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宏观角度梳理了中外考古学阶段性发展的历程，通过对比分析，明确了两者在学术发展与学科体系上的差异。中国考古学需在实践和研究中总结优势，重新厘定学科发展方向。通过考古学的本体论研究，思考主观与客观间的转化、科学与人文因素的融合、过去与现在“鸿沟”的弥补等核心层次的问题，解决综合研究滞后、学科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进而，通过理论与方法的完善、批判思维的养成、高校教育的改革等途径，来改造现有的学科体系；并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中，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从业者，以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拥有国际话语权这一学科发展目标。
至2018年，科学发掘殷墟遗址已经有90年的历史，在河南安阳举行的纪念大会，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在学科转型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影响着学科目标的实现。同样，西方考古学家也意识到考古学不可避免地介入了当代的具体问题，如经济全球化、次贷危机、生态环境恶化、族群间的社会整合、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如果说考古学建立的原动力是为了研究过去，发展至今的考古学却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在”。同每一门社会学科一样，考古行为是当下发生的社会行为和个人经验的集合，考古学家对“过去”的理解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带有时代的影响。目前，考古学已步入古代与现代因素交互的时代，参与学科本体论领域的探讨，会成为我们理解考古学当下的入口。西方考古学的发展继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之后，日益注重与当代哲学思潮的整合，从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视角论（Perspectivism）探索出一系列的概念资源，显现出“百家争鸣”之势态；另有学者认为考古学理论已经式微，学科越来越依赖分析技术而不再需要抽象的理论，并提出“理论已死么？”的疑问；美国理论学者马修·乔森（Matthew Johnson）著有《考古学理论之介绍》一书，该著作广受好评，多次出版，作者在首章开宗明义地提到“仅靠常识已不足够”，以上均表现出了西方考古学家对理论总结与更新的重视。相对而言，中国考古学注重实用理性，以本国学者为中坚力量，并表现为以田野考古为获取资料的途径，以多学科合作的本土研究为“里”，以考古成果的保护与利用为“表”全面接触大众和社会。中西方学术发展的路径和目标不同，学科体系设置存在区别，以致西方理论引进后屡屡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空对空”的理论构建也受到不少考古学者的反对。理论基础与教育的薄弱，导致单纯的借鉴与自身的尝试都难以建构属于自己的理论。新时期、新形势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已经成为这门学科不可或缺的分支，有必要对考古学进行本体论的研究，让学科既有对一般问题的探讨，又有对核心层次的关注。笔者拟从宏观的视角回顾中西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依此厘清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与优势和学科需发展的方向。希望从学科人文性、科学性与本体论视角反思考古学的定位问题，认清现阶段理论与方法的不足；分析中国考古学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以期能够完善现有学科体系，实现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学术体系和拥有国际话语权这一目标。“这样的理想也不是空虚的、软弱无力的，而是现实的。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从黑格尔的角度，对理想与现实的哲学认知不该只是“二分法”的。乐观地说，人们可以尝试找到两者兼容的途径：通过思维领域的现实改造，达到追求理想的目标。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在西方的发展已经超过一个世纪，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考古学的定义也在不断延伸。起初的考古学依存于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而后逐步结合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并在发展过程中“跨界”建筑学、经济学、艺术等不同门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用年鉴学、分支学科的拓展以及诘问与回答等方式对学科进行梳理与重构，考古学理论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特征。西方考古学步入对理论和方法全面反思的阶段。欧美学者对考古学当下与未来的发展尚存在诸多分歧之处，但是对考古学理论发展的三次“大变”，认识则较为客观和一致，即20世纪初掀起文化-历史考古学（Cultural-Historical Archaeology)，1960年后兴起的“新考古学”（New Archaeology），以及1980年后提出的“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下文以西方考古学家柴尔德、克拉克、宾福德、霍德等人物的思想为代表，探索这100多年的发展轨迹，为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一些借鉴。按照西方学者的总结，古典主义考古学兴起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欧洲大陆地区，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甚至更早。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后，“进化论”的思想催生了欧洲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学”与“理性”从此成为西方世界价值体系的核心。