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之处是幸福
心安之处是幸福
刘述涛
一
翻开1970年中国的大事记，1月30日，中国研制的中远程火箭飞行试验首次成功，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中国首枚人造卫星上天。
翻开遂川县志，1月20日，上海市应届毕业生500人下放到遂川，被安排在草林、禾源、左安、汤湖、高坪、南江、黄坑、大汾、营盘圩、戴家埔、巾石、珠田、新江、雩田14个公社插队落户。8月10，县航运公司自行设计制造22吨20匹马力“井冈山号”铁质机帆船下水，这是遂川县制造的第一艘铁质机动船。
翻开家谱，4月23日，刘氏家族在遂川县人民医院诞生首例剖腹产婴儿。
我，就是那个婴儿。
1970年的4月23日，阴历三月十八一大早，我的父亲把在床上痛得呼天叫地的母亲送到了县人民医院。本来，父亲是不打算把母亲送到县医院的，我的四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在家里，由四里街上有名的接生婆刘头英给接生的。可这一回，刘头英也没有了把握，她的手伸进母亲的身体里探了几次，终于发现，这不是一般的难产，而是难产中的难产。别的孩子的头向下，最多也就身子偏了一点，而我脚向下，头朝上，脚撑着头，顶得我的母亲心、肝、脾、肺、肾，五脏都疼的，痛得她在床上直打滚，恨不能把我拖出来，丢到地上让猪刨狗嚼掉算了。后来，母亲在同人说到那时的疼，她说，我从出世到做女人，就没这么痛过，痛得我直想死！
疼到一个人直想死，足可见有多痛。
母亲住进医院后，当班的医生也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年代，剖腹产还属于大手术，不像今天，随便找个卫校或是医专毕业出来的医生，都能够站在手术台上，做剖腹产手术。那时候，还是院长到南昌学习了几个月，才会做这样的剖腹产手术。而我母亲，正赶上院长学习回来，这是院长的第一次主刀，也属于拿我母亲来练手。
那个下午，母亲被推进到手术室，院长站到了手术台前，脑子里一遍又一遍的记起南昌学习时，老师给讲的如何下刀，如何止血，如何缝合。如此，温习三遍之后，深吸一口气，这才拿起手术刀，把我母亲的小腹剖开，把我从母亲的肚子里抱了出来，放在手术室的桌子上。桌子就在窗户边，窗外的太阳西下，阳光透进来，照在我的身上，让我感觉不到脱离母体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寒冷，而是觉得全身都被温暖的阳光抚摸得发烫，于是，我开心的在桌子上手舞足蹈，咧嘴大笑。这让刚走下手术台的院长一下子就对我有了些许莫名的好感，他抱起我，恳求我的母亲把我送给他养。他还告诉我的母亲，他家里只有三个女儿，非常想要一个儿子，可他的老婆却生不了了。当他得知我的母亲已经有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时候，他非常相信我的到来，对我的母亲来说，是可有可无。可是，我母亲却拒绝了他，我母亲说，这是我们的家的“贵宝”，怎么舍得随便送人。
于是，我拥有了一个土得掉渣，俗得要命的名字——贵宝。可我的家里却从没有一个人有一天把我当贵重的宝贝来看待过，我的父母像对待我的哥哥姐姐一样，令由我在外面疯，外面跑，也从不会担心我的身上会发生什么不测。其实，四里街上的孩子都是如此，被父母放养。父母最多听说我们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被人抓住送上家门来，父母当着人的面骂上几句，或者是打上一顿而已。我也感觉不出自己同邻居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还有一些吃饱没事干的妇女会指着我同别人说，这孩子没有从她母亲的裆下过，是从她娘的肚子里剖出来的，然后发出“啧、啧”的几声感叹罢了。
而我在这样的啧啧声中，早已经跑开，同小伙伴一起看看村里桃树上的桃子熟了几分，是不是可以趁着看桃人不在的机会，偷摘几个，或者扛着一根竹杆，说是去套蝉，却早瞄好了人家的这颗柚子树上的柚子。或者给爷爷挑水，赚到了一毛钱，立刻就跑到街上，变成零食，让自己这张几个月都没有吃上一粒糖果的嘴巴，好好的美上一回。
所以，到今天，一分钱三块的酸萝卜，一分钱三粒的豆豆糖，仍在想起的时候，让自己满嘴生香，比自己这辈子吃到的任何美食，都更让自己向往。
二
直到今天，我仍能够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是在1976年的9月10的晚上，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晚上，以前一直紧闭着大门，不肯给我们这些四里街上的孩子看电视的党校，这个晚上竟然大门大开，允许我们进去看。但看可以，必须听从电视里的各项安排，说站立默哀三分钟，也就要站立起来默哀三分钟。
