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方证概述（下篇）
用方治病时，应先解决好治病的目的是什么?对正邪关系的认识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关系到治病的全局，而带有战略思想意义在内。根据古代医学家认识，治病的最终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促使其阴阳自和而已。这是因为致病的原因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无不与阴阳失调有关。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张介宾注解这句话时说：“万事万变，既皆本于阴阳，而病机、药性、脉息、论治，则最切于此。故凡治病者，在必求于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求得其本，然后可以施治。”这是使用经方的第二个问题。
由此可见，治病先从阴阳入手，就达到了治病求本的目的。例如：论中所说的“急下存阴之法”、“急温存阳之法”，以及桂枝、麻黄、白虎、柴胡等种种方证，无不围绕阴阳不和的问题而作出治疗的决定。《伤寒论》第58条说：“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仲景指出治病之法虽有千头万绪，然而其最终目的必须使阴阳自和，而病才能自愈。阴阳自和，是靠脏腑功能内部调节作用实观的，必要时也须辅助药物治疗，如治热以寒，治寒以热，补不足，损有余，使其人由阴阳不和而变成阴阳自和为目的。意在言外，作者有强调内因的思想在内，故才称之为“阴阳自和”。为了说明阴阳自和的意义，现附病案如下：
辽宁省营口县张某，男，35岁。患温热病，经治疗两月，它证皆除，惟遗有“呃”发作不止，饮食俱废，诸医束手。不得已，经人介绍新民县某老医生，专程来治。诊视毕，语其家人曰：此病汗、下之治屡用，津伤而胃气耗，今稀粥尚不能进，况于药乎?嘱浓煎大米，令饮其汤，少调洋参末，每日服三次，至第五日，呃止而思食。有魏医者问老医曰：公之方无非是轻描淡写，竟治愈大病，能为余辈言耶?老医叹曰：《伤寒论》不云乎“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此证胃阴虚而胃气耗，阴虚则津少而气逆，气耗则胃弱而不食。若用竹叶石膏汤虽亦对证，虑其胃虚已甚，不能运药，改用大米煎汁所以养胃。五谷养胃胜似药物，以其性和而不偏，少加洋参以滋胃之气阴，量少则运，多则滞矣。治法不得不轻描淡写，君以为何如？
从这个医案可以反映出来治疗仅是手段，必须调动病人的内在能动作用而使阴阳自和，方为治疗目的。
现在讲讲对正邪的认识问题。中医学认为，治病时要把人、病、治三方面的关系摆正。其中“人”，也就是正气，是主要的。治病服药，无非为的是人。因此，治病时就不要伤正气。清人陈修园从《伤寒论》总结出来“保胃气，存津液”的治疗方针。因为正气不伤，则能抗邪御病，而立于不败之地。若没有正气为主的治疗原则，很可能先伤了正气，使抗邪能力下降，而导致邪气的滋长，则使治疗处于被动的地位。由此而论，正气是根本，是主要的方面。那么，是否可以说对邪气就不加重视，而成为次要的问题呢?我们所说的以正气为本，是因为《伤寒论》很注意保护正气。例如：它对大青龙汤发汗，是为了祛邪而设的，但它又说“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粉之。”这种控制发汗不使太多，显然是为了保护正气。对大承气汤的泻下，也有“得下，馀勿服”的告诫。可见张氏用汗、下之法时，是格外的谨慎，而有“保胃存津”的思想。由此而论，《伤寒论》既有可汗、可下之法，同时又有禁汗、禁下之戒。禁汗、禁下是为了保护正气；而可汗、可下之法也是为了保护正气。两者包括了祛邪以扶正、扶正以祛邪的思想。如《伤寒论》的急下存阴之法而使用大承气汤泻下，但它却起到了保存阴液的作用，所以，才叫“急下存阴”。
通过以上的论述，说明了使用经方时，要有法则，要有理论指导，还要掌握在六经为病的范围内进行选方的原则。例如，乌梅丸是厥阴病范围的主方；承气汤是阳明病范围的主方；柴胡汤是少阳病范围的主方；理中汤是太阴病范围的主方；四逆汤是少阴病范围的主方；麻黄、桂枝汤则是太阳病范围的主方。这种用方以类证的方法，在临床上也是一个途径，所以，清人徐灵胎写的《伤寒论类方》提出“不类经而类方，方之治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源溯流之法。”可见以方类证有它的积极意义。为此，就要求我们对113方的主治证候熟记于胸中，能在临床时迅速反应出来，以期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再举一个医案，来说明以方类证的问题。