达尔文的理论中蕴含了“文化进化”的部分，这种新学理的出现与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息息相关，有学者评价“没有达尔文就没有今天的考古学”。19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及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对欧洲传统社会形成了广泛的冲击，文化进化与历史演变的学说随之成为主流。以摩尔根撰写的《古代社会》为开端，欧洲学者接受并充实了“三期说”理论，用文化阶段式发展来考察人类文明的诞生过程，并利用考古材料来证明文明因素的出现。步入20世纪后，考古学借鉴了生物学的相似性原理与地质学的均变论，发展出类型学与地层学的方法论，并以地下发掘材料的逻辑顺序为基础，把器物群分类纳入时空序列中。这种新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绝对年代测定技术发明之前，成为现代考古学的主要目标和研究的基础，据此研究者将欧洲史前史划分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一直以来，戈登·柴尔德被视作“文化-历史”理论的代表人物，理论与方法的“集大成者”。1892年，他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一个富裕的英属移民家庭，早年致力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后专注于考古学。柴尔德时常辗转于欧洲各大博物馆，并追随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发掘，他认同实物资料能代表并影响到人群的理念。1921年柴尔德移民英国，他将欧洲大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随之介绍到英国。柴尔德将陶器为主的器物特征组合成的“文化集合”与特定人群关联起来，重新解读两河南部文明与欧洲史前史，并推演出“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等史前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阶段与评判标准。柴尔德的思想受到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影响，1935年以后他曾多次走访苏联各地。因此，他既是一个文化历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至今，柴尔德对欧洲及近东地区史前文化演变规律的认知，仍具有广泛的影响。“文化-历史学”理论将考古材料梳理为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文化”，并用“文化”来书写历史，该理论受到了现代人类学“文化”概念的影响。最早，康德将哲学上对世界实质性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人类本身和表征世界的了解，现代人类学从哲学体系中衍生出来。此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为代表，提出“社会构建”的理念，认为社会是偶然与传统环境的产物，是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学意义上。考古学中“文化-历史学”方法，对于此前欧洲研究艺术品的古器物学，以及利用文献、传说来追溯史前文明的古典主义考古学来说，是为一种改变和挑战。但将“陶器”等同于“人”的理论，会将人群限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中，对于以器物组合为代表的“文化”的动态变化以及背后原因的探究，则只能归结于人群迁徙或时空改变。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新考古学”曾横扫欧美学术界，它被誉为传统考古学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的“苏醒”。这种改变可以追溯到1959年，那一年，卡德维尔（Caldwel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美国新考古学》一文，他提出考古学文化不仅是器物特征层面的总和而且是时代的标志，提倡考古学对文化过程与历时变迁给予解释。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共鸣，其中，以在剑桥大学执教的克拉克为代表，他开始质疑柴尔德、皮戈特等学者解读古代物质文化的方法。克拉克早年在近东与欧洲大陆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实践经验的积累让他对类型学的局限性有一定认识，他发现器物形态学的排序及其标准的设定是艺术史学和历史学层面的，而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并对考古学文化的单一界定提出质疑（图一）。这些观点影响了一批年轻的美国考古学家，1970年代宾福德、伦福儒、布劳格（Plog）等相继著书立说，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考古学随即兴起。
该理论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为核心，借鉴了生态学、环境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它将社会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内部的经济、政治、宗教等类别可比作生物的各种“器官”，而“器官”一定具有某种功能和意义，并采用系统观察的方法，探究它们如何运作、如何协调、如何制约。“新考古学”发启的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考古学研究领域应用了一系列战后发明的“新”技术，包括测年技术、勘探与遗存分析的方法，诸如C14、计算机技术开始成为研究的工具，环境考古、土壤地貌学及植物花粉分析技术也逐渐成为新的研究领域。随着美国考古学家在秘鲁维鲁河谷和墨西哥地区开展的调查，学者们对聚落考古的关注开始超越对器物形态和以此为基础的文化时空关系的考察，并认为聚落系统调查对小范围的社会体系能够起到洞察的作用。自此，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考古学与“文化-历史学”方法分道扬镳。1970年代宾福德提出了联接“过去”与“现在”的类比方法——“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图二），“新考古学”遂形成了从立论、方法到实践操作一整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其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的特征：1.其基础是文化进化论与文化过程主义；2.认为文化是人类与社会对自然、环境等外部系统及各种法则适应的结果；3.主张采用客观的科学技术与系统思考的方法；4.研究者不再沿用暗示与含蓄的说法，他们明确指出研究目的，并从逻辑上验证其假说。
