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瞬间（2936）：西外大街清福康安可园故址的位置
可园旧址位于西城区西外大街137号北京动物园西北部。 X
北京动物园门前有两块文物保护牌。一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牌，名“乐善园建筑遗存”，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牌，名“清农事试验场旧址”。
乐善园、清农事试验场的关系中，隐隐约约有个可园（邻善园、继园、环溪别墅、三贝子花园）。对可园主人（三贝子）一说为康熙皇三子允祉，一说为福康安。
综合一些资料看，北京动物园西北部这一片区域在成为清农事试验场旧址一部分以前，名可园（又名三贝子花园、环溪别墅），为富察·福康安别墅的可能性大。光绪年间更名继园。
因富察·福康安和他的父亲富察·傅恒是清朝传奇人物（参见《北京瞬间（767）：沙滩大院清傅恒府的位置》），特意又查了一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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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园旧址位置，北京动物园西北角
北京动物园地图
北京市动物园网站介绍：
北京动物园始建于1906年，在西直门外乐善园、继园和广善寺、惠安寺“两园、两寺”旧址上的清“农事试验场”内，由商部奉旨筹建。园内由动物园、植物园、农事试验三部分组成。最早的动物园位于园内东侧，占地1.5公顷，是中国对公众开放最早的动物园和华北地区对公众开放最早的公园。据考此地也是中国现代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的发祥地。
2015年5月28日西城区旅游发展委博客《你知道动物园最早是什么场所？》摘录：
继园故址位于今北京动物园西北部，康熙朝此园名邻善园。邻善园系康熙帝赐其皇三子允祉的园林。明义得到邻善园后，对其进行了大规模修葺，并更名为环溪别墅。道光年间，此园主人已改为宝文庄公，且将此园易名可园。光绪初年，可园改名继园，后此园归属内务府奉宸苑，这片园林与动物有关系的历史由此始，它的前身是清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试验场是在原乐善园、继园和广善寺、惠安寺旧址上所建。初衷是为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开通风气，振兴农业”。
北京市文物局网站2004年7月27日《万牲园史考》（刘珊）介绍，农事试验场是在乐善园、可园(俗称三贝子花园)、广善寺、惠安寺及附近官地的基础上建造而成。摘录如下：
当时西直门外，是清政府农事试验场的所在，1906年筹建的农事试验场可以看作是万牲园的前身，它是在乐善园、可园(俗称三贝子花园)、广善寺、惠安寺及附近官地的基础上建造而成。广善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寄养动物的破庙，庙内尚有明代碑刻。惠安寺位于广善寺东，庙址已毁，无法考证了。
关于可园，清人崇彝曾写道：“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当年亦宝文庄之别业，名曰可园。旁有庙，曰紫竹林，盖奉观音大士之祠。其中亦有园亭点缀，宝氏家庙，今试验场并两处圈入，故尤广。当年故址，一无存者，惜哉。(光绪壬辰，曾侍先妣往游可园，其水木明瑟，花树犹繁，长廊数十间，缘山坡而起，旧制尚不改，可念也。)”崇彝在这里颇有点怀旧的情怀，有万千的感叹。的确，作为生活在清朝末年的人，他此时看到的可园已经并入农事试验场，过去的历史被几乎隔断。不过公允地说，可园虽然可以上溯到康熙朝，但是确实已经荒废很久了。到同治年间，可园已经三易其主，早没有了昔日的繁荣。同治时文人李慈铭以及潘伯寅曾于1872年游历可园，留下一部《越缦堂日记》，让我们了解了可园的一些历史：“酒罢更游‘可园’，都中人呼为‘三贝子花园’，相传为‘诚隐亲王’赐邸。道光尝归‘宝文庄公相国’，今为卖花人所居矣。”从日记中我们知道，“三贝子花园”的正式名称为可园，最初可能是诚隐亲王的赐邸。诚隐亲王名允祉，是康熙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诚郡王。1699年降贝勒。1709年晋诚亲王。后来，由于争夺皇位同四弟胤祯(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结下仇怨。1732年被雍正拘禁，不久死去。1737年被乾隆追谥为“诚隐亲王”。恰好允祉排行第三，这可能就是“三贝子花园”的由来。但是，李慈铭关于“可园”第一位主人的分析，使用了“相传”的说法，自己并未肯定，所以这种猜测可能并不确切。因为允祉由郡王晋亲王，又由亲王降贝勒，从来没有封过贝子。清初在没有沿用明朝的封爵制度以前，“皇子”最高的封爵是“贝勒”，同“贝子”是不同的。康熙时代更是明文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的等级，所以允祉虽然行三，却并不是“三贝子”。
