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汉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件件都是国宝)
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首次发掘，直到1949年以后才对三星堆一带展开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等于1956年、1958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这一带进行过考古工作，当时称这一带的古遗址为中兴古遗址（因遗址位于广汉县中兴公社范围）。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在三星堆进行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发现房屋基址l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万多件陶片。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根据三星堆遗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又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发掘者建议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商代晚期 兽面纹牛首尊 高52.6、口径47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中原商文化因素主要是礼器，如尊、罍（读音:[léi]）、璧、琮等均为礼器。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主要接受的是中原的礼制思想，这与当时其他文化受中原商文化的辐射影响是一致的，但三星堆文化也进行了自己的独特选择与创造。
商代晚期 四羊首兽面纹罍 高54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据考古发现可知，三星堆文化的青铜礼器不见中原地区盛行的酒器觚、爵、斝（读音:[jiǎ]）和食器鼎、簋等，主要盛行的是尊、罍；同时，三星堆文化中出现了大量均不见于中原的极具地域特色和巫神色彩的青铜人像、面具、神坛、神树等。这些证据表明三星堆文化在接受中原的礼制思想后，融入了自己的地方文化传统。
商代晚期 纵目人面具 高66、宽138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的器物器型高大，结构复杂，生动奇特。如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纵目人面具（上图），与人面鼎写实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双目纵射而出，耳、鼻、口极度夸张变形，可能寓意其具备超常感官能力，表现的或是传说中古蜀王“蚕丛”的形象。面具两侧有穿孔，推测原为大型建筑上的偶像装饰，是川西地区神巫政权的一种反映。此外还有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下图），在近60件人头像中仅有4件戴金面罩，意义非凡。
商代晚期 戴金面罩人头像 高42.5、头横径12.5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 立人像 高260.8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立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2厘米 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整体由立人像和台座两大部分接铸而成。立人像头戴莲花状（代表日神）的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最外一层为单袖半臂式连肩衣，衣上佩方格状类 似编织而成的"绶带"，"绶带"两端在背心处结襻，襻上饰物已脱。衣左侧有两 组相同的龙纹，每组为两条，呈"已"字相背状。双手巨大，手掌环抱呈圆形，有学者推测其手中原来应握有某类器物，而且很可能就是祭祀坑大量出土的象牙。
商代晚期 神树 高396、底座直径93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同样高大的还有一株高近4米的桐树（上图），主干上伸出9条树枝，3条一组，每条树枝弧顶处皆有花或果实，上立一鸟，极富特色。展出的大鸟头是三星堆文化特有的鸟形象之一（下图）。鸟喙及眼珠周围有涂朱痕迹，鸟在古代与太阳联系密切，这件鸟头应与古蜀先民的太阳崇拜有关。
商代晚期 大鸟头 高40.3、横径19.6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文化通过独特的造型艺术手法来表现本土的精神信仰，硕大威严的器物表现主要神祇，如前文提及的纵目人面具表现的是祖先神，立人像表现的可能是通神的巫师，而各种造型的树、鸟等动植物表现的可能是一种原始的自然或图腾崇拜。三星堆本土居民接纳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结合自身的本土信仰进行了选择和创新，完成了长江上游与中原的“青铜对话”。
商代晚期 顶尊跪坐人像 高15.6厘米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博物馆藏
铜矿在青铜时代是一种稀缺资源，加之铸造工艺的复杂，青铜器成为了一种珍贵器物进入社会层面，被赋予特殊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信仰，成为服务礼制、规范社会的物质载体。南下的商人将自身的青铜文化带到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土著文化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精神信仰，对中原青铜文化中的器类、铸造技术及礼制思想进行了适合自身的文化选择与改造创新，由此，同样的青铜材质和器类，传递出了不一样的信仰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