而今“新考古学”早已不“新”，它的效果也有被夸大的嫌疑，其对美英两国产生的影响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可否认，“新考古学”弥补了“文化-历史学”理论在解决史前文明变化和解释方面的缺位，它对考古学的属性也带来了改变：学科目的由检验历史和物质文化，拓展到对人类行为与文化过程的关注，方法上更重视实证，因此也成就了西方考古学术体系的独特性。1980年代晚期，以英国为首，原先遵循“过程-功能主义”理论的部分学者，开始主张后现代（Postmodern）时期的“后过程考古学”。当时还在剑桥大学执教的伊兰·霍德（Ian Hodder），与其“弟子们”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探讨的论文，指出了“新考古学”的诸多弊端。他们反对将考古学仅视作一门科学，认为其仍然是人本主义的学科。针对生态环境等外部系统对文化演变所起到的作用，霍德提出了质疑。他还认为“中程理论”有局限性，这种以文化进化论为前提的直接类比方法，割裂了考古学在社会、政治与历史方面的延续性与逻辑性。1990年代以后，他撰文提出阐释考古学（Interpretive Archaeology）的方法，注重个别与整体、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并希望对诠释材料时出现的偏差和主观因素加以控制，从而全面综合地考量材料背后的意义（Meaning)、本体（Identity）和象征（Symbolism）。随后，霍德移居美国，就职于斯坦福大学。他著有《交叉研究：人类与事物关系的考古学》等理论著作，并主编多部书籍，成为1990年代英美考古学界又一代表性人物。“后过程考古学”与“文化-历史”理论和“过程考古学”的主要区别在于：1.部分借鉴哲学家卡尔·马克思的思想，认为社会内部由不同机制支撑运作，关注考古学解释环节中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作用；2.女性考古学的兴起，研究两性差异在考古材料中的体现。3.吸收社会学的结构化理论，应用于考古学中对个人、社会与文化三者之间关系及其变化的解释。1960年代兴起的“过程考古学”主要代表了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对科技革新的回应，1990年形成的“后过程考古学”，则受到了197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前沿思想的波及，其中最突出的是“结构”与“能动性”这对范畴关系的大讨论。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通过对阿尔及利亚的土著部落——卡比尔族的人类学调查发现，人们头脑中的原则与规律可以通过物质层面表现出来，并通过“文化逻辑学”的演绎，证明该民族的社会规则可以体现在房屋布局和家庭结构上，同时物质文化也能影响到传统和习俗的改变。另外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认识到外部世界与个人经验之间存在“中间地带”，通过日常生活的周而复始，可以将人们意识和想法“结构化”，并反映在行为的“能动性”上，主张改变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关系。“后过程考古学”正是借鉴了布迪厄与吉登斯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研究者据此来克服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文化与自然、男性与女性、身与心二元对立的局面。但这一理论范式发展30年以来，也受到了不少年轻学者的指责。他们认为“后过程主义”过于重视概念与思想的形式，其方法适用于解释特殊现象而缺少普遍意义。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均从有限的社会现象中抽象而来，以此为基础的“后过程考古学”因而表现出一定的狭隘性，尤其在面对纷繁的考古材料与现代世界的复杂性之时，表现得更为显著。相较欧美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晚了一些时候。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被中国学术界所认知，是在19世纪末。1896年，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列有《日本考古提要》一节，当时的日本用汉字“考古”来对译英文Archaeology一词，通过康氏和其他学者的译作，西方考古学被介绍到中国。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趋势下，新文化运动中展开了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大讨论，“新史学”随之兴起。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谈到“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介绍了汤姆森的“三期说”，并在次年的《新史学》中肯定了考古学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他提到“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在当时“救亡图存”思潮的引领下，学者们意识到西方考古学可作为治史、补史的新方法，并提倡用“三期说”、“进化论”学说来解释中国史前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考古学思想的引进和普及，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疑古派”历史学家为代表开始质疑传统史学对汉代以来经典著作的考据，他们的学说对西方“汉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疑古辨伪”、“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这些思想加快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考古科学发掘方法的领会和认可。