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医者日用而不知 —— 看看那些崇尚“方证”的古代牛人

《伤寒论》的核心是方证，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疗效确切的医生，在临证的时候，其实，首先用的是方证，绝大部分的时候用的是方证，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医生并不认为自己看病的时候用的是方证，原因何在？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医生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没有能力去思考这个问题，甚至是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

有些医生可能觉得我认真看病就可以了，至于用的是什么思维方法并不重要，大家说中医是辨证论治，那就是辨证论治吧！

就像哲学一样，人们无时不刻都在用，但是懂哲学的人并不多，自觉运用哲学来指导行动的人更少，此即“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君子之道鲜矣”。

张仲景的《伤寒论》是所有的中医都必须学习、研究和运用的书，有很多人留下了学习研究《伤寒论》的著作或论文。

从留下来的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能认识到方证的人确定很少，但是，那么少数能认识到《伤寒论》的核心是方证的人，都是厉害的角色，都是疗效好的医生。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我们可以随便举例。

孙思邈

唐代的孙思邈，在其《千金翼方》一篇序文中说：“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需有检讨，仓卒易知”。

在中国医学史中，比孙思邈更有名的医生并不多，他不仅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流传于世，《大医精诚》深入人心，而且他还活了一百多岁。

同时，他还是传承《伤寒论》的功臣，研究《伤寒论》的权威。

在他早期的著作《千金要方》中，已经收集到了一部分《伤寒论》的内容，并且感叹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而不传”。

在他的晚期著作《千金翼方》中收集全了《伤寒论》的内容，可见他对收集、整理、研究《伤寒论》所花的心血，以及他对《伤寒论》的重视。

就他的医学成就而言，能超越他的人也不多，他的权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他就认为《伤寒论》是“方证同条”的，这也是超越一般人的见地。

柯韵伯

清代的柯韵伯研究《伤寒论》可谓是独树一帜，著有《伤寒来苏集》，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

他认为“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伤寒论翼·阳明病解第二》）。

柯韵伯的学术成就是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的，他的《伤寒来苏集》是学习研究《伤寒论》的必备参考书。

我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李培生教授是第3版、第5版《伤寒论》教材的主编，那时候的教材是卫生部组织编写的，全国只有一种教材，教材的主编绝对是学术界最公认的学者，而不是像现在的教材，主编主要是一些有行政职务的官员。

第5版教材的主编是湖北的李培生教授，副主编是北京的刘渡舟教授，编委是南京的陈亦人教授，这应该是建国以来《伤寒论》教材的最强编写阵容，从而也说明李培生教授在学术界的地位。

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李培生教授就要求我们，那些注解《伤寒论》的书籍，必须要读的就是《伤寒来苏集》，柯韵伯的学术影响，于此也可见一斑。

徐灵胎

清代的另一位牛人徐灵胎，他可能是中国医学界最博学的一位。

近代名医程门雪先生有一幅铭联：“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徐灵胎不仅博学多识，临床经验丰富，而且治学严谨，对学术界影响深远。

他研究《伤寒论》的专著叫《伤寒论类方》，认为“不类经而类方”，又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这寥寥数言，见识已是卓越超群了。

陈修园

清代还有一位影响力巨大的医家陈修园，他可以算是清代中医科普型医家，同样，他也特别重视方证。

他在《长沙方歌括》中说：“长沙当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药，其义精，其法严，毫厘千里之判，无一不了然于心，而后从心变化而不穷。

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读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谓之方者，非圣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达。”

修园先生所说的和现在的情形何其相似呀！明明《伤寒论》主要在讲方证，却非要说成是辨证论治不可，真的是“读者弗悟”啊！

今天主要给大家说说古代医家对“方证”的看法和重视，他们或许距离我们有点久远了，常有古方不治今病之语，例举他们是不是也有古人不解今病之嫌？

其实，在“辨证论治”统治后的近现代中医中，依旧有一些疗效好，并且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医大咖是重视方证的，明天继续给大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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