根据老辈人的记忆，三贝子不是允祉，应该是清朝异姓郡王衔忠锐嘉勇贝子富察氏福康安。他是傅恒的第三子。傅恒在清乾隆年间，既是勋臣，又是皇亲(乾隆孝贤皇后的弟弟)，他本人也是御赐园子名“绮春园”，在圆明园的东边。三贝子花园是福康安的私有别墅，正名是“环溪别墅”。当时的有名诗人法式善、铁保两人的诗集里，全是游环溪别墅的诗。法式善曾因游环溪别墅在广善寺吃饭，这是一个证明。或许正因了关于三贝子究竟是谁的各种版本传说，让可园充满了神秘色彩。遥想当年园林繁盛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雅致的去处。实际上，即使在诚隐亲王作古一百多年后，在昔日楼台亭榭颓坏的情况下，仍旧别有一番风味。
李慈铭重游此地，“登土山一空亭，远见诸湖，湖外云树直接西山。亭外松槐崇密不见日景。”此处风景，对李慈铭颇有吸引，以至于前后三次游历至此。李慈铭第三次游历可园是在1882年，此时可园的业主已经是一个姓文的商人，他把可园的房所租给卖花的商人，“近有文某稍修葺之为业。为卖花者所居，以大半为窑艺圃……”文某是可园的最后一个业主，他接管园宅后，把名字改成了“继园”。这个信息，我们可以从宝鋆《文靖公遗集》中看出来。宝鋆常常带着全家人到“可园”游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贝子名园今继园，近郊推羡武陵源……”。作者游历可园的时期和李慈铭差不多。但是，李慈铭在日记中都没有提出当时的新名称“继园”，大概当时一般人都习惯叫它“可园”或者“三贝子花园”，新改的名称不太为人们所知。
凤凰国学网引2017年8月22日澎拜新闻网《恩同父子，福康安与乾隆究竟是和关系？》（林硕）摘录：
富察·福康安，字瑶琳，满洲镶黄旗人，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他的父亲是乾隆朝著名的将领、一等忠勇公富察·傅恒，姑妈则是乾隆皇帝的原配夫人孝贤皇后富察氏，所以福康安算是乾隆皇帝的内侄。虽然身为外戚，可福康安却绝非依靠父辈庇荫的官二代。他自幼熟读兵书，弓马娴熟，以知兵著称于世，参与平定了大小金川之乱、廓尔喀入侵西藏等战事，无役不从。从乾隆四十二年担任吉林将军伊始，历任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到乾隆五十一年担任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年仅三十二岁的福康安在九年的时间里遍历疆臣，出将入相，成为乾隆皇帝身边炙手可热的少年英才。伴随战功的累积，他的爵位封号逐步攀升：从最初的云骑尉到嘉勇巴图鲁，再到嘉勇男爵、嘉勇侯爵，直到加封忠锐嘉勇公。按清代定制，异姓爵位共二十五等，最高一级便是公爵。然而，乾隆六十年，历史又给了福康安再上一层楼的机会。是年正月，湖南、贵州一带爆发苗族起义，在精神上给乾隆皇帝造成了重创。原来，这位八十五岁的耄耋天子本打算在这一年让位给儿子嘉庆皇帝，自己躲到宁寿宫去当太上皇，为自己六十年的皇帝生涯画上一个“保赢持泰”的句号。突如其来的湘黔苗族起义打破了乾隆皇帝功成身退的完满计划，使他不得不在离任之前再次用兵，委任心腹爱将福康安担任云贵总督，会同他的老搭档四川总督钮祜禄·和琳（和珅之弟）以及湖广总督伊尔根觉罗·福宁，一起前往镇压起义。福康安在初春率部出征，当年十二月便俘获起义军领袖“苗王”吴八月。面对前线发回的捷报，乾隆皇帝犯了难。因为按照清朝入关之后的祖制，福康安已经站到了异姓封爵体系的最顶端。面对这种情况，常规做法应该是给福康安“加恩荣”，或者“荫子”。但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乾隆皇帝决定冲破定制，不按常理出牌，授予福康安只有宗亲才能获封的“固山贝子”头衔。清朝入关后，异姓功臣在世之时能够获得贝子头衔者，唯有福康安一人。值得一提的是：福康安获得的贝子头衔可不是普通的世袭头衔。寻常的贝子只许世袭，但每承袭一次，就要降爵一等，即所谓“递降袭爵”。但乾隆皇帝特别批示福康安的贝子头衔允许“承袭三世”，之后再按则例降爵承袭。这份上谕公布后，朝野上下不禁议论纷纷：究竟这两人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关系？正当坊间流言四起之际，前线传来福康安客死军中的讣告。嘉庆元年（1796）五月，获封贝子不及半年的福康安因身染瘴病殁于行军途中，时年四十有二，正值年富力强之时。惊悉噩耗的乾隆皇帝哀痛万分，下旨追封福康安为嘉勇郡王，谥号文襄，配享太庙。不仅福康安成为郡王，乾隆皇帝还推及其父，给傅恒也追封了郡王衔；对于福康安的子孙也眷顾有加，下诏命富察·德麟降爵一等袭封贝勒，其子袭贝子，其孙袭镇国公，世袭罔替。闻听此诏，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一时间，福康安本系乾隆皇帝私生子的说法不胫而走，传至晚清民国仍然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