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灾害史发现“另一个中国”
本文要点：
在新冠疫情的“病毒专制主义”与全球生态系统单一化的趋势下，我们应该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处、从灾害中学习，获得一种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复杂性视野，即生态史观。
有史以来，灾害从未中断，灾害、死亡、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是历史的本身。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实则自然或社会生态常态化内在构造的特殊显现。因此，把不确定性带入历史，能够成为与“常态化内在构造”并重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
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持续应对各类严重灾害的长篇史诗。……我们在向西方学习、与西方对话的同时，也应该深入挖掘我国古代丰富的救荒思想与生态思想。
2020年7月，夏明方教授的新作《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为广大灾害史研究者以及普通读者重新审视我们深陷其中的全球新冠疫情带来了新的视角与启示。全书分为把不确定性带入历史、抹不去的印记、山水之间、救荒活民、现实的历史之境、与灾害同行等六个专题，虽然仅收录了作者近些年来的部分论文、访谈、序跋、报纸文章等，但充分反映了他对我国灾害史研究现状的系统反思以及灾害史学科发展的新思路。
《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夏明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成长中的生态史观
自1990年代起，作者持续耕耘于中国灾害史的研究，并致力于建立相关的本土性理论体系。在他看来，灾害不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更是塑造历史进程的一种重要力量，是研究历史的一种独特且必要的视角与方法。
不过，作者的研究并不限于灾害史，而将视野扩展至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成为考察的中心。例如，2004年他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的考察，即主张以华北地区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为背景，以自然灾害和资源退化为中心，从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两个方面来揭示明清以降华北农村市场变迁的动力、性质及演变趋向问题，并倡导通过由多样化生态单元所构成的区域生态系统分析方法来弥补既有研究的局限，“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野从平原扩展到山地、高原、森林、水系，从其相互制约彼此作用的整体联系中考察华北农村市场变迁的特质”。又如在对待水灾防治的问题上，作者主张应借鉴欧美“自然防洪”策略（即利用自然界本身的力量防御洪水），成都平原的都江堰也为我们如何有效利用河流系统的自然规律提供了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智慧。
当然，作者的灾害史研究也受到了美国环境史的影响。二战后欧美国家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环保运动，推动了美国环境史学科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兴起，并在1990年代传入中国。在获得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后，作者申请了“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减灾对策”课题，尝试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重新阐释中国现代化过程，这其中就对美国环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进行了借鉴与反思。尤其在对待灾害的周期性爆发及其影响问题上，他强调要重视自然界的异常变动力量与人类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或社会的反应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路径方面，作者主张批判地吸收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从后现代主义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从教条式的唯物史观走向辩证的生态史观”，故倡导从多元主体对立互补的关系论出发创建以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亦即“把生态从作为人之环境的自然生态，转换为包容人与自然为一体的全生态、大生态”。由此，灾害史及生态史的研究便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学术态度与批判能力。
此外，我们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环境史理论与环境治理经验时，应重视西方对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同时也要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寻找思想灵感。作者对中国灾害话语历史变迁问题的系统梳理即体现出这一特点。他认为中国灾害话语已由以天命论为核心的传统的灾害观（“入魅”）转变为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框架的科学的灾害观（“祛魅”），而当前应在对二者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灾害观，即“以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为中心的，立基于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灾害之生态观”，亦可称之为“灾害人文学”（“返魅”）。
把不确定性带入历史
