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熔炉‖抗大第七分校
抗大第七分校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创办，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四年多。开始时，它转战于黄河东西两岸，历经艰辛，经受战斗考验；以后又转移陇东地区，一面生产，一面学习，通过教育和劳动锻炼，培养了大批年轻干部，为我军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北方局与华北军分会关于增设分校的指示，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抗大总校于晋西北兴县附近的李家湾，以一二O师教导团为基础，创办了抗大第七分校，并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校长由一二O师参谋长周士第同志兼任，副校长为喻楚杰同志，政治委员为徐文烈同志，政治部主任为杨尚高同志。分校下设营长队、教导员队、连排干部队、参谋训练队、测绘训练队、骑兵队、工兵队和地方干部队等八个学员队，此外，还附属一所陆军中学，共有学员二千多人。
由于学员都是来自一二O师各部队和晋绥边区的地方党政机关，工农干部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所以，八月四日正式上课后，第一阶段进行五个月的预科文化教育及队列教练，至一九四二年初才转入本科教育，学习军事和政治课程。
七分校地处晋西北，环境与第六分校差不多，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分校必须以极大的力量和时间去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尤其是吃饭问题更为严重，经常要组织人力到百里之外去背粮、背炭，背回的黑豆、杂粮还要推磨拉碾加工。加之日、伪军袭扰、“扫荡”，学校经常转移，仅几个月时间，校址就从李家湾转移到贺家圪台，再转移到杨家坡西的碧村。所以，预科教育按计划虽是五个月，但由于背粮、背炭和转移、搬家，占去了三个月，实际教育时间还不足两个月，可见当时坚持教学之难。
一九四二年这一年，敌后“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更加频繁，日寇为了封锁我陕甘宁边区，加紧对黄河东岸的“扫荡”，妄图消灭我晋西北的一二O师，然后凭借黄河天堑，筑起严密的封锁线，隔断我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山东和苏北、苏中等根据地的联系，以达到分割包围，消灭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目的。一二O师在贺龙、关向应、肖克等同志率领下，发动与依靠群众，展开英勇的反“扫荡”战斗，从二月至五月，晋西北和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军民就分别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消灭敌人六千五百多人。在此期间，七分校的同志也积极投入反“扫荡”斗争。二月初，由于日寇来势汹汹，为“避其锐气”，保存我有生力量，分校曾一度奉一二O师首长之命西渡黄河，暂到陕甘宁边区坚持教学。不久再返河东，投入反“扫荡”战斗，边战斗边学习，直至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一九四三年一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使抗大总校能有一个较安定的学习环境，以便储备干部，准备反攻。决定总校第八期学员与第二、三分校合并，从敌后迁回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县继续办学。与此同时，决定第七分校及附属陆军中学也从晋西北敌后迁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合水县，并令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从晋察冀边区到合水县，与七分校合并，组成新的第七分校，直属总校领导。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第七分校及附属陆军中学一千多名学员由喻楚杰副校长率领，从晋西北兴县出发，在临县第八堡渡口西渡黄河，经葭县大会坪、米脂，于三月二十八日到达绥德，营连干部队与总校合并；陆军中学九个学员队则继续南下，经清涧到延安，在延安稍事休整后，再往西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陇东的合水县城，编为第七分校第一大队。与此同时，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一千五百多名男女学员于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十六日）由二分校教育长熊伯涛、附中校长江隆基等同志率领，由河北灵寿县的牛庄、女庄一带出发，冒着料峭春寒，越过山西省内冰封雪飘的云中山、芦芽山，渡过奔腾咆哮的黄河，经陕北的绥德、清涧，于四月三十日到达延安。五月四日，附中在延安改编为第七分校第二大队。五月七日又从延安继续西行，于五月十五日抵达陇东合水县，与第七分校一大队会合。六、七月间，二大队八个男生队进驻豹子川，边挖窑洞、开荒生产，边组织学习，而两个女生队，则留在合水县柳沟，直属校部领导，边开荒生产边学习。一九四三年九月，原留在河北邢台浆水镇的总校太行陆军中学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四年一月，太岳陆军中学也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他们分别从太行、太岳地区出发，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和一九四四年四月底先后抵达陇东的合水县东华池附近的平定川，合编为第七分校第三大队。