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名”学

给你一个字:名,你可以想到的解释有多少种?比如,人或物的称呼:名字、名称,或者是名誉、名声,又或者是动词表示说。在中国古代,“名”具有特殊的含义,先秦秦汉之际“名”是一个流行的话题,在孔子、老子、荀子等诸子百家流传于世的著作中,曾有不同角度论述的“名”,但是在汉以后有关“名”的论述便减少了,逐渐这门学科成为了绝学。那么,古代的“名”与我们今天对它理解、运用最大的不同有哪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峰教授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并著有《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该书分序言、上编、下编三部分,序言部分主要介绍了“名”在先秦秦汉之际是如何流行的,为什么要以“名”为研究对象,为何这种研究后来走向偏差以及曹峰教授对先秦名学研究提出的新思路、新方法等。上编在介绍与“名”所相关的各种政治问题时,曹峰教授以“名”的政治禁忌为起点,引入诸子与“名”有关的各种政治思想论述,推理出“名”与“法”等概念的关系。下编则是通过个案的分析与研究,列举诸子著作中论述“名”的实例,进一步论证古代“名”的特殊含义——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通过“无名”“无形”的“道”去把握“有名”“有形”的万物。这是今天我们仍要研究它的意义所在。可以说,中国古代对“名”的探讨,已经具有了语言学、逻辑学、知识论、政治学、伦理学多重维度。

“名”的神秘色彩

“名”作为人或物的名称用来区别此与彼,古已有之。古代命名有禁忌,名是出生时父母或长辈赐予,名代表了一个人原初的状态,甚至包含很多重要信息:族群关系、血缘关系、等级关系,或者出生时间、方位、面貌、气象甚至是对新生者的期待等。贵族阶层有特别的规定,王室子孙出生可能会以当时的重大事件或政治局势命名。中国古代将人名分为名与字两部分,这个“名”是独一无二的,使用一生,而“字”是成年后为便于社会交往而取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可以改变的。例如,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之后,则要取一个在社会中可以被他人称呼的名(字)。古代使用名有禁忌,除了父母尊长可以使用,其他人不可直呼其名。某些时候出于对他人的保护和尊重,才刻意不去称呼他人的名字。称名也有禁忌,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古人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称呼来表达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名可用于对他人尊称,也可以表示自谦,比如“孤”“寡”这些看似不好的词,却是古时诸侯用来自称的词。

在先秦时代,名称的政治地位曾被抬高到能够左右国家命运的地步。这是一种原始宗教概念的体现。当它能够反映对象的本质,并被看作塑造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力量时,就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名的禁忌,体现了尊卑等级的社会秩序,体现君主权威的政治法则。命名,并不是简单地贴上标签,而是给世界构建某种次序的政治行为。

究竟什么是“名”?

从中国古代文献看,它似乎并没有完整的定义。由于当代人文科学深受西方的影响(文史哲的划分就来自于西方)。曹峰教授给战国秦汉时期所讨论的“名”分两类,一种是倾向于价值判断的,具有伦理、政治上的意义的“名”,另一种是基于事实判断的,具有逻辑意义、认识论意义的“名”。与之相对应的人,分别是“政论型”名家和“知识型”名家。正因为思想家们对于无益于“治”的意义没有兴趣,他们更关注如何把握和管理这种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真正产生过影响的是政治意义上的“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名”思想不是“名家”思想。

曹峰教授在对出土文物帛书进行研究时发现,“名”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道”“法”之间存在某种结构关系,三者呈现的是“道”在上,“名”“法”在下的三角形关系,“名”是“道”与“法”之间的媒介。在中国古代思想中,“道”生万物,但它却不是具体的物,物的命名、识别和管理需要由“名”来完成,“名”是确定某种制度的化身,它所具有的规定性在某一时期曾被作为判断是非的基准,神圣不可侵犯;“名”“法”的出现时间差不多,“名”是“法”的前提,“法”是具体实施手段,两者作用差不多,分工不同。“名”“法”都被视作现实政治中最高最根本的因素,它们对形成和维持秩序产生着重要作用。在古人看来,世间万物的秩序不是因为有法,而是因为有“名”,从而实现物的命名、区别、管理。事物有生有灭,而名却是永存的。