有一个姓陈的女青年，25岁，未婚。患有月经淋漓不止已有几个月，面色萎黄。西医检查，血小板已降至5,2000。其父母忧之，请余为之诊治。切其脉滑数，舌色红又以舌尖突出。乃问其睡眠，则称心烦难寐，如果偶尔得睡，而又乱梦纷纭，反增疲倦。索其前服之方，率多温补与固涩之品。
细绎其证，参以舌脉，实为心火上炎，无水以制，故心烦而难寐；心主血脉，火盛则使血不循经，而月经淋漓不止。夫心火之不降，而由于肾水之不升，水火不济，为本证之关键。遂用：黄连10克、黄芩6克、白芍10克、阿胶10克、鸡子黄两枚。
此方共服五剂而月经方止，夜间得睡，心烦不发，饮食增加。照方又服三剂，血小板升至13万之多，其病寻愈。此案系从《伤寒论》第303条黄连阿胶汤证的“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而作出以上的治疗判断，因而获效。
又诊一崔姓，女，35岁。因产后腹泻，误认为脾虚，屡进温补，无效可言。切其脉沉而略滑，视其舌绛而苔薄黄。初诊以其下利口渴，作厥阴下利白头翁汤证，但服药不甚效，一日又来诊治，自述睡眠不佳，咳嗽而下肢浮肿，大便每日三四次，无红白粘液与里急后重，而小便则反不利。
聆听后，思之良久，方恍然而悟，此乃猪苓汤证。《伤寒论》第319条云：“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验之此证，颇为合拍。遂用：猪苓10克、茯苓10克、泽泻10克、滑石10克、阿胶10克(烊化)。
此方服至五剂而小便畅通，随之而腹泻止，诸证悉解。
以上说明，凡是能够掌握方证，而运用于临床，皆能取得疗效。然此事亦非易易，往往于碰壁之后，方才悟出方证的特点，而改变治法，转败为胜。为此，深入学习《伤寒论》的方证，熟读其文，打下扎实基本功，经常在临床验证，才能得心应手，而达到古为今用。使用经方除上述的原则外，还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加减法：如小青龙汤、小柴胡汤等都有加减法，加减法是解决兼证的问题。如在小柴胡汤主证上而见心下悸、小便不利，则减黄芩加茯苓等。因病证有常有变，故方剂因之而有加减。
（2）煎服法：煎服法是保证药效和治疗需要而制定的。如大承气汤先煎厚朴、枳实，后下大黄，最后下芒硝，这样做才能发挥大承气汤的治疗作用。又如附子泻心汤，必须水煮附子，另用滚汤浸渍三黄。这些煎法，都有强烈的治疗意义。至于调胃承气汤有“顿服”和“少少与服之”的不同。黄芩汤是日服两次，夜服一次。黄连汤则是日三服，夜二服，所以每个方剂在具体服用时，皆有所区别而不相同。
（3）剂量：使用《伤寒论》的方剂，如不参照它的组方剂量，则必然影响疗效。如麻黄汤是发汗的药方，其剂量是：麻黄9克，桂枝6克，杏仁70枚，炙甘草3克，才能发挥麻黄汤发汗的作用。如果把麻黄改为3克，炙甘草改为9克，则甘草的剂量大于麻黄两倍，就失掉了发汗解表的意义。又如，小柴胡汤中柴胡为24克，人参9克，这样的配伍则不妨碍柴胡的清热透邪和解表和里的作用。如果把柴胡的剂量改为9克，与人参的剂量相等，则柴胡的治疗作用就不能得到发挥，也就达不到预期的治疗目的。
（4）禁忌：服药后的禁忌也很重要的。《伤寒论》第一张方子是桂枝汤，服桂枝汤后“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其用意是：病人不能吃生冷之物，因为恐伤胃阳；不吃粘滑之物，恐不易消化；不吃肉面，恐其停滞；不吃辛菜，恐助阳生热；不饮酒，因其气慓悍而乱营卫；不吃乳酪腥膻和发霉的臭恶食物，恐浊秽气味有害于胃肠清阳，不利桂枝汤芳香宣达的作用。凡用《伤寒论》方时，必须讲求这些问题，而不得忽视。
总之，《伤寒论》方剂，经过1700多年的历史考验，经过亿万人次的医疗实践，证明了麻黄汤的汗法，瓜蒂散的吐法，大承气汤的下法，小柴胡汤的和法，四逆汤的温法，白虎汤的清法，炙甘草汤的补法，抵当丸的消法，确是疗效显著，解决问题。它为“八法”在临床的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它还有组方精简，配伍严密，疗效显著，科学性很强等优点。目前，不但在中国对它进行使用和研究，而且在世界各国对它的成就都给予重视，实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限于个人学识水平，错误之处，请加指正。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