘，不可以“经验”、“偶合”加以贬低甚至抹杀，而应注重实效。为医求学，自须虚怀若谷，然亦并非良莠不分一应兼容，而是择其善者习之。其法可概括为一听、二看、三想、四动手。听其言：在理否?观其行：有效否?想一想：有效之因何在?而后再经亲手验证。若此四环皆通，则此学说或经验便为确实可信。只有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研究中医自亦然如此。中医治疗水平之提高，关键在于唯物辨证。此“物”，乃验方达药也。而验方达药，无疑从前人之实践中来，然后在千百次实践的基础上将之上升到“理”“法”的高度，而后又以此作为再实践时之指导，并在不断实践中修正理法。如此反复循环，水平自可提高，而中医理法方药之系统自亦能不断完善。在现有的“理”“法”指导下去运用常规的验方达药，此为知常。然方药固有定式，却非一成不变，于临症时根据病情具体变化选择用药，而不是按图索骥，此即为达变，亦即辨证而施治也。以余所宗之“解郁通障”治则为例，亦即从知常达变而来，系针对现实的人，从整体角度予以调理。须知各种医疗方法学术观点之形成，无不与为医者所处之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倘金元时期没有民众之食不果腹、颠沛流离，便不可能产生东垣之脾胃学说。而今之民众，大多非营养之不足而是营养之过剩。特别是小儿，至多是娇生惯养而吸收不佳致机体抵抗力之不足，亦即抗力之障碍。障碍者，郁滞也。郁滞不流通自须解郁通障。郁滞之部位不同，所用之方自亦有别。如脑子里有郁，不管是积液、血肿、肿瘤，以柴牡三角汤加对症药主之；胸膈呼吸系统以二麻四仁汤为基本方；心血管疾病以风心保安汤、舒冠顺气汤为基本方；肝胆系统或整体之障碍，则应之以疏肝和络饮。总而言之，生机之要点在于气血运行通达无碍。故余主张以通为用，以祛障为手段，调和为目的。此即常用以上几张方子之因由。或有人讥为不知变化，实不知古人以方应病者早亦有之。只要掌握病机分类，用之自无大错。如气虚之四君汤，血虚之四物汤，依据病机分类，有其病机即用其药，方子大同小异又何需惊诧?处方给人服用，服后舒适便中契机。只要胸中有大局，掌握整体观，而又注意辨证论治，亦即知常而达变，自然得心应手。当然，以之为基础之验方达药则非长期积累不能有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