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精神分析简史：北美精神分析

二战后精神分析简史：北美精神分析

作者：安德烈·格林（法国客体关系学派集大成者）

译者：金伟闯  校对：吴张彰

读者不应该把这一章节视为历史学家所写，而是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带有记忆的不确定性的修订，这种修订正是由无法避免主观视野陷阱的见证者所写的。更明确地说，我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绘制一幅近代精神分析历史的壁画，以梦的润饰的方式将获得的知识片段逐段排列，以使其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即使其中一些知识被认为是虚假的或可疑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精神分析处于何处？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四个地区：北美、南美、英国，最后是法国。北美大陆免于战争的动荡。就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对于西奥多·瑞克（Theodor Reik）的审判成为了头条新闻，瑞克因为在未经医学认证的情况下从事精神分析治疗而受到了法律诉讼；弗洛伊德在此风波中对他表示了公开的支持，后者对于医生对精神分析的垄断持反对态度。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APsaA）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之间的冲突达成了一种妥协，后者给予前者确立其自身培训规则的垄断权，无论这些规则是否与IPA的规则相符。面对官方机构对精神分析的医学化所造成的排他性，美国文化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以霍尼、弗洛姆和沙利文等人为首的反抗运动，从而激起了以社会人类学为名的反对弗洛伊德及其思想的运动。从德国和其他纳粹主义的中欧国家逃离到美国的精神分析家（在战前已经开始移民）改变了美国精神分析学界的平衡。最终，海因茨·哈特曼于1941年抵达美国，他被誉为弗洛伊德传统的救世主（他得到了老师安娜·弗洛伊德的支持），这意味着所谓的古典和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开始以他为中心。从那时起，哈特曼在克利斯（E. Kris）与罗文斯坦（R. Loewenstein）（在移民美国之前，这两位在法国精神分析学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协助下开始发展和传播他的思想。我们还会提到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即大卫·拉帕波特（D. Rapaport）。总之，被称为自我心理学的运动占据了美国精神分析学界的优势地位，将那些不认同其理论的少数精神分析家远远甩在身后。

马丁·伯格曼（Martin Bergmann）对该运动的范围、进展及其方向性错误进行了深入而精确的分析。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记得，哈特曼早在1938年就开始进行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工作了，那时他还没有移民到美国。一般来说，那些效忠于他的人承认，由于它我是不可知的，所以最好关注自我。哈特曼捍卫了自我的自主性的存在，它并不依赖于它我。简而言之，在自主性自我（autonomous ego）这个词被创造出来之前，认知心理学也强调自主性；尽管皮亚杰在欧洲被认为是精神分析的对手，但这个概念仍然支持皮亚杰的思想。这其中所涉及的无非是对自我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推广：一种自我心理学。

即使这些效忠者没有被这种自我心理学毁掉，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那些坚持这一运动的人当中，可能有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他们的思想与领袖们的思想相反，继续激励着精神分析的世界。诸如伊迪丝·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安妮·赖希（Annie Reich）、拉尔夫·格林森（Ralph R. Greenson）、罗伯特·韦尔德（Robert Waelder）、桑德尔·拉多（Sandor Rado）、汉斯·洛瓦尔德（Hans Loewald）、海伦·多伊奇（Helen Deutsch）、瓦伦斯坦（Valenstein）和雷内·斯匹兹（René Spitz）等人可能被提及。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来描述北美精神分析的各种运动，尽管它们是对哈特曼路线的推动或沿袭，但仍然有一定的重要性。让我简单地说，哈特曼和他的同事的工作被雅各布·阿洛（Jacob Arlow）和查尔斯·布伦纳（Charles Brenner）扩展了，他们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哈特曼理论的普及者。这两位自那以后就远离了自我心理学，并提出了一种将精神分析理论大幅简化为多个冲突/反应的形成物的理论。一批更加开放的精神分析学家开始在现象学方面寻找参考，他们中有许多是非医学的精神分析学家，其中的罗伊·谢弗（Roy Schafer）和默顿·格尔（Merton Grill）是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无情批评者。

之后是海因茨·科胡特的伟大变革运动，他以自体心理学反对自我心理学。科胡特的思想不容易总结。总之，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冲动理论是一个诱饵。他将许多分析的失败(对Z先生的两段分析)归咎于此。他建议将自体置于核心地位，自体不是由对冲动的固着所支配，而是由与自恋有关的形成物(理想化、镜映、夸大)所支配，更多地与发展的抑制有关。这些想法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但引起了许多人的抵制。科胡特与科恩伯格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科恩伯格受到了伊迪丝·雅各布森的启发，后者是客体关系学派的人物。科恩伯格的思想最终在美国流行开来。我想有人会提到托皮卡的一所院校（梅宁格精神病学院），它深刻地影响了所有在梅宁格诊所（Menninger Clinic）里受训或实习的精神分析家们，这其中包括罗伯特·沃勒斯坦（Robert S. Wallerstein）、科恩伯格、哈托科利斯（Peter Hartocollis）以及格伦·加巴德（Glen Gabbard）。在西海岸，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格林森的思想，他被视为分析阻抗的技术大师，他也一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与克莱因学派争论不休。

但是，给美国精神分析学界指明新方向的重大事件是比昂来到洛杉矶，他给加州的精神分析学家们(格林森、里奥·兰格尔等人)带来了一场混乱。一场IPA试图阻止但未成功的冲突导致了当地的克莱因组织(Mason, Grotstein)的建立。这是适应当地习俗的克莱因理论对美国精神分析进行福音传播的开始。同时，在艰难而昂贵的法律诉讼之后，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垄断告一段落，这导致一些对非医学从业者开放的学会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接纳，这些学会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纽约弗洛伊德学会是由艾伯特·梅森（Albert Mason）等人领导的克莱因学派团体）。从那时起，在那些想要打开窗户呼吸欧洲精神分析的新鲜空气的人所施加的压力下，美国的孤立主义注定要瓦解。

客体关系理论（根据克莱因或费尔贝恩的观点）获得了超越冲动理论的视野。英语精神分析学界的其他主要学者（安妮·玛丽·桑德勒、汉娜·西格尔、贝蒂·约瑟夫等人）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罗伊·谢弗成为了美国克莱因思想的发言人。广义上讲，尽管像梅兰妮·克莱因这样的正统专家数量有限，但客体关系理论却倾向于利用自身施加影响，例如它在许多方面推翻了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托马斯·奥格登，原初思维方式的创造者）——尽管在科胡特的影响下，由欧文·雷尼克（Owen Renik）领导的主体间性运动诞生了。

至于法国精神分析（J. Chasseguet, J. McDougall, J. Laplanche, A. Green），它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和好奇，他们在看待这些同事们的疯狂理论想象时总是保持一定的沉默，在他们看来，法国的精神分析太倾向于把事情复杂化，缺乏清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在美国，高中教育期间并没有开设哲学课。

现在让我谈谈有关加拿大精神分析的有趣案例。它处于文化的交汇点，它成功地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分析家能够共存。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在魁北克以外占主导地位，而在魁北克这个“美丽之省”则有一个在法国受训的重要团体，它处在多个竞争性的团体之中。它们之间存在冲突，特别是在培训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识形态与法国人的意识形态相冲突。这里有几个名字值得注意：与伦敦克莱因学派有联系的斯科特（C. Scott）；汉利（Ch. Hanly），一个非克莱因派，但深受英国精神分析的影响；卢西尔（A. Lussier），尽管他在英国受训，但他将目光转向了法国。最终，这个熔炉提供了世界上多种观点共栖于一地的唯一经验，这个经验是由属于不同流派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共同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