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王瑬“钞无尽”的货币思想与“现代货币理论”

作    者：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来    源：IMI财经观察、原载于《中国钱币》2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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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纸币流通，到清朝道光年间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由于各个朝代滥发纸币，特别是明代彻底的国家纸币实验，导致纸币使用屡次失败，除了清初顺治年间满足统一战争筹集军费的需要，实施短暂十年年均12万余贯的纸币发行之外，清朝政府避免使用纸币。道光年间，为了应对“银贵钱贱”为中心的货币危机和财政经济问题，王瑬以纸币可以轻易无限印制的“钞无尽”的特征，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行钞方案。作为中国历史上货币名目论的经典表达，王瑬对纸币和货币问题的认识，充分反映了在货币问题上区分货币本质和货币职能存在的重要性，单纯地强调货币职能存在的自然和技术特征、以部分货币职能替代货币性质，必然导致对货币的误读。分析王瑬的货币思想，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时下引发热议的“现代货币理论”的实质，也有利于认识正在进入人们生活的数字货币的性质和前途。

一、行钞建言以求仕进的政治抱负

王瑬（1786-1843），原名仲瑬，字子兼，一字亮生，江苏吴县东洞庭山诸生。明代名臣大学士王鏊是他的十世祖，祖父王镒为商南典史。王瑬的父亲名关伯，太学生，为书院讲席30余年。王瑬本人从小熟读古代经典，青年时执着于功名，但是屡次科场失利。40岁之后，开始充当官员幕僚并著述，1832年任浙江学政的幕僚，1833年任安徽学政的幕僚。两广总督林则徐亦曾要招他入幕，但因故没有赴任。在通过科举入仕不逞之后，他便沉下心来，专心读书，“自悔闻道之晚，迩来渐能扫除俗，觉读书别有意味。”他涉猎广泛，著述颇丰，著有《乡党正义》16卷、《四书地理考》14卷、《毛诗多织编》12卷以及《豁舟园次稿》1卷。他以真德秀《大学衍义》、邱濬《大学衍义补》两书“意主纳诲，故卿大夫以下从略，而小学之功所以培大学之基者，亦未详”，便仿照明末清初学者陈瑚（1613-1675）的《圣学入门书》分目之例，作大小学广要积汇数十卷，后删节为《圣学入门衍义》12卷。他曾称以前读书苦无端绪，随见随忘，到这个时候，“如满屋散钱使之就贯”。他自称平生有“三恨”，其中第二恨便是“不得为谏官尽言天下事”。[1]他的著述志在经世，作为落第文人，并不甘心止步于著述，从未忘却有朝一日能够踏上仕途成就功名。他最自信的著述《钱币刍言》，就是他的敲门砖。

王瑬的父亲积极主张行钞。嘉庆十九年（1814），翰林院侍讲学士蔡之定曾上奏议行纸钞，称“元自脱脱更制而法始坏，明至中叶以后，弊出多端，昔人所以有行不得三字之慨也。然此乃不善奉行之咎，非法之咎。”[2]蔡之定提议推行纸钞，被罢官。在王瑬的父亲看来，蔡之定的失败，在于不了解本朝顺治年间行钞的故事，而“泛引前明之钞”。只要很好地防备其弊端，行钞有益。在父亲的感染下，王瑬搜罗历代行钞文献，考证其得失，总结行钞的历史，论证行钞的理由。1828年进京，编撰成《钞币刍言》1卷，征求通政司副使顾莼的意见，得到认可和怂恿，遂于1831年付梓。及至王瑬将书带回呈送给他父亲阅读，其父认为体例未精，必然招致反驳，便销毁其版。又经历数年，采集前人的代表性论述，增删重定，由于其中兼及钱法，而“钞实所以辅钱”，他便将书改名《钱币刍言》[3]。1837年与《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一起刊印，近7万字，成为中国货币史上一部独具特色的专门著述。《钱币刍言》与《钞币刍言》虽一字之差，但反映了王瑬对货币问题在认识上的重要变化。时人丁晏就曾说，王瑬让他看《钞币刍言》，他不以为然，称“轻钱行钞，必无利而有害。”[4]他将书名由“钞币”改为“钱币”，实际体现了铜钱不可忽视的地位。