1921年10月，瑞典学者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遗址进行发掘，外国学者开始介入中国的考古活动。伴随着仰韶文化的命名，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1926年，以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为开端，此后中国学者主持或参与不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包括山东龙山城子崖、山西夏县西阴村、陕西宝鸡斗鸡台、浙江杭州良渚等重要遗址。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河南古迹研究会、东亚考古学学会、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央地质调查所、西湖博物馆、中国营造学社等考古人才培养机构与一系列行业团体组建后，中国考古学步入了初期发展阶段。起初，考古发掘与研究由境外考古学家全权“负责”，并引入欧美考古的科学发掘、整理与研究资料的方法，发展为中国本土学者带领的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确定了在考古实践中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方式。随着仰韶、龙山和殷墟文化序列的确立，形成了以史前和三代为主的研究范畴，以证经补史、重建国史为学科目标，这一时期学科完全摆脱了古器物与古文字考古学的束缚，步入考古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方法构建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研究者们总结建国后及“文革”期间学科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开展了较多的国际学术交流，逐步普及了考古学的本科阶段教育，开始规模化的培养专业考古人才。期间，考古学研究受到了文化-历史学、苏联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理念的影响，但理论研究并没有作为学科发展的主要目标。建国以后的30年间，除了继续对安阳殷墟遗址开展工作外，历史时期的古代都城和墓葬的发掘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旧石器考古方向，发现了早于北京猿人的古代直立人、智人化石，新石器时代追溯至早于仰韶文化的史前定居农业聚落阶段，关注从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早期过渡阶段的史前文化。至1980年代后期，文化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史前、夏商周及秦汉时期的考古成果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1980年代至2000年前后，中国考古学步入飞速发展时期，除了继续保持以田野实践为重心外，多元化、综合性的研究增多，考古新发现与新成果层出不穷，发掘地点拓展到边疆及民族地区的调查与发掘。研究理论、方法与世界和时代接轨，重视资料获取的科学性，田野发掘、水下考古、民族与边疆考古的实践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新世纪前后，中国考古学更注重引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用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来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与文化过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中，考古学的社会关注度空前提高，学者们日渐意识到需要搭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平台，扩展视野，多层次、多角度考察学术研究中热点和重点问题，中国考古学日益成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聚落考古等分支学科逐渐发展起来，深入研究对发掘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以及采样的过程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多学科合作，将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的实验、观测、统计与分析手段借鉴过来；地理信息系统、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也引入田野实践中，浮选法等植物研究方法、动物骨骼与人骨的采样与鉴定已经融入常规发掘。2018年召开“中国考古学大会”时，参会的17个专业分组讨论中与新兴技术相关的组别增至10余个，科技考古学分支占考古学整体的比重增大。考古学会的成员从1979年统计的700多人增至2018年近2500人，团体会员达129个。2000年以来的20年间，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境外文化因素波及与传播地区展开的调查与发掘日渐增多。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田野发掘与相关研究也走向世界，中国考古学开始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梳理欧美考古学的阶段性特点以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可知，学科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60年之前以解释史前文明为主的“文化-历史学”方法；此后注重过程主义与生态环境论，并带入科技手段的“新考古学”转向，以及1980年后走向结构主义、象征主义的“后过程考古学”。同欧美相比，中国考古学也基本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但是慢了一个节拍。20世纪前半叶”史学”定位下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1980年后进入考古学整体科学化的尝试，在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上将物质文化史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2000年以来，研究上转向社会人类学，方法上强调对自然科学手段的应用，并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考古、境外考古发掘等领域实现了学科的拓展，考古学的社会效应逐渐增强。