灾害本身及其体现的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往往以不确定性呈现出来，由此对人类社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结果。这种不确定性以灾害、疫病等人类无法预料的形式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庚子之年，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使得人类更加体会了史无前例、出人意料的突发性风险，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将何去何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引发了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思。在此关键时刻，《文明的“双相”》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了有力的回应，主张“要把各种各样的灾害不管是自然的、人为的，还是自然与人文交互作用的，以及这种灾害所体现的自然、社会的‘不确定性’统统纳入历史研究范畴中来，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作为一种研究视野，甚而作为我们观察这个由人与自然交织而成的世界（不论其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方法论、认识论，乃至某种世界观、宇宙观”。把任何确定性的状态视为人类适应不确定性而构造的结果，而且总是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过程之中，对于研究、理解和认识历史与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家有婴儿出生，一位贺客说：这孩子将来会长命百岁、升官发财，主人家欢天喜地；另一位贺客说：这孩子将来会死，则肯定会被暴打出门。说话要看场合，但说孩子会死的贺客讲的是“出生入死”千真万确的真理，生与死相对，没有生就没有死，一个人的出生，也就意味着他开始迈向死亡，生与死并行而前，惟其如此，人类才能有向死而生的超然与哲思。人类历史同样如此，有史以来，灾害从未中断，灾害、死亡、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是历史的本身。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实则自然或社会生态常态化内在构造的特殊显现。因此，把不确定性带入历史，能够成为与“常态化内在构造”并重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
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尤其是二战以后，欧美国家在迎来经济大加速时代的同时，也面临着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中国历史进程饱受各类灾害的冲击和影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灾害、疫病的问题，已经不是内生、外来简单的二分法所能解释的，它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更难以预测。
作者起初想用黄宗智先生“悖论社会”（paradoxical society）的概念来解释某一社会内部存的种种出人意料的悖论现象，但黄先生所讲的“悖论社会”主要指的是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逻辑的明清中国，对于中西社会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而言，“悖论社会”的概念则显示出其局限性。后来，受到医学界针对人的精神疾病发明的“bipolar”（中文翻译为“双相”）概念的启发，作者对它的内涵稍加改造，赋予其新的含义，较之“悖论社会”，更具表述恰当性。其基本意涵指正常是在非正常的两极特定状态下的组合，是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达至的某种平衡态。过去在讨论自然、社会或生态秩序时，人们总是把有序与无序，或者“治”与“乱”作为常态或非常态，作为截然相反的对立两极来看待，而往往忽略了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完美的“治”和极度的“乱”都可能是同样的病态表现，包括疾病在内的各种灾害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社会为适应此类不确定性而努力构建的确定性秩序，正是人类文明内在的两种截然对立的相态，这种孪生的“双相”是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共处的悖论性结构。
作者对“双相”概念的表述比较抽象，在此，我谨以本人的研究谈谈自己的理解。我曾经在《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把黄河滩地这类边缘性、不稳定性土地称之为“流动的土地”。黄河小北干流是典型的游荡性河道，素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称。在山、陕黄河沿岸，这种此消彼长、苦乐轮替的周期性流转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期，社会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即围绕“流动的土地”的边界划分所形成的各类制度，反映了区域社会核心的文化特质。沿河村庄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适应生态环境的农田边界制度，体现了不稳定生态环境下的农业技术制度和经营策略，形成对“流动性”的防护和控制，以追求静态、稳定的秩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种时间结构，同样也是一种空间结构，沿河居民对此采取一种因任自然的态度，具有沧海桑田、往复循环的观念。同样，他们对于空间转换抱有此消彼长、东没西出的认识。不稳定性也好，流动性也好，这是确定的、必然的，认识确定性、适应不稳定性成为地方社会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念。这与夏明方教授对灾害与历史的“双相”的认识有契合之处。