王瑬在《钞币刍言》写就后，在给通政司副使顾莼的信中写到，“瑬以为当世言经济者，其事不一，而莫切于理财，理财尤以行钞为急务。……阁下公忠刚直……独以鄙见为是而许为至言，则真当世知己矣。惟望举而告之当道……亦谓居高位者，万一能奏请行之，则仆走三十年持论亦有济于人，不徒为纸上空谈矣。”[5]明朝末年安徽生员蒋臣倡言行钞以挽救明朝危机，获得户部尚书倪元璐的称许，绕过科举正途，获任户部主事[6]。他意在以蒋臣为榜样，渴求借助行钞的提议，获得仕进机会。及至修订成《钱币刍言》，称“自三代下，井田既坏，必行此策，然后有以操天下之利权”，便印行数百部，分送给王朝的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积思三十年，旁搜广讯以成是编。时何公（户部尚书何凌汉）深韪之而不克用，林公（湖广总督林则徐）欲用之以粤行而止，其余名人达士如同县顾通政莼蓬（顾莼）、李进士兆洛、泾县包大令世臣（包世臣），咸许为可行。自顷英夷忧边，帑款告匮，中朝言事之臣，颇采用君书以进，而外省大吏或执以不可，故君说之行不行，迄今卒未有定也。”[7]

尽管王瑬本人未能实现凭借行钞主张获得仕进的机会，也未及看到咸丰年间的行钞实践，但他以行钞来解决当时货币问题和社会经济危机的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咸丰年间体现为通货膨胀的纸币发行实践，在纸币使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认识上，应当说与王瑬的主张一脉相承。在货币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政策选择上，王鎏的主张也是引发今天学者深入思考的重要案例。

二、“钞无尽”：混淆货币本质

和货币职能存在的典型

王瑬的行钞论与当时清朝政府所面临的货币问题和财政困难密切关联。清初在官方货币体制方面，银钱并行，财政收付以白银为主，白银与铜钱有法定比价，库平银1两值制钱1000文。清初百年间白银持续从国外流入，由于标准制钱使用上的便利，银价下跌，银钱比价大多在1000文以内。当时面临的主要货币问题是“银贱钱贵”和制钱的私销私铸，清朝政府甚至提倡白银的使用。然而，随着中西贸易制度的变化和鸦片的输入，自嘉庆时期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在中西贸易形势逆转和铜钱私铸的助推作用下，出现了“银贵钱贱”的局面。

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给当时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后果。首先，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白银与铜钱是分轨流通的货币，两者不是主辅币关系，在市场层次和使用领域中不可相互替代。白银外流及外部供给的不足形成的银荒[8]，形成国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短缺。以白银为价值尺度的物价降低，以铜钱为计价基准的零售商品却因钱价下跌而物价上涨，由此形成复杂的物价体系和两种相反的变动趋势，商品生产和流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各阶层人民在不同的活动中，既因“银贵钱贱”缴纳白银赋税受到损失，又因“钱贱物贵”日常开支用铜钱生活压力加大。这种空前的货币危机，在王鎏生活的时代充分体现出来。其次，加重财政困难。乾隆末年户部存银达7000余万两，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耗费殆尽。由于支出内容的扩大，加之“银贵钱贱”引发的浮收征取消耗民力，形成经常性的拖欠和抗纳，清朝的财政从此便始终处于收不抵支的局面。第三，加深了社会矛盾。由于官僚贵族和大商人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对白银进行不均衡的占有，使得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严重，整个社会处于极端不稳定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瑬提出了自己的行钞主张，主要体现在《钱币刍言》中的《钱钞议十篇》[9]《拟钱钞条目》[10]，《钱币刍言续刻》中的《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11]，以及《钞币问答三十》[12]中。这里便以《钱钞议十篇》为中心，就其纸币理论进行全面的解读。

1.以“钞无尽”行钞实现“国用常足”：以货币的职能存在误读货币本质。

王瑬的行钞立论的基础是货币控制权和国用常足。在《钱钞议一》中，他从历史经验出发，指出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君民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无足君之事，必民足而后君足，犹子孙富而父母未有贫焉。”这是人所共知的。在三代之后，“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后民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免于贫焉。”这是以前的人所未及言，而天下或未知的情形。他由此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控制权的重要性及意义。“夫欲足民，民莫如重农务穑；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苟不能操钱币之权，则欲减赋而绌于用，欲开垦而无其资，何以劝民之重农务穑哉？故足君尤先。”由此他指出货币控制权的丧失原因和解决途径。