西方考古学研究大致由理论层次、方法层次及验证层次组成，研究的基础同为发掘所得地上与地下的材料。由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在西方世界发展较早，理论流派众多，每一波的思潮对建筑、艺术、考古学等学科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文化进化论、过程-功能主义、结构化理论，到社会认知论，再到新唯物主义思想，考古学理论在不同阶段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批判与创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完善。尽管欧美考古学擅长从有限的考古现象中抽象与化约出理论，但这些理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时并不完美，只能给材料的释读提供各种视角。同样，西方考古学一直致力于解决理论导向带来了模糊结构主义、过于关注特殊性，以及现代性不够等问题。相对而言，中国考古学显然走了一条有差异的道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几乎与欧美地区同步，产生和初期发展的目标也很相似，都是从历史学与经典考古学中独立出来，但理论建设一直不是主流，学术体系中缺乏“形而上”的研究。考古工作在各地区发展状况也不平衡，有些地区仍然以大量的田野发掘与调查为主，仍处在填补物质文化在时空分布上的“空白”阶段；有些地区在梳理材料的基础上对人地关系、文化变迁和构建社会发展图景等方面已经有所成就。考古学研究中层次性也不尽一致，有些地区第一手材料的整理和刊发工作仍占较大比重，有些领域则从基础研究开始步入综合分析阶段。另外，研究者自身的背景、经历和偏好，理论素养也不尽相同，部分从业者长期在基层从事一线考古工作，无暇关注理论与方法。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者，相对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考古学研究的不均衡性使得从业人员在材料发现、发表和主观认知上难有相对统一的衡量和评价标准，这些现象与研究者在主观上对考古学本体的看法不一致有极大关系。相对而言，这种不平衡的现状更需要先行者通过理论构建来引领考古学研究中特色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学科体系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在适应和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尽管担当较大、成绩较多，但是其行业规模仍然有限，影响力和话语权仍然相对缺失。虽然绝大多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都设置有专门的文博考古机构和博物馆，承担考古发掘、修复保护与展示利用考古成果的工作，但与国内其他基础和优势学科相比，仍属于新兴学科。截至2018年，全国有52所高校中设置了与考古、文博相关的专业，除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等院校中属于传统优势学科，并独立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以外，其他高校均与历史学、博物馆学、文化产业学等学科并列而隶属于历史文化学院。欧洲的考古学系多与历史学系、文学系等并设在人文学院之下，美国的考古学多隶属于人类学系。国内外都一样，考古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在资源配置、人员配备、学生配比及就业机会方面都十分有限，仍然属于发展历史短、规模较小的小众学科。回顾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理论更新都发启于欧洲大陆，兴起于英国，在新大陆各地“发扬光大”。新大陆考古学起初遵循欧洲考古学，后又因研究对象、人文地理环境与后殖民地等因素，研究取向与欧陆差异较大。新大陆地区比较重视殖民前原著民的文化与社会，并关照到殖民后不同种族间的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等现实问题。欧洲考古学则立足于欧洲本土、临近或欧亚大陆地区，其学术研究对不同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变迁与取代十分关注，擅长做原因、方式、过程与路线的探讨。由于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实践主要立足于亚、非、拉等地，本地发掘较少，境外发掘面积与频率十分有限。相对而言，中国考古学主要依存于基本建设，长期以田野发掘为重心，立足于填补物质文化的时空“空白”，解决境内核心地区古代社会与文化，以及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因而，中西方考古学研究的语境不同，范畴与性质也有差异。通过上文对中西方考古学发展过程的总结与对比，我们发现两者在考古教育模式、行业规模、研究对象性质与范畴上均存在不同，导致中西方学科体系的差异较大。考古学一定要与本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状相适应，因此，中国考古学没有必要走一遍西方发展的老路。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内核与支撑，决定了学科发展的方向与水平。因而，在融通西方各种概念与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应突出本土实践与研究中积累的优势，致力于考古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打造有国际话语权的特色学术体系。本国特色可以总结为：1.长期大量的基层田野工作，造就了中国考古学在材料积累与方法应用上的优势，这一特点在科技考古的拓展中得以体现；2.历史时期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这是其他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在时间跨度与连续性上所无法企及的。3.中国考古学的主体为本土学者，与古人在价值体系、文化传承与精神沟通方面毫无疏离感，在研究中不存在“他者”视角。4.