“悖论社会”“双相”均源于西方概念，我想结合中国道家思想来谈一下个人对于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理解。虽然老子所讲的“道”恍惚玄虚，但也有迹可循，这个规律简而言之就是“反”。“反”蕴含了两个含意。一是相反对立，相对而生。意指一切现象都是在相反对立的状态下形成的，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二是“反者道之动”。相反对立、相对而生会动态变化，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切事物都在对立的情状中反复交变着，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观察、认识事物不仅要看它的一面，也要注意它相对的一面，尤其要注意从反面的关系中去把握正面的深刻内涵。老子甚至认为如能执守事物对立面所产生的作用当更胜于正面所显示的作用。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等。
灾害、疫病等是人类社会本身的一面，与之相对而生另一面就是常态社会，两者交织在一起，相互转化演变，从一极走向另一极，这种“反动”是确定的、必然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问题在于，人们的思想认识偏向于“常”，执其一端，把灾疫视为“反常”，孰不知灾疫本身就是社会固有的一面。当然，在夏明方教授看来，没有灾疫的“常态社会”，恰恰是“病态社会”。既然灾疫是与常态社会相对（反）的一面，人们应该更加重视从灾疫的角度理解人类的历史，更加重视救灾防疫的研究。“相对而生”对打破主客体二元结构，重新审视人（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等相互独立或交互叠加的三重关系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或者宇宙本身是混一、整体，但它有相对的两极（阴阳）即二，“阴阳两和”则是三。人与自然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但长期以来，却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形成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依据道家思想，除了人（人与人）、自然（自然与自然）的“二”，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三”，所谓的一、二、三，归根到底是一，这是我对生态环境史研究三重关系的理解。
多种灾害类型的综合性与历时性比较研究
虽然灾害的类型多样，但均“导源于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等三重关系相对独立或交互叠加而致的急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或人类社会这一特定主体的破坏性影响”。故作者注重从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视角对不同种类灾害进行综合性与历时性比较研究，尤其对比了古今救灾制度的差异与变迁。
水灾与旱灾无疑是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大威胁的两类灾害，这也是作者重点剖析的灾种。就水灾而言，作者以唐宋时期、清代中叶、20世纪中叶为时间节点将长江流域的人口压力与环境破坏划分为三个阶段，深刻揭示了长江水患不断加重的深层次原因。就旱灾及其后果而言，作者考察了自3800多年前的夏朝末期至建国后三年困难时期的重大旱灾次数与死亡人口数，认为“旱灾引发重大饥荒的频次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死亡规模，更非其他灾害所可比拟”。尤其是明清以来频发的特大旱灾导致的社会动荡极为剧烈，而这又与旱灾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农作物破坏性大的特点息息相关，形成了干旱-饥饿-吞噬植被-加剧灾害的恶性循环。
作者还密切关注其他类型灾害的研究，并强调由人与自然矛盾冲突所引发的渐变性灾难已将人类社会代入了一个孕育着巨大危机的“风险社会”，如全球变暖、地震火山活跃、水土流失、森林破坏、水资源匮乏、物种多样性减少等等。而长时段的灾害史研究要求我们把引发灾害的生态链条拉长，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天文灾害，既各自有源、又密切相连，“分别源于组成地球大系统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以及环绕地球的宇宙圈等”，这些圈层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作用与影响，“一个圈层出了问题，就会引发其他圈层相应的变动，导致一系列链锁式的灾害反应”。例如，大旱灾总是与大地震相随，全球气候冷暖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密切相关，厄尔尼诺及其反面拉尼娜现象与台风、地震、瘟疫及流行病紧密联系，等等。
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持续应对各类严重灾害的长篇史诗。作者在书中曾对中国历代“荒政”进行系统梳理，通古今之变，求古今之变。从以“聚万民”为目标的《周礼》“荒政十二条”，到将传统荒政体系化的明末祁彪佳所著《救荒全书》，再到清康熙年间颁行全国的《钦定康济录》，无不体现着融合防灾、救灾、善后于一体的“大荒政”思想，这与我国当前的减灾体制与理念深度契合。晚清光绪初年，江南士绅领导的民间“义赈”则顺势崛起，这种跨区域的民间赈灾模式相较于传统荒政是一次重大革新，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更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非官方救灾组织——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该会更加重视防灾工作，提出“建设救灾”理念，“在随后的历次重大灾害救济活动中，基本上取代了政府的力量，而发挥主导性的作用”。抗战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形成的“太行模式”，成为建国后救灾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