“然而往往不能操其权者，何也？盖自毁钱为器，起于工匠，而利权一失矣。外洋钱币，行于中国，而利权再失矣。银价低昂，操于商贾，而利权三失矣。铅钱私铸，窃于奸民，而利权四失矣。钱票会券出于富户，而利权五失矣。今欲操钱币之权，必也行钞以收银，使银贱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则国用常足，而民财同阜矣。”

关于行钞的好处。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计划行钞时，廷臣提出了十大好处（“十便”），“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革银匠之奸偷，八曰杜盗贼之窥伺，九曰钱不用而用钞，其铜尽铸军器，十曰钞行而银不行，其银尽实内帑。”他将推行纸币的好处，扩展到22条。为了论述方便，我们编序号引述。“（1）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其大利一也。（2）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其大利二也。（3）百姓便于行钞，洋钱不禁自废，则免外洋之耗蚀，其大利三也。（4）海船载鸦片烟土，每岁私易中国银累千万以去，若用钞，则彼将无所利而自止，则除鸦片之贻祸，其大利四也。（5）民间多用钱票、会票，每遇钱庄歇闭，全归无用，今若行钞，则绝钱庄之亏空，其大利五也。（6）百姓苦于用银之重滞，故乐于用票，易之以钞，则顺民心之所欲，其大利六也。（7）钞法既行，然后禁打造铜器，而以重价收铜。铜既多，乃铸钱为三等，当百、当十、当一，则极钱法之精工，其大利七也。（8）国赋一皆收钞，则无火耗之加派，其大利八也。（9）钞文书明定数，虽欲上下其手而不能，则绝胥吏之侵渔，其大利九也。（10）钞直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去民心之诈伪，其大利十也。（11）奸民倡邪教，蓄逆谋，类皆以财利要结人心，国家财用不绌，缓急有备，则戢奸回之逆志，其大利十一也。（12）边疆起衅，每因抢夺银币而然，今易以钞，彼此无所觊觎，则弭边界之生衅，其大利十二也。（13）天下有银若干，悉来易钞，则供器皿之鼓铸，其大利十三也。（14）用银有白纹、元丝、洋钱之不同，钞则归于画一，则同天下之风俗，其大利十四也。（15）富家间以土窖藏银，历久不用，一闻变法，悉出易钞，则去壅滞之恶习，其大利十五。（16）钞式宜变从前，分为几等大小钞，皆书印格言，俾民识字，则寓教民之微意，其大利十六也。（17）货物壅滞之处，以钞收之，物价必平，则致百物之流通，其大利十七也。（18）造钞有局，办钞有人，且因财足而兴水利，务开垦，则广谋生之途径，其大利十八也。（19）每遇赈恤兴筑，不假富户捐输，则杜官吏之勒捐，其大利十九也。（20）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则清仕途之拥挤，其大利二十也。（21）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之当厘，而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耳，行钞可无虑此，则除万事之积弊，其大利二十一也。（22）一切取民者从薄，予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其大利二十二也。”

下面就这22条行钞之利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解析。在第（1）、（2）、（5）、（7）、（11）、（19）、（20）、（21）、（22）条行钞的好处中，体现了王瑬关于行钞与国家财政及国家治理关系的认识。

首先，王瑬将行钞看成获得财政收入的首要手段，他论述的第（1）条好处，将纸币与其他币材进行比较，认为其他币材均存在数量上的客观限度，只有纸钞可以无限供给，并且由此获取无限的财源。在他看来，单凭货币形态的改变，就可以改变财政不足的局面。第（2）条好处，由行钞实现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控制，以显示对国家体统的尊崇。不可否认，全国范围的统一行钞，为市场的统一、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但这只是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更为重要的，它还要求币值的稳定。以纸币可以轻易地无限印造来获取财源作为出发点，必然导致纸币的泛滥和贬值，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崩溃。

从货币理论上来说，王瑬将纸币看成财源本身，如同今天将数字货币看成资产一样，是混淆了货币本质和货币的职能存在之间的区别。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铸币和纸币都只是发挥特定货币职能的“货币的职能存在”。马克思指出，“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相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之所以如此，在于“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做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而且，“由于货币在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认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的符号。……当人们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13]这是今天仍在发生的误读货币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利用纸币发行获取财源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货币和其他政策目标。有了充足的财源，可以筹资铸钱（7），建立纸钞和铜钱并行使用的货币制度；有了财力，缓急有备，就可以消除以财利激起的民变（11）；有了财力可以让行政经费充足，改变官僚腐败贪取的作风（21）；有了财力，就会取消勒捐（19）和永停捐例（20），减少当官候任者的拥挤局面。最后，借助行钞的政策实施，“一切取民者从薄，予民者从厚”，推行“千载之仁政”。