考古学与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互相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关注度。5.学科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机制互为因果，可以通过高等教育的改革，助推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克服学科发展不平衡、综合研究滞后等问题。尽管中西方的学科体系有差异，但在考古学的本体核心层次，两者则具有一定共性。中西考古学三大发展阶段就是这一学科共性的体现。目前，考古学已经成为一个涵括自然、社科与人文三大学部的“全学科”。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与内容时，本体考古学的研究方式主要是划定理论与方法的主线，让学科脱离一般性的探讨，并有助于理论与方法批判思维的养成，是改造学科体系的重要途径。现阶段，关于考古学定位的认知，主要包括三种：第一，从考古学本体出发，突出学科自身的特点，如考古学的诠释性、表现性与转化性；第二，以重构史前史为主旨、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学科，具有科学性；第三，考古学仍然是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的学科，具有人文性。“时间”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既是考古学在“解释”过去时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成为这门学科之所以存在的理由。这里所谈及的“时间”是抽象概念，不仅是碳十四意义上的。考古发掘、研究和保护中，经过考古学家的工作，为人们重新构建并“合理”展示了一个“过去”。但是，考古学对于“存在”的过去尚无法完全认知，而对于过去“发生”并持续影响到现在的体系、过程、问题与方式应该给予必要交待。同很多社会学科一样，考古学的解释无法验证，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研究都是展示给受众的，因此具有表现性。考古学的局限性决定它无法全面真实的还原过去，其目的只是弥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图三），因此它又是一门转化性的学科。
“新考古学”提出以来的60年间，有学者指出，考古学逐渐成为一个个专门的领域，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文社会学科的整体性与和谐性。过去我们容易将考古学、考古学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填上“标签”。豪克斯（Hawkes）在1968年谈到，“越多科学方法的使用，只能让考古学的目标更加回归历史”，这种表达或许已经过时，但却是让考古学回归其初衷的呼吁。考古学的目的是尽量地填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以诠释古代社会与古人行为目标并与“现代”密切关联，有必要克服“标签”化，提倡不同学派之间的融合，弱化不同研究领域间的“隔膜”，承认并发展多种阐释模式，始终保持对理论和方法的批判性思考。前文提及，以西方研究者为主，现阶段的考古学概念发展出“表现性”与“转化性”，其基础在于“诠释性”。如何对材料进行阐释，是考古学发展至今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瓶颈”，考古学家往往会在主观立场与客观材料中间来回“摇摆”。如美国考古学家所言，“如果将考古学家与对考古材料的解释分开，是不合适的。不同的考古学家对相同材料和细节的理解差异很大；持同样理论倾向的人对不同材料的解读也可能很相近。”每个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体，在获取资料、分析与解释的过程中，难免参杂自身的史观、价值观等个性化、现代性的视角。因此，考古学家既要克服主观主义，让从个人立场出发的研究能如实地反映考古材料，同时要摆脱客观主义的束缚，从考古材料出发将认同、意识和价值认知出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从“新考古学”诞生以来，逐步借鉴到考古学中来，诸多技术包括基因技术、人骨和动物骨骼的化学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球物理科学的应用等。既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也促进了学科中新兴、交叉分支体系的介入，丰富和完善了学科体系。以美国为例，其考古学体系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较少得到人文社科类基金的资助，这种以科学技术应用为核心的考古学，强调系统论与演化次序的理念，类比多于归纳，其方法的适用性受到了文化历史学家的批驳。科学分析可能导致对考古学资料的碎片化解读，近年来多被理论学者所诟病。考古学研究中科学分析与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虽多，但资料和研究“两层皮”的现象时有出现。不少个案分析中，科技手段只能积累资料，却没能融入学科体系中，也没能有效解决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考古学家通过自然科学手段对考古材料进行解读，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材料本身。无论是碳十四测年、DNA分析还是骨骼中元素的检测，研究者对测试结果的重视超过对材料本身的评判，在标本选取、检测条件不充分的时候，检测会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科学检测数据需要在对资料背景充分了解的前提下、判断而后谨慎使用。2.研究者本身。研究者在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语境下，对科技成果的诠释和理解差异较大；部分研究者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和历史背景有疏离感，对学术史与学术体系了解不够充分或者过分信赖某一种学术体系，以致检测结论出现人言人疏的现象，研究者的学术理念是否符合现阶段考古学的定位更值得关注。3.学科发展目标。新世纪以后，学科转型与发展的目标是对考古材料所反映古代个人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多角度解读，但科学分析的对象是具有自然与人文双重属性的遗物，而检测更注重的是自然属性，研究者在潜意识中会缺乏对资料背后人类行为的深层次解读，甚至对考古资料得出“以偏概全”的解释。