此时，第七分校学员达四千九百七十多人（含教职员全校达六千人左右)。中央军委任命彭绍辉同志为总校副校长兼第七分校校长，张启龙同志为政治委员，杨尚高同志为副政治委员，喻楚杰同志为副校长，康永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第七分校移驻陇东以后，比敌后的战斗环境安定得多，但这里地广人稀，房屋很少，开学时，有的队不得不露宿于深沟丛林之中。所以，分校一到陇东，就发扬抗大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分散于合水县豹子川、东华池、平定川、大凤川一带，开挖窑洞，建筑校舍，建立“革命家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一九四四年冬，不仅解决了全校的住宿问题，而且每个连队都修好了课堂、饭堂，制作了门窗、桌凳，还在东华池修建了一座占地二亩六分四厘、能容纳三四千人的大礼堂，可供各大队学员在这里听报告、上大课、开晚会，使人烟稀少的东华池改变了面貌，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新气象。
一九四四年春，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七分校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坚持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三月二十九日，全校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通过了“生产公约”，并举行向荒山进军的誓师仪式。四月二日，各大队就在豹子川展开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到四月十六日，全分校共开山地一万零七百七十七亩，开稻田三百二十四亩一分。其中开荒成绩最好的第一大队，每个劳动力每日平均开荒八分六厘，大队部和七队平均都在一亩以上。第二大队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青少年，劳动热情最高，全大队平均日开荒一亩以上的就有二百三十四人。第二大队二队分工开稻田，稻田地到处荆棘丛生，而且要求深挖六寸以上，把荆棘草根刨净，将下层泥土翻上来，开一分稻田顶山地四、五分的工夫，但二队青年不怕苦，不畏难，埋头苦干，其中张振吉、王进喜两个同志，日开水田一亩二分六厘，创造了最高纪录。在开荒生产中，全校教职学员人人争先，黎明上山，天黑收工，休息时不歇手，冒着雨雪突击的先进人物，队队都有。
在全校同志的努力下，一九四四年生产的粮食折合细粮共五千六百五十余石，足供全校半年口粮，而且做到蔬菜全部自给。同时，全校养猪一千三百余头，羊一千一百余只，牛一百余头；其中一大队第六队做到四人一头猪，三人一只羊，十人一头牛，将近每人一只鸡，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此外，在手工业方面，还白手起家，先后建立了木工厂、肥皂厂、纸厂和磨坊，仅木工厂一年生产的木板、椽子即价值一千万元（边币)、全校女同志还组织纺纱六千斤，价值六千斗细粮。此外，他们还组织人力进山烧木炭，每个伙食单位都烧木炭三，四万斤，由手生产的发展，学校生活大大改善，到了一九四四年冬天，不仅吃饱了饭，有木炭烤火，每人还发了一双手套，两双毛袜，有的教员还发到一件毛衣，可谓“丰衣足食”了。
劳动生产改善了生活，又锻炼了思想和革命意志。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七分校举行了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生产成绩展览会，表影了大队级英雄与模范七十二人，并选出校级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张秉照等二十二人及六个先进单位。在展览会上，展出了五百三十件展品和一百多幅图表、木刻、连环画，表彰英雄、模范和先进单位的事迹，进一步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生产运动中，分校还坚持进行教育训练，组织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开展战术、技术的基础训练，并继续进行文化学习，使学员得到全面发展。第二大队原是抗大第二分校的附设中学，他们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在冀中参军入学时大多是十三岁至十六岁的少年，经过四年的军、政、文教育和劳动假炼，既提高了思想水平，又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时，都已成长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干部，不少人已经成为共产党员。而第一、第三大队虽然平均年龄大一此，但其中不少是一九四二年“精兵简政”时储存起来的年轻干部和老战士，特别是原七分校陆军中学的学员青年干部较多，他们经过这几年的教育锻炼，也更加成熟了。这近五千名干部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一批宝贵财富。所以，抗战胜利后，第七分校结束，一部分年纪比较大的干部分配到部队工作，投入解放战争，发挥骨干作用，一部分学员则根据建军的需要，分别选送到炮兵、机要、通讯、医务等专业技术学校继续深造。现在，这批干部已成为我军和地方一些专业部门的领导骨干。由此可见，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确是高瞻远瞩，在条件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千方百计选拔、储存和培养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这条经验，今天仍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