2.货币职能上的认识偏颇：违背纸币流通规律。

在《钱钞议二》中，王瑬提出了自己的货币方案，“不行钞法，则无资本以收铜，而禁铜将至于累民。不铸大钱则无以佐钞，而行钞苦难于零析。不禁铜器，则钱不免有私铸私毁之虞，而钞因以有过多过少之虑。惟先行钞，次禁铜、次铸大钱，举天下之利权而尽操之于上，然后可以加惠于四海之民，兴利除弊，惟一人之所为，而无所难矣。”他认为，以行钞为出发点，就可以形成资本解决禁铜和铸大钱的货币问题。在此基础上，朝廷便可掌控天下利权，并借发钞形成的财力嘉惠于民众。

他否认金属货币和纸币形态的性质差异。包世臣疑问，“行钞而废银，是造虚而废实，其可行乎哉？”他称，“至谓钞虚而银实，则甚不然。言乎银有形质，则钞亦有形质；言于乎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则银钞皆同。且今之银票钱票，以取银取钱，谓之票虚而银钱实可也。若行钞，则竟以之代银代钱矣，尚得谓之虚乎？”[14]这种不顾金属货币和纸币本质差异的名目主义观点，不懂得货币形态演进的历史，不懂得金属及特定贵金属因为社会习惯充当货币商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真实价值和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物质存在上的优势。纸币只是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中产生的职能存在。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同时，他还曲解各种货币职能的作用。

关于纸币行使价值尺度职能，我们知道只有在纸币价值稳定的基础上，它才能作为价格标准。较之白银有成色、重量上的差异，王鎏特别看到了纸币由于仅仅用数字来表现价值尺度在一致性上的优势，可以“钞则归于画一”，这确实击中了在实体货币上体现出来的作为价值尺度的一致性和流通手段的异质性之间的矛盾。根据纸币面值明确标示的特点，他指出，可以杜绝官吏在白银赋税征收中侵渔百姓的问题（9），商贾不得增加和减少纸币的价值（10）。以货币面额的一致性消除赋税征收中的弊端，这是随意发挥，更不懂得货币的价值体现在其购买力而不是它的面额。

关于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他称，“银贵之弊，惟行钞可以去之。……富家因银为币而藏银，今银不为币，富家不藏钱而藏钞矣。此自然之理也，藏钞以待用耳。先生之论，未免看杀'藏’字，以为永藏不出，故云藏此何为乎哉？”[15]货币的储藏手段职能在于其真实价值的存在，纸币的功能则体现在流通领域，纸币一旦退出流通便失去价值。他将持有现钞与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混为一谈，这是典型的货币名目论的体现，他确实将货币的职能理解为“随意思考的产物”。

关于世界货币的职能，他全然以封闭经济的眼光自说自话。他在《钱钞议一》第（3）、（4）、（12）条“行钞之利”中论述了与世界货币职能相关的问题。抛弃白银使用纸币，可以达到洋钱自废、除鸦片贻祸和因争夺货币出现边境战争的问题。在回应包世臣的疑问“禁银一条，驱利于洋，为内陆大害，更不待言。至令洋人先买钞，后买货，犹为掩耳盗铃之事，盖不过一转移间，银仍归于洋也。”时，他认为：

“禁银使不为币，最是权宜妙术，所以恐吓富翁，使急以银易钞耳。……则天下之银必悉入内库矣。……百姓安得取银而尽入于洋乎？且外洋所以欲得中国之银者，虑银为洋钱，仍入中国取利耳。中国既用钞，不用洋钱，外洋亦何取欲得中国之银乎？且中国所以惧银入于外洋者，虑银少而不足用耳。银既不为币，纵使尽入于洋，亦与中国无损。捐金于山，藏珠于渊，正是盛治之风，而况银之必不入外洋乎！盖诸公之所以与鄙人辩者，皆视银太重，而不知行钞之后，银非复今日之银矣。……洋人欲得中国之货，必先以银买钞。彼之银有尽，我之钞无穷，则外洋之银，将尽入中国，何为银反入于洋乎？……”[16]