如何在学术研究中注重“科学”与“非科学”因素的融合，将成为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纵观西方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每一阶段理论的更新与完善，均追随人文思潮的变革。思想巨匠们不断努力，目的是探寻人类社会的普遍原理与人类精神的基础结构。除了前文提及的马克思、涂尔干、博厄斯、布迪厄与吉登斯等人以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通过社会学观察来研究家庭、婚姻与亲属关系。“过程-功能主义”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主张在社会结构与过程之间通过“功能”来转化与联结；以及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他注意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层次”，提出了结构思想的四个重要特征。近年来，西方考古学受到哲学上“新唯物主义”的影响，挑战二元论思维与人本主义，在研究中注重人类与动植物、地理空间、生态环境等“非人类”因素的互动，并关注其对人类行为、社会与文化所形成的反馈。对比发现，西方考古学更善于以社会人类学的思想进行架构，将考古材料进一步地梳理与对应，这种解释路径是否存在形式化、片面化的趋势，值得我们思考。中国考古学在材料与阐释之间尚存在着比较多的缺环。考古新发现成为热门关键词，新技术和方法跌出，但有学者指出学科发展至今，研究只有新动向没有新问题。当考古学资料不断丰富，文化谱系框架的确立后，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考古材料单线进化论式的分析，传统的解释模式也无法与现有的认识对接。学术研究中存在将中国独立于世界之外，中国与东亚、欧亚、近东及新大陆地区的比较过于简化，容易得出偏颇结论的趋势。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社会考古视角已经受到重视，并开始应用于聚落形态与墓葬研究中，研究者尝试对社会组织与结构、遗址功能与性质、丧葬习俗与人群迁徙做出解释。西方的社会考古学理论诞生较早，1921年克劳福德在《人类及其过往》一书中首先提到了“社会考古学”的概念。文化历史学家柴尔德在《欧洲社会的史前史》根据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案例研究，尝试将器物特征集合的“文化”与古代社会构成联系起来。1960年代对“文化-历史主义“全面反思中，社会文化人类学一直是“新考古学”所倡导的重要方法论。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考古系教授珊克斯与提利合著《考古学重建：理论与实践》，他们提到了布迪厄与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考古学可以利用这种理论把物质文化的客观性与社会行为的主观关联起来。应该说，认为社会学理论可以将社会的组织性、集体观念与个人复杂性的相结合，构建主观与客观转化渠道，这些针对社会一般现象的解释都能为现代考古学所用，并与当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与目标相契合。但社会考古学本身与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一样，也仅仅是一种视角。进化论的思想告诉我们，历史是进步、进化和系统性的，但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贡献还在于认清文化和社会也有其矛盾、落后、无政府的一面。东方（印度与中国）的哲学体系除了追求永恒与普遍适用以外，还关注平衡与融合。作为以哲学为基点、研究人类行为与社会规律为己任的社会学科，考古学也不例外，理论范式之间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而应强调彼此补充。比如，对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原因、方式的探讨，当研究者用“文化-历史学”理论来解释，可以用“满天星斗”、“多元一体”来形容龙山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所呈现的总体态势，也可以用人类学理论中的“交互文化圈”来理解国家形成之前区域考古学文化间的影响与互动，亦可用灾变论、地理决定论、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文明的“连续”与“断裂”来诠释夏商时期中原核心文化强势发展与早期国家的形成，这些理论所支撑的观点既相互对立又彼此补充。我们期待考古学研究中新演绎模式的构建，提出更全面、更有说服力的阐释。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为世界范围内学科的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在中国，考古学是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并以考古研究为核心，田野实践为基础、人才培养为支撑，文物保护与利用及公共考古学为前沿，全面接触现代社会与人的一门学科。具体来说，要做到考古学研究的深化与提升，除了要吸收西方考古学不断发展概念的“形而上学”性（Metaphysics），借鉴其靠认知的深化与视角的多元化而实现理论的拓展外，应尽量避免过于主观及不切实际的倾向。同时，基本建设饱和以后，发掘的机会会逐步减少，对有限面积发掘质量的重视程度会越来越强，因而更要强调研究导向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除了充分利用科技考古的成果，更应注重自然科学分析数据与结果的综合分析，以人文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多重视角对考古学材料全面释读；利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开展公共考古，在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中实现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利用；进而担负起考古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学科责任和社会责任，实现全球化背景下与现代社会的高度结合，高效利用好文化遗产资源，做到讲好故事，反哺社会，资政育人。