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吉奥乔•阿甘本|语言与人民
王立秋 试译
在十五世纪——一个以战争与混乱为特征的时期——前几十年里，法国出现了许多吉普赛人。他们自称来自埃及，并由那些自称细小埃及(Egypto parvo)公爵或小埃及(Egypto minori)伯爵的人领导：
1419年，今天属于法国的领土上开始有第一批吉普赛人的踪迹……1419年8月22日，他们出现在一个名叫夏蒂雍昂洞(Châtillon-en-Dombe)的小镇上；第二天，这群吉普赛人在某个名叫安德里亚(Andrea)的小埃及公爵的领导下，抵达了六里格[1]外马孔的圣洛朗(Saint Laurent de Mâcon)……1422年7月，更大的一群吉普赛人南下到意大利……1427年8月，在穿越饱受战争蹂躏的法国国土之后，吉普赛人第一次在巴黎门口出现……（此时，法国的）首都遭到了英国的入侵，整个法兰西岛(Île –de-France)上到处都有土匪出没。一些由小埃及或细小埃及的公爵或伯爵领导的吉普赛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走到了巴塞罗那。[2]
历史学家把行话(argot，暗语，隐喻，黑话)，科吉亚德(coquillards，中世纪以贝壳装饰衣领冒充朝圣者的强盗，无赖)和其他恶人帮派的语言的出现粗略地追溯到同一时期。这些帮派在标志着中世纪社会到现代国家转型的痛苦的岁月中兴旺起来：“这是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上面提到的强盗互相使用一种秘密的语言[langage exquis]，如果没有得到（内行人士的）传授的话，其他人是无法理解这种语言的。而且，通过这种语言，他们能够辨认出自称科吉耶(Coquille)的成员”（贝勒内[Perrenet]在审判科吉亚德时的证言）。
通过简单地把这两个文献与这两个并行的事件联系起来，阿丽丝·贝克尔-荷有能力意识到本雅明写一部主要由引语构成的原创作品的计划。[3]这本书的主题，显然是中规中矩的：正如副标题暗示的那样——危险阶级行话起源处一个被忽视的要素——问题在于展示来自罗姆人(Rom)的那部分行话语汇，吉普赛语言的衍生。卷末简短而基本的词汇表列出了那些“明显对应于，更不要说纯粹就起源于欧洲吉普赛土语”的行话术语。[4]
尽管这个主题并没有超出社会语言学的边界，它还暗含另一个也更加重要的观点：由于行话本质上不是一种语言而差不多是一种黑话，吉普赛人也因此而不成其为一个人民(people)而只是源于另一时期的歹徒阶级最后的后裔：
吉普赛人是中世纪的滞留；上一个世纪的危险阶级。使之成为不同行话的吉普赛术语，与吉普赛人本身非常相像：自他们第一次出现起，事实上，吉普赛人就接受了为他们旅途所经过的国家的家系姓氏(patronymics)——gadjesko nav——并因此而不知怎么地失去了他们在那些相信自己能够阅读的人眼前的纸上的认同。[5]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学者永远不能成功地诠释吉普赛人的起源和获悉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人种学的探究，在这种情况下变得不可能，因为消息的来源在系统地说谎。
为什么这种最原始的假设——归根到底，这指的是边缘的语言现实和边缘的人口——如此重要？本雅明曾写道，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最后一击必须由左手打出，对隐藏的螺母和社会知识机器的螺栓进行干预。尽管阿丽丝·贝克尔-荷把把自己保持在自己主题的限度之内，很可能，她也完美地意识到，在我们政治学理论的焦点上，她已经布下了地雷——这枚地雷时刻准备着在任意给定的时刻爆炸。事实上，对于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语言，我们根本就一无所知。（众所周知，语言学家能够建构语法——也即，带有可描述特性的一元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但只有通过预设factum loquendi，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想当然地接受人类说话并互相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一项仍然无法接近沉默的事实，才能实现。）虽然如此，所有的政治文化，也还是建立这两个观念之间联系的基础之上的。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由于有意识地创造这种联系而对现代语言理论和政治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理论，至今仍处于支配地位——借助甚至更晦涩的东西（语言的概念）来澄清已然晦涩的东西（人民的概念）。多亏了因此而建构出来的那种共生的一致，两种可能的、不确定的实体才把自己变成了天生具有自身必要法则与特性的，近乎自然的有机体。事实上，政治理论必须预设，却无能力解释factum pluralitatis——该术语在词源上与populus有关，我用这个术语来指示人类形成共同体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而语言学则必须预设而不质疑factum loquendi的存在。这两个事实之间简单的一致对现代政治话语进行了界定。
因此，吉普赛人与行话之间的联系，就在它悖谬性地重新制定这种一致的时刻，也对它进行了根本的质疑。吉普赛人之于人民正如行话之于语言。尽管这种类似只能维持一个简短的时刻，它还是揭示了为语言与人民之间的一致所秘密地意图隐藏的那个真理：一切人民都是帮派和科吉亚德，一切语言都是黑话和行话。
这里，危险的不是对这个命题的科学的精确性进行评估，而是相反，不要让它解放的力量从我们手中溜走。一旦我们的目光聚焦于此问题之上，统御我们的政治想象的倒(perverse)错和粘滞(tenacious)就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毕竟，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应该是在明显不过的：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某种想象的事物，尤其是今天，在人民的观念已经长久地失去一切实质性的现实的时候。即便我们承认，除古老的哲学人类学列出的乏味的特性目录外，这个观念没有其他真正的内容，它也还是被同样现代的，把自己呈现为此观念的守护者和解释者国家弄得毫无意义。尽管有着善意的喋喋不休，人民这个观念，不过是国家认同空洞的支撑物，也只能依此而得到辨认。