在没有现代国际货币制度的背景下，在世界货币职能上，“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17]。王瑬将穿有中国清朝外衣的纸币，作为取消国际货币白银的手段，这正是封闭经济环境下的愚昧意识，既不顾现实，又缺乏国际贸易的正确眼光。他不懂得在他生活的时代，国际贸易需要脱掉国家外衣的真实黄金和白银。

那么产生于流通手段职能的纸币，为什么历史上屡行屡废，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总被抛弃？他在《钱钞议一》中总结前代不善行钞的原因，一是纸张质量；二是面额琐屑

太甚，一贯以下宜铸大小钱以便用；三是旧钞宜听其完钱粮，解部销毁，而不必倒换；四是“钞

法屡更，使民疑惑，而不知立法之初，必先斟酌尽善，既行之后，永不更改也”；五是“徒设严刑，以防伪造，而不知宜选造佳纸，多为印信，分定式样，稍费工本，使其不能作伪。”他认为“一去其弊，即为理财之上策”。实际上，这5条中，只有第4条关乎纸币的价值稳定，其他技术上的改进只是保证纸币行使货币职能时的真实性和方便性。

我们知道，人类纸币使用的经验表明，纸币价值稳定的两条途径，一是保证纸币的可兑换性，一是控制纸币发行数量的适度。那么，在钞法的设想中，王瑬是如何考虑的呢？在《钱钞议四》中，明确指出物价上涨与使用纸币无关。他称：“吾独思历代兵威之盛，莫过于元，元之赋税又轻，而不闻军需之不给者，岂非用钞之故乎？……乃论者谓金章宗之世，以万贯老钞易一饼，妄言行钞则物价腾踊，其害如此。不知既造新钞，而不收旧钞，则旧钞不值一钱，固无足怪。若夫物价之腾踊，原不关于行钞。不观之《晋书》乎？《食货志》云：'董卓之乱，五十万钱易米一石。’又《石季龙传》云：'金一斤易米二斗。’此皆因米极少耳，夫岂以用钱与金而致物价之腾踊乎？”指出物价的变动不在货币方面，而在商品的供给一侧，更与货币是铜钱还是黄金没有关系，当然也就与是否是纸币无关。鉴于这样的认识，他抛弃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自己的彻底不兑现纸币主张。

第一，他提出的纸币方案是不兑现纸币。不仅不必兑现，而且无需准备。它在《钱钞议五》中，针对北宋皮公弼“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的论述，称“然今之时势，又与宋异。百姓家有亿万之银，国家造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又岂必先务积银也哉？……夫以钞为母，以钱为子，钞数多而钱数少，钞以便总统之用，钱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求尝不善。”他不是利用货币准备来发行纸币，而是用纸币来换取民间的白银，并将“民间所有之银”，看成“国家用钞之本”。如果以“家国一体”将民间白银作为发钞之本，实际上否定了货币存在的必要。早在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就将货币作为产权确定基础上财产权扩大的手段[18]，王瑬“钞本”的认识完全是否定货币个人产权的掠夺行为，其发行纸币掠夺人民财富的意图昭然若揭。

至于行钞最佳时机，他从金末、明末行钞的经验出发，指出“一言蔽之，凡行钞，必在承平盛事，则有以致富足而弭乱源。”庆幸自己生于太平无事之时，所以应当极力讲求钞法。

第二，关于纸币的数量。他在《拟钱钞条目》第十五条指出，“造钞约已足天下之用，则当停止；俟二、三十年之后再行添造，仍用旧式，不改法也。”[19]这里说的很模糊，纸币“足天下之用”的客观标准难以明了。包世臣质疑称，正是王瑬所称“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是操不涸之财源”的行钞理路，是从来行钞难行而易败的原因。他回应称，“从来钞法难行易败者，全在制造不精，易于霉烂，及倒换加费之弊耳，并不关取之不尽也。且钞虽取之不尽，而国家制钞，但求足用而止，自可为之限量，譬诸水火，取之无尽，然民间日用，自有定数也。”[20]这是听之任之的无赖策略。