同时，从学科实践和学术发展中构建自身的阐释理论，表达中国考古学家所特有的价值取向，建构出能够让国际学术界理解和接受的学术体系，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相关课题的研究中参与讨论，并具有相应的话语权。如何将世界考古与中国考古学接轨，这一问题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显得越来越迫切。截至2018年底，已经有近20支中国考古团队在境外开展调查、发掘及资料整理工作，涵盖俄罗斯、蒙古、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埃及、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国，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个地区。在研究其他民族与地区古代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善于提炼中国考古学的标识性特征，通过分享，从中得到的反馈与经验，推动中国考古学在境外工作的拓展，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互动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国外考古学家应邀到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担任授课工作与搭建合作平台等，已逐渐成为常态。如何利用这些机会，让交流更为深入，加强互相理解，关键在于提升中国考古国际化的研究能力，将国内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研究推出国门、推向世界。中国考古学最初的学科定位是史学本位的，长期以来“编史”化的思维惯性，作为“历史学”一部分的习惯导向，导致学科体系不完备、学科设置滞后，与现阶段考古学作为一级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与评估机制不匹配，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学科的转型与发展。考古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显然有别于其他自然和哲学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中调整学科体系，健全理论基础，发挥优势与特色，拓展新兴分支与专业应用，改善学科现状、适应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在本科教育阶段补齐通识教育的短板，储备与解读古代社会相关的各类人类社会科学，如哲学、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古文与外语）等学科门类的相关知识，了解自然科学如环境学、地理学、物理学、材料学相关的原理，共享高校内部各种学术资源，突出中国考古学田野实践多、资料丰富的优势，才是完善学科体系的必由之路。研究生教育阶段着力于专业化教育、进行精英式的培养，注重训练理论、方法、思维、逻辑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批判精神，坚持问题导向，才是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根本。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比较视野下的，打通学科间的壁垒，融合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释读体系是研究者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重视对古代社会机制与人类复杂性进行解读，吸纳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关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精髓。比如，传统考古学方法、历史学的归纳与演绎方法仍有其适用空间，全盘抛弃也不可取。德国高校考古学系与语言学、哲学并列于哲学系之下，又同文学、历史学、神学隶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其学科定位清晰，并常与同校的优质社会学科合作，在宗教、信仰和哲学的诠释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语言学、美术史学、历史学的结合上，得出过颇出新意的解读。中国也开展了艺术考古方向的关注与投入，这种尝试很有预见性地提醒我们，图像学、音乐、雕塑等艺术视角考古素材同样可以梳理出更丰富的内涵，是完善学科体系所必需的。在梳理西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对比分析后，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未来愈发清晰。学科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综合研究滞后、学科发展不均衡等不足之处。对于这些现实问题，可以通过主观与客观间的转化、科学与人文因素的融合、过去与现在“鸿沟”的弥补等方面，对考古学本体核心层次的探讨来解决。更应注重批判思维的养成、理论与方法的完善以及高等教育的改革，通过这些途径改造现有的学科体系。只有进一步健全学科体系，并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中，培养具有扎实学科素养与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从业者，才有可能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共同目标。简单来说，笔者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建议是：1.强调本体。考古学需要本体论为其提供理论与概念的空间，但并不是所有考古学都是本体论的，需要共同性、差异性和不同层面的解读。2.承认包容。认可与接受那些非进步、非人为、非普遍的“例外”，追求不互相取代的理论范式，让其他的视角与价值观也能“发声”。3.主张人文。关注物质文化、精神信仰、社会结构在历史上或偶然对人类世界产生的影响及其方式，注重学术体系的传承性、逻辑性与整体性。4.注重转化。关注将古代转化为现代、现代转化为未来的理论与实践。注重新概念、新思想、新学说、新表述的提出，以及研究方法、工具和手段的更新与完善。考古学在学理上仍然是一个十分依赖于“过去”的领域，但目前来看，研究者只有从本体论上认真思考了“现在”，才有可能实现学科体系完善与学科目标重塑的共同理想。
（作者：桑栎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