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用古方就必须用古代剂量

​1981 年考古发现汉代度量衡器“权”，以此推算古方剂量，解决了历史上古方剂量的一大疑案，对仲景学说的教学、科研、攻关、临床应用意义重大。

【一】

“权”的发现，意义重大，值得引起中医界高度重视。剂量问题是方剂治病的核心，没有特定的“量”，便不能突破特定的“质”。按古今度量衡折算法，汉代1两为今之15.625 克，1斤为250 克。则经方的实际剂量，当以原方折半计量为是。

明代迄今，医家根据“古之一两，约今之一钱”的臆断，使用经方仅原方的1/10。并且沿袭至今，悬殊太大，剂量过轻，不堪大任。仲景《伤寒论》不单是中医学四大经典巨著之一，更是中医学第一部急性热病学专著。东汉末年，寒疫大流行，伤寒的特点，发病急，传变速，故仲景立方剂量大，药简，力专、效宏，方能阻断病势传变，挽救危亡，近代用法，大违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无疑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阻碍了仲景学说的发展与创新。

方剂能否治病，除了恰中病机，配伍精当，便是特定的剂量。以四逆汤的应用为例：四逆汤乃仲景急救亡阳危症之峻剂，有斩关夺门、破阴回阳、起死回生之效。原方为炙甘草2 两、干姜两半、生附子1 枚（破八片），按古今折算，取原1/2量为准，则四逆汤剂量是炙甘草30克，干姜23克，制附子60克（生附子1 枚，大者20～30 克，假定生附子之药效为制附子之两倍以上），而部编中医方剂学四逆汤之剂量为：附子5 ～10 克，干姜6 ～9克，炙甘草6克。以这样的轻量，要救生死于顷刻，诚然难矣！无怪乎中医治心衰，十有八九要失败。不是经方不灵，而是我们未能继承仲景先师的衣钵真传。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使中医丢掉了急症阵地。

【二】

“权”的发现，是中医界复兴的大好契机，可惜对中医界震动不大。只有上海柯雪帆教授一人，闻风而动，广为传播。而且立即理头于临床研究，用炙甘草汤原方试治多种心脏病取得惊人的疗效，令人振奋与感佩！60 年代中期，我已对历史上习用的经方剂量，发生怀疑，每遇重危急症，如心衰濒死病人，辄用伤寒四逆汤类方原方原量投治。主药附子则加一倍、两倍、三倍，破格用药，有100 多例肺心病、风心病、冠心病及人出血导致的心衰濒死病人，协同西医进行抢救，绝人部分是西医放弃治疗，由我单用中药，一剂药附子用到200克以上，一昼夜按时连服3 剂，附子总量达500克以上，使这些现代西医院宣布死利的病人，全部起死回生，我把此方定名为“破格救心汤”。

80 年代之后，把六经主方及常用《金匾》要方，唐宋以前久经考验的效方，全部重新整理，按古今折算法厘订剂量，置于案头，以备检索。《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宝库中之宝库，有强大的生命力！仲景上承内难，博采百家，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仲景学说是中医学活的灵魂，是中医取之不尽的源头之水，是攻克世界性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仲景六经辨证之法，使我们洞悉病机，见病知源，以病机统百病，则百病无所遁形。立足于临床刻苦研读仲景著作，学以致用，反复实践领悟，是中医成才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中医整体素质的唯一途径。

【三】

古老的中医学经历了4千多年的历史考验，经受了近百年凶涛恶浪的摧残，仍然屹办于世界医学之林，并且在21 世纪昂首阔步走向世界，令人振奋。前途是光明的，但中医的现状是令人忧虑的。常见不少中医大学生，走出校门即对中医丧失了信心，而改从西医。个别中医硕士、博士厌倦中医，另找出路，青年中医不敢用经方治病，用西医的观点套用中药，见急症、重症，避之唯恐不及，大部分中医院放弃了急症阵地，连省级中医研究院的病床上也吊满了输液瓶… … 凡此种种，令人触口惊心！可见中医学院的教学方法大有问题，中医后继乏人情况严重，实在应该大刀阔斧加以改革！要打破儒家治医、崇尚空谈的老套，脚踏实地地把伤寒金匮的理法方药的精髓原原本本传授给学生，强调学以致用，早临床，多临床，有必要请经验丰富的临床家现身说法，以加深理解，使学生在毕业之前，即具备独当一面、敢治大病的胆识与能治大病的功力。不要让西医课喧宾夺主，中西医并重的教学方针，只能培养出不伦不类的“半瓶醋”。要在短短5 年内，集中精力学好、学透中医。

山野村夫之见，希望能引起中医界的反思与沉思！

摘自《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附：剂量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