他在与包世臣讨论钞币的信中称，“造钞之数，当使足以易天下百姓家之银而止，未可悬拟。若论国有，则当如《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国家常有三十年之蓄可也。”[21]这里发钞的数量就是“天下百姓家之银”的数量，因为纸币的发行是天下百姓用白银换取。王瑬设计的纸币是不能兑换白银的，这样的发行方式明显就是借纸币发行搜括民间白银，完全袭用了明末蒋臣的方法。至于国家应当持有的纸币数量，他以《礼记》通计三十年应有九年之蓄这种粮食储备的治理原则，随意偷换为纸币持有数量的依据。这两种纸币发行数量的测度，都难以通过控制纸币适宜流通数量以保证纸币价值稳定。

那么，凭借什么能够保持纸币的价值稳定和流通呢？他在《钱钞议六》中提出“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的措施，都只是注重发钞过程和纸币技术改进的枝节问题，对纸币的价值稳定毫无助益。他只强调纸币在自然属性和技术特征上的优势，“且银则无可标记耳，而钞则有号数之可稽，有印章之可辨，盗贼取而用之于市，未有不立败者。”

在《钱钞议八》中，他对自己的行钞方案十分自信，称，“至于今日，统观前代四五百年之故事，遍考钞法之源流得失，又有以见夫自明嘉靖以来用银之弊，参验之于民间用钱票、会票之风俗，而后为之酌古斟今，以期于尽善而可行，岂复蹈前人故辙哉？……然则如吾说而用之，数十百年之后，亦安保无见其弊而思救之者乎？然其小小条目虽可更移，而其大体要不可变易，则虽百世常行可也。”没有准备保证和数量控制的制度安排，王瑬的纸币必然成为废纸。

3.发钞用于投资和增加就业。

他在第（18）条中明确指出，“造钞有局，办钞有人，且因财足而兴水利，务开垦，则广谋生之途径。”在《钱钞议三》中，他又称：

“夫军需治河，财之所由耗也，盐法垦田，财之所由生也。行钞而耗者可以补其耗，生者日见其生，以宋、元立法之未精，而其利犹如此，况更鉴其弊而去之乎？不然，舍便易之门，而别求难得之货，忽远大之图，而徒惜纤小之费，吾恐议论日高而卒未可谓之善理财者也。”

这是在传统纸币条件下，对货币产出作用的独特解释。这与现代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完全不同，毋宁说这是借助“财政赤字货币化”来筹集资金为政府活动寻求财源的手段，必然导致强制储蓄效应。没有根据的单纯发钞行为，必然导致“坎蒂隆效应”[22]，通货数量的增加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对不同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权力及富裕阶层获得更多的利益，对于民间产业，不仅不能“广谋生之途径”，最后还会必然出现物价上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致社会崩溃。

三、王鎏的纸币论与现代货币理论

王瑬的纸币理论，对于理解今天的货币理论和相关问题具有启示意义。我们结合“现代货币理论”和货币名目主义的概念框架，来看王瑬在货币理论发展坐标中的位置。

1.“现代货币理论”的中国版本？

今天引发人们关注的以兰德尔·雷为代表的货币理论，自身给了一个不能反映其特征的不当概念“现代货币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征税活动决定货币的产生和选择，即所谓“税收驱动货币”，国家政权对货币的发行和数量具有绝对的权力。现代货币理论的问题在于，第一，它割裂货币的历史发展，只选取在人类货币诞生之后没有货币的地区通过侵略和国家征税行为可以创造出当地的货币的片段。[23]第二，它将货币本质和货币的职能存在混为一谈。有学者据此又重新提起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希望采撷其中的精华，为现在的货币选择寻求理论根据。实际上，国家能够决定的是货币作为价格标准的规则及特定的货币职能形态，不是作为货币商品的货币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王瑬的纸币理论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道光版本。在《钱钞论九》中，论及纸币可以通行的理由：

“从来欲图天下之大功，而权其可行不可行者有三焉：曰理，曰情，曰势。夫行钞者，将使国家独操钱币之权，而一切实利皆予之百姓，其名正大，此揆之理而必可行者也。百姓以银易钞，无耗折之虞，而反有加增之利，其意仁厚，此度之情而必可行者也。百姓苦于用银之重滞，而又有成色之高低，是以有会票钱票之用，一旦易之以钞，其事便利，此按之势而必可行者也。……行钞之利，取之天地者也，故利无穷而君操其权。孰得孰失，有识者必有以辨之矣。”