对于那些仍然对此问题质疑的人来说，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是不无裨益的：一方面，世界各国武装起来保卫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科威特），另一方面，没有国家的人民（库尔德仁，亚美尼亚人，巴勒斯坦人，巴斯克人，流散的犹太人）却可能受到压迫甚至不受惩罚地灭绝，这也就清楚地表明了人民的命运只能是（成为）国家认同，而人民的概念，只有在公民的概念内部经过重新编码才有意义。在这点上，指出那些没有国家尊严的语言（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盖尔语等等）的特定状况，这些语言，语言学家自然地把它们当作语言来处理，但实际上它们却像黑话或土语那样运作，并几乎总是负载着某种直接的政治含义。语言、人民和国家的邪恶纠缠在犹太复国主义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是一场意图把一个卓越的人民（以色列人）建构为一个为本民族占有的国家，并因此而再度确实化一门以为其他语言和土语取代的（拉地诺语，意第绪语），纯粹宗教的语言（希伯来语）的运动。在传统的守护者看来，这种神圣语言的再度确实化，看起来正是对上帝荒唐的亵渎，对此，有一天语言会进行报复。（1926年12月26日，盖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在从耶路撒冷写给弗朗兹·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中，就像盲人行走在深渊的边缘……这语言装满可未来的灾难……在语言反对那些言说这种语言的人的时候，就是灾祸降临的时候。”）[6]
这个命题——据此，一切人民都是吉普赛人，一切语言都是黑话——解开了这个结并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那些阶段性地在我们的文化中出现，却只受到误解并被导回那些支配性的思想的语言学经验。事实上，在但丁说——当他在《俗语论》(De vulgari eloquentia)中叙述巴别的神话时——一切种类的造塔者都收到了自己的语言（其他人无法理解这种语言），而在他自己的时代人们说的语言源于这些巴别语言时，除此之外，他还想说什么？他把大地上的所有语言呈现为行话（事实上，贸易的语言就是行话的绝佳肖像）。而与这种为一切语言所有的行话的隐秘天资相反，他并没有就民族语言和语法的补救办法（就像其思想长期存在的弄虚作假可能给出的那样）提出建议；相反，他暗示着一种经验言辞的方式的改变，也即他所谓的volgare illustre。这种变化更近于黑话本身的解放，这种解放，能把黑话导向factum loquendi——因此，它不是一种语法上的解放，而是一种诗学的和政治学的解放。
在某种意义上，普罗旺斯行吟诗人的寻捕密义(trobar clus)本身，就是奥克(oc)语向秘密行话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方式与维庸以科吉亚德的行话写作他的一些谣曲时使用的方式大不相同）。但这种黑话说的，不过是语言被标记为爱情经验的场所和对象的另一面。从这点来看，在近来的辩论中，语言纯粹存在的经验（也即，factum loquendi的经验），能与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伦理相契，也就不奇怪了；而本雅明能够把被拯救的人类的预表(figure)托付给一种不可还原为语法或某种特定语言的“纯粹语言”，也不奇怪。
语言是隐藏语言纯粹经验的黑话，正如人民多少是factum pluralitatis成功的面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任务不可能是把这些黑话建构为语法或在国家认同中重新编码（重组）人民。相反，只有通过在每个点上打破语言、语法、人民和国家的存在之间的联结(nexus)，思想和实践才会等同于我们手头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才成其为思想与实践）。这种中断——在此中断期间，语言的factum和共同体的factum得以短暂地显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随时间和环境而变：（如）黑话的再生，寻捕密义，纯粹语言，某种语法语言的少数实践等等。无论如何，显然，这里利害攸关的并非某种单是语言或文学的东西，而首先是政治与哲学。
（1995）
[注] 译自Giorgio Agamben, “Languages and Peoples”, i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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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ague, 里格，长度单位，1里格=3哩。——中译注
[2] 弗朗索瓦·德·沃·德·富勒提埃(François De Vaux de Foletier)：《古代法国的茨冈人》(Les Tsiganes dans l’ancienne France)；转引自阿丽丝·贝克尔-荷(Alice Becker-Ho，又名Alice Debord，阿丽丝·德波，1941- ，有中国血统的法国诗人，代表作即后文提到的《黑话王》，并著有诗集若干。——中译注)：《黑话王：危险阶级行话起源处一个被忽视的要素（扩充版）》(Les princes du jargon: Un facteur négligé aux origines de l’argot des classes dangereuses; Édition augmentée; Paris: Gallimard, 1993), pp. 22-23。
[3] 引文出自阿丽丝·贝克尔-荷：《黑话王：危险阶级行话起源处一个被忽视的要素》(Paris: Gérard Lebovici, 1990)。
[4] 阿丽丝·贝克尔-荷：《黑话王：危险阶级行话起源处一个被忽视的要素（扩充版）》，p. 51。
[5] 原文即英文。
[6] 盖舒姆·舒勒姆：《盖舒姆·舒勒姆给弗朗兹·罗森茨威格的一封未编辑的信：关于我们的语言。忏悔。》(“Une letter inedited de Gershom Scholem à Franz Resenzwig: À propos de notre langue. Une confession”)，由斯忒方·莫斯(Stefan Moses)法译（原文为德语），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与宗教社会学文献》(Archiv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 et Archives de Sociologie des Religions 60: 1)(Paris, 1985): 8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