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就说老家话！

我有个习惯，在外地的时候说一口普通话——当然带有些许的口音，一般人听不出来，唯一有一次跟央视的一个栏目制片聊天，他听出我是西北口音——而一旦回到家乡，我就立即转换为地道的陕西关中方言。我的陕西话说得咋样呢？那简直是土得掉渣，甚至带着关中大地泥土的芬芳味道。尽管有二十年在外地流浪的经验，我的关中方言竟然能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水准，以至于很多老家乡党都已经淡忘的土话，我竟然张口就来，让他们颇为吃惊。

我经常在从老家到外地的列车上遇到一些陕西乡党，他们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一旦到了火车上，他的买卖就忙起来了。各种打电话，给张总李总王总赵总，反正电话里有的人挨个儿打一遍，一口地道的带着浓浓陕西关中口音的普通话——我当然是据此判断出他是我的乡党（陕西人把老乡称作乡党，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而且在他的电话里，买卖一般都做得很大，不是炒钢材，就是承包了个大工程，几千万上亿的各种大项目，就在高铁二等座上稳稳拿下来了！本来那点破事发几条微信就能说明白，偏偏要打电话，为了一个已经说完的事给八个人打，然后从头再来一遍。

那一口腔是绝对的普通话的音调，却完全是陕西话的口音，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比如他用普通话的发音说：“小赵他能弄了怂！全是我个人弄成的。这次的事情咥了大活路了！你以为伙计是给你谝闲（音'韩’）椽哩？一般人我都不给他说。事情确实弄美了……”郑卫东老师现场表演“凉皮”“饸络”和“搅团”的既视感。

我在外地上大学的时候赶上第一次回家，老妈就跟我说：“回来之后就不要摆你那两声官话腔了，就说咱陕西话！”她还跟我说过一个在我们当地流传甚广的笑话：有个在县城读书的娃，周末放假回了村里了，在地里对着庄稼发表感慨：“白（音“陪”）花花，绿（音“溜”叶叶，黑杆杆，这是啥呀！”让他大（爸）一听就上火了，他大也是个火爆脾气，追上来就一顿打，一边打一边骂：“我叫你狗日的给我撇凉腔！”这娃被打急了，用家乡话吼了一嗓子：“哎呀好我大哩！你还要把我打死在这荞麦地里哩！”这一顿打得很有成就，更有纪念意义，不仅让一个装模作样的后生娃说回了方言，还让他认识了这“白（音“陪”）花花，绿（音“溜”叶叶，黑杆杆”的庄稼叫作“荞麦”！

在家乡说老家话，能迅速拉近与家乡父老的距离，而说普通话，则适得其反，迅速拉大与家乡父老的距离。一口普通话说出去，在以老家话为“强势语言”的老家，足以让家乡父老们捂着鼻子心说“酸”，甚至嗤之以鼻，连搭理你都嫌麻烦。

普通话是基于交流层面的一种统一语言，并非一种方言，当然会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想对比方言来说，普通话词汇和语句不如方言丰富，文化内涵也不如方言深厚，在各地更不够接地气，不具备在各地存在的强大生命力。

有笑话说，一个宿舍八个人，只要有一个东北人，其他七个也会变成东北人，这是东北方言的优势——幽默、风趣、接地气。而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事情。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有个南昌人叫胡谐之，齐武帝打算给他介绍一门亲事，然而人家却嫌胡谐之口音重，不会说官话。于是齐武帝派了四五个宫人去他家传授官话。结果没过多久，这些宫人都讲起了地道流利的南昌方言。

方言是全国各地民风民俗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方言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人文精神的积淀，其中保存着的丰富的历史人文元素，是中华文化渊源流长的见证和浓缩。

普通话的不断势强，是人们活动范围扩大导致的，更是推广普通话运动的有效成果。但是官方推广普通话，并没有要摒弃方言。只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往往矫枉过正。很多人觉得，让孩子从小说普通话“很时尚”“很高雅”“很拉风”，而说方言则“老土”“没品味”“很low”……在这种认知之下，让普通话出现了“一家独大”、各地方言渐渐式微的局面，很多00后、10后不会说方言了，但这并不能说明方言不具有生命力，也不能说明方言比普通话“低普通话一等”。我们如今要探索古音，大部分时候必须从方言中找寻线索和答案，普通话则不具备这样的素养，这怎么能说方言是“低等”的呢？

普通话和各地方言都属于中国语言，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在掌握普通话的基础上，掌握自己家乡的方言，甚至别人家乡的方言。在并不是特别必要的沟通、且自身普通话很不标准的情况下——即便普通话特别标准但是身在自己的家乡——建议还是说方言吧，因为一口浓浓的乡音的普通话，不仅让说普通话的人听了别扭，更让家乡的父老听了之后浑身不快。

一个朋友跟我说：“回到家乡不说方言，别说乡党们不招识，就连狗都咬哩！”想来那狗也是听惯了方言的，一听外地口音的普通话，自然以为是外来人，连本都忘了，不咬你咬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