利用国家权力独断推行纸币，并借此收取白银，而且漠视民间会票钱票的信用性质，还称“行钞之利，取之天地者也”，这是违反事实和货币原理的强词夺理。在《钱钞议十》中，他明确表达了类似税收驱动货币的思想。他称，“今使国课一皆收钞，则必不至于壅滞。……今既洞见用银之害，转思行钞之利，而又能去此二弊，则行钞之后，虽百世断无复废钞而用银之理。”在与包世臣讨论行钞的回应中，他就税收驱动货币和货币国定论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论述。

“国家欲行钞，但使钱粮、关税、一切杂税俱准收钞，则百姓未有不深信者，百姓以银行钞，但使明加以二分之利，未有不趋之若鹜矣。且国家之行钞，与富家之出钱票亦异。国家有权势以行之，而富家无权势。故钱票有亏空而行钞无亏空也，百姓信国家之行钞，必万倍于富家之钱票矣。若谓民乐用钱票，反不乐行钞，则是王者之尊崇，反不敌一富家之权势，岂有此不通之情理哉？”[24]

他声称“钱票有亏空而行钞无亏空”，完全忽视了政府维持行钞准备和价值的责任，仅凭国家“权势”推行纸币。他还称，“民间习俗，有时亦自改者，皆便利之所趋耳。……居今日而言钞法，则正因民情苦于银价之低昂，钱票之亏空而为之也。”[25]钱票失去信用其受害面较小，而全国性纸币的使用倘若没有制度的约束，将给社会整体带来破坏。

2.货币名目论还是国家干预治理模式？

叶世昌先生[26]以王鎏的货币名目主义为中心，就清朝中衰转型期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近代早期西方的货币名目论，是在反对重商主义和货币金属论的形势下出现的，其历史贡献在于借此可以解决行使特定货币职能的货币形态的短缺。无论是货币金属论，还是货币名目论，其错误在于以货币的职能形态代替货币商品本身。王瑬的“钞无尽”论述是典型的货币名目论，他将马克思所称将货币误读为“想象的产物”的比拟当成真理，发挥到极致。这对于今天我们热议的数字货币，仅因技术支持就将改变货币本质和既有规律的臆想，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其要害在于，第一，割裂历史，以自己的短期和特定的人生经验和想象代替全部历史。这在王鎏那里，就是盛世易于流通纸币。第二，漠视马克思关于货币问题的精辟论述，以现象的罗列代替本质的透视。

台湾学者林满红[27]以王鎏的行钞主张为中心，面对近代中国使用白银货币所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理论框架下，对国家治理的两条路线进行了贯穿近代思想史的全面解剖，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然而，清代中国集权专制下的货币制度和社会经济境及认识架构，与哈耶克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派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是否可以“政府干预”来解读王瑬的纸币论，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身处数字货币进入日常生活的时代，王瑬的行钞论是我们思考货币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历史的镜鉴何其重要！

参考文献

[1][7] 张履 ：《王君亮生传》（《积石文稿》卷 17），[ 清 ] 王瑬原著，马陵合校注 ：《〈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28-130 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嘉庆十九年蔡之定议行纸钞奏折》，《历史档案》，1995 年第 3 期。

[3]《钱币刍言 ·  自序》，《〈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第 4-5 页。

[4] 丁晏 ：《倦翁安吴四种后》，见郑振铎编 ：《晚清文选》，西苑出版社，2003 年，第 24 页。

[5]《上顾南雅先生书》，《〈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第 53-54 页。

[6] 何平：《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86-191 页。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469-473 页。

[8]贺力平 ：《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兼论国内货币供给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历史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 1 期。

[9]《钱钞议十篇》，《〈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第 6-21 页。

[10][19] 《拟钱钞条目》，《〈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第 22-26 页。

[11][14][15][16][20][21][24][25]《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第 76-90 页。

[12]《钞币问答三十》，《〈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第 122-127 页。

[13][17]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纪念版），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48 页，第 152 页，第 109-111 页，

第 169 页。

[18][ 英 ] 洛克 :《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64 年，第 30-32 页。

[22][ 爱尔兰 ] 理查德·  坎蒂隆著，余永定、徐寿冠译：《商业性质概论》，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77-82 页。

[23]参见 [ 美 ] 兰德 ·  瑞著，刘新华译 ：《解读现代货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第 45-81 页。

[26]叶世昌 ：《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

[27]林满红 ：《银线——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