此外，作者还十分关注我国大江大河的灾害治理问题。除前文已论及的长江流域外，本书还收录了他对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历史灾害的长时段考察与剖析。对黄河史的论述，体现在他为贾国静新著所作之序。通过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对话，作者梳理了学界对先秦时期至民国时期黄河问题的各类研究，包括水利社会史、水利政治史、水利环境史等，重点剖析了学界对魏特夫建立的“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批评及其不足，指出现有研究并未突破“魏特夫模式”中关于治水与权力的分析框架，其研究的仍是一条“悬河”与“政治之河”，他强调只有将黄河真正植入“由自然、人文纠结而成的网络状生命体系之中，进而对杂糅其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然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更加详尽和深刻的描绘，让黄河变得‘悬而不悬’，从而有可能真正超越魏特夫的理论构造”。
国际视野下的灾害史跨学科研究
作者的学术视野极其开阔，不但在自己的研究中积极借鉴国内外多学科的优秀成果，而且直接推动国际学术界有关生态史、环境史的学术动态和成果向国内传播。如美国著名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的名著《尘暴：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即纳入夏明方、梅雪芹教授主编的“生态与人译丛”，由侯文蕙教授翻译，于2003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夏明方教授担任中心主任，他强调我们应以环境史或生态史的视野透视整个历史，建立一个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公共学术平台，因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的学者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长期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意识的体现或结晶”。正是在这种倡导多学科方法与交叉研究的理念下，除历史学外，众多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到生态史的研究队伍之中，从而实现了相关学科的历史化与生态化，以及对变化、时间、相依共存、共同演化的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强调。
打开国际视野，并与国内外相关学者进行学术对话也是作者灾害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他在思考中国特色的生态保护之路时，不断警醒我们除了吸收利用国外的发展和增长经验外，还要重视西方学者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对于在我国常见的冲击-反应论、“中国中心观”、后现代理论等，作者有着清醒与客观的认识，他指出美国人在理论创新方面确实走在了我们前面，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需要真正读懂他们的研究才能与之对话。但同时也要注意这些研究的局限性，即绝大多数的外国学者只能研究中国历史的局部问题，擅长个案研究，“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概括，大都是在研究局部问题时提出来的，难免以偏概全”，而且他们缺少“中国学者天然具备的那种对自身文化的体验与领悟”，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学会如何扬长避短，实现自身学术理论的发展。
例如，对于中国慈善史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作者系统梳理了日本、美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在此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归纳出存在的四个方面的“歧异”，包括慈善的概念、主体属性、动机、中外特性等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物质救助与人文关怀并重，救急性或局部性救助与总体性社会建设并重，从人与人关系的调适扩展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构建，将慈善思想、观念与行为实践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性考察，把中华传统慈善特质放置于中西文化对峙与碰撞的大背景中研究等极具启发性的观点。再如，对于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交换权利失败导致饥荒的理论，作者发现明末清初的魏禧所提出的“救荒三策”即与森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先事之策”类似于森提出的发展导向的救荒之道，而其“当事之策”与“事后之策”则类似于森提出的援助导向的救荒之道，但这种“传统的发明”却在近代中国湮没无闻，少有问津，故我们在向西方学习、对话的同时，也应该深入挖掘我国古代丰富的救荒思想与生态思想。
当然，诚如作者所言，本书所收文章、书序，包括访谈、笔谈和报道，是他多年来从生态史的角度对中国灾害与历史问题所做的思考，这些思考也并非无的放矢，但终归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证研究去印证或质疑。在此，狗尾续貂，谈谈深化灾害史研究的可能走向。
其一，灾害史一般研究的都是较大的灾害，有些是突发性灾害，有些是渐变性灾害，虽然在具体研究中有过程复原，但灾害史不可避免地带有事件史的特征，存在一定的局限。如何打通重大灾害事件之间的中间地带，探求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交互过程，是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其二，灾害史研究大多为宏观性研究，此点无可非议，但灾害史的微观研究尚属少见，尤其是灾害史能够走入乡村，走入家庭，走入具体的人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其三，灾害史研究新资料的发现。除正史、官书、档案、方志、碑刻、社会调查等种种文献之外，尚有许多看似无关的文献也包含着大量的灾害信息，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收藏了一定数量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成份登记表》，其中的移民信息对于窥视地方社会长程变迁中灾害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见要进一步深化灾害史研究，还需别具眼界，去发现或利用更多新的资料。
（作者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