“名”学研究状况及思考

在本文所提到的曹峰教授个人论著出版前,国内外尚且没有人全面提出“名”这个概念,著述就更是稀缺。过去的一些研究,往往是把对古人语言本身的研究与其语言的政治影响混为一谈。曹峰教授研究的重点正是在与政治相结合的“名”的研究开辟出新境界。“名”学(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名辩学),虽然历史上曾一度被人们所遗忘,但在二十世纪以后又突然兴起,成为中国逻辑学史研究的重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我们意识到这是科学技术落后所致。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西方文明中有着导致科学思维发生的内在机理,即逻辑学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导致了西方的强大。学习西方的模式便开启,在这个过程中,严复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而且十分重视对科学方法论——逻辑学的介绍。随着西方的逻辑输入和中国研究的兴起,我国学术界的先驱们对诸子有关名与辩的思想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在不断寻找与西方相似性的过程中,学者们也逐渐发现在一些方面我们还可能领先于西方,于是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信心,“名学”(还有“辩学”等名称)就成为了“中国古代逻辑”的指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以建设中国逻辑学史为前提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等一些研究者都曾做过一些简单的分类。

曹峰教授也鲜明地指出,近代以来的名辩学研究,基础配置薄弱、研究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学者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哲学和思想研究等显学,而名辩学被作为逻辑学的一部分则越来越定型化和狭窄化。由于从不合理的研究、阐释角度出发,造成了研究的方向性错误,甚至曲解了本意。我们的人文科学在学科分类、框架、概念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古代思想研究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二十世纪我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比西方差,在过分强调民族自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缺乏客观性,不注意考察文献真伪等问题。简单套用西方的学术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思想,这是研究中暴露出的重大缺陷,结果是得不到客观的研究和正确的阐释。这一时期的名学研究仅仅是为了找出与西方的差距,或者说找出与西方的相似性而进行的研究,是由于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导致。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哲学、古典文论、史学理论等领域,开始反思过去一个世纪学术史的历程,这个时期我们的研究不只是为了强调民族自信,而是可以去做纯学术意义上的“名家”和名学研究。我们除了需要向西方学习,更需要积极发掘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能够发扬光大的地方。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才更加客观和接近事实,对实践更具有指导意义。

曹峰教授著述中的结论,一些来自于对文本的研究,还有对出土文物的考证。例如,他对出土文物上刻、画的文字或图案研究时发现,帛文中一个复杂的图形就指向一段文字说理,而能否正确辨识和解读这些图形文字,是能否理解帛图里蕴含深刻道理的关键。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作为支撑,它可能需要同时具备历史学、考古学、思想史等知识,因此,研究者不能只关注一个方面思想的研究,而忽略其他方面,这样就难免会出现对文物所包含内容和价值理解上的偏颇。

在附论中,曹峰教授指出的学术研究精神,值得我们深思。他引用了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里的句子:“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他说,今天的做诸子研究、思想史研究的人,从什么地方批发来的新观点、新方法,拼凑出一篇篇新作,里面的信息是否准确,自己也不清楚,那些厚重的、可以真正反映时代风貌、思想实态的典籍,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书籍,学生基本上不愿下功夫。更不要说一些冷门、难读的边缘书籍。一些典籍,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被过度解读,其他大多数诸子被忽视,边缘、冷僻的诸子甚至被打入冷宫是不合理的。做研究少讲一点方法,多读一点古书,古书越熟,越容易发现问题,也越容易解决问题。曹峰教授在潜心研究的过程中,在对学理知识的不断积累中,对学术研究深刻体验的总结,对于今天的研究者和研究工作是启示更是警示。

今天,我们再研究诸子时,仍旧要秉持不尚统一而贵共生的精神。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种不求相同求共存思想的完美诠释。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当我们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看看脚下的路,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世界领先的重大发明、未解之谜,值得我们在历史中寻找答案。了解别人是为了学习,借鉴,寻找差距,而不是推翻和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化。我们所做的任何发明和研究,不是为了向谁证明我们可以做到,而是我们能够自主地选择走什么样的路,怎么走,而不必生搬硬套别人的方法、概念。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就是不要成为谁的翻版,也不能成为谁的翻版,中华民族有足够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