我那时才七岁，心里对一些事情，还产生不了敬畏，在默哀的时候，我不时抬起头，看周边的那些人，是否也抬起了头。就在我又一次抬起头的时候，我的头立刻就被站在旁边，党校一位外号叫做“湖南花鼓戏”的人给按下了，他一边用力的按我的头，一边朝我喝斥，“低下头去！”
“湖南花鼓戏”叫什么，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仍不知道，只知道他演湖南花鼓戏演得好，被一位喜欢花鼓戏的领导看中，就直接把他从养猪厂调到了党校。也是他，在一次我们队上放电影庆丰收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借助放电影的机会，跑来跑去的打铁丝枪战。
铁丝枪，应该是我们七十年代男孩子的宝贝。我们用一把老虎钳，把一根八号钢丝自制成一把手枪，然后装上皮筋，折叠好纸弹，就能够像名战士一样冲锋陷阵，把纸弹打在“敌人”的身上。
正当我们玩得得意忘形的时候，一位小伙伴举起了铁丝枪，本要要打钻在银幕底下的“敌人”的时候，纸弹却飞向了银幕，而银幕上正好出出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刹时间，站在屏幕不远的“湖南花鼓戏”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了开枪的小伙伴，并把小伙伴的手扭到了身后。小伙伴痛得哇哇大哭，“湖南花鼓戏”却不理会他的哭。身边有一些大人对“湖南花鼓戏”说，不就一孩子玩铁丝枪吗？
“湖南花鼓戏”对那大人眼一瞪，露出凶光大喊：“这是简单的玩铁丝枪吗？这是政治事件，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身攻击。”刹时间，那些大人一个个都不敢再着声了。
小伙伴仍疼得大叫，“湖南花果戏”却是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当他听说，这位小伙伴家里的成份是地主的时候，他立刻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带着民兵，押着小伙伴，就冲进了小伙伴的家里，把他七十多岁的奶奶直接给揪了出来，然后押着他的奶奶戴帽子游街示众，让她跪木柴上低头认罪。
四里街上所有的人，觉得庆幸的是，就在这次的事件后不久，“湖南花鼓戏”就再没有机会找我们这些老百姓的麻烦了，他被清理出党校，他属于文革之中的三种人。也就在“湖南花鼓戏”离开党校没多久，我们四里街上的人再也不用为了看电视，天天晚上赖在党校的门口，像一只哈巴狗一样，摇着尾巴，乞求党校的工作人员，能够把门打开，放我们进去瞧一眼《加里森敢死队》了。我们四里街上有一些人家，首先买回了电视机，虽然电视机是黑白的，还只有一把大蒲扇大，还要把天线架到屋顶上，还必须要准备好一台稳压器，否则这时强时弱的电压，说不定某一天就把电视机给烧坏了。
一到晚上，家里有电视机的人家，立马就显示出超越于他人的优越感，不但对想来蹭电视的左右邻舍，可以乌着一张脸，还能够在正好好播放着的电视剧《霍元甲》时，表现出巨大的不耐烦，对正看得津津有味的人喊，不看了，不看了，我家要关门睡觉了，你们回去吧。这让正着迷于《霍元甲》剧情的那群观众，只能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一边走，一边思索着，谁家有电视，他家人也好说话，好加快脚步去他家，把一天三集的《霍元甲》给看完了，否则这个晚上怎么也睡不安生，要想霍元甲到天亮。
紧随着电视剧《霍元甲》的流行，港台歌曲也开始走进普通人的家里，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为了把这些歌曲留在自己的心里，我们买来厚厚的塑料封面本，趴在桌子上，用比写任何作业都认真的态度，把一首歌的曲谱和歌词都工工整整的抄在本子上，如果某一天，抄到的某首新歌，是在全班抄到的第一，那就是特有面子的一件事。当你把抄了歌曲的本子带到学校，向同学一展示，立马班上的同学就会一天都在传你的这本歌本。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老师有时会问，哪位同学有这首《垄上行》的歌曲，拿出来，我们就学这首歌，然后满间教室都开始唱：我从垄上走过，垄上一片秋色……后来，音乐老师还带我们唱《童年》、《外婆的澎湖湾》、，《外面的世界》等等。
当这些歌曲从我们嘴里一遍又一遍哼唱的时候，整个四里街上人的脚步也变得匆忙起来，从他们的嘴里就能够明白，他们这么着急，是为了赚钱，为了成为一名万元户。万元户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许多人的梦想。就连我的母亲，天天听着队长的哨子声到地里干活的人，现在也挑起了一副箩筐，走上街去贩卖“人造肉。”
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种黄豆经过粉碎成粉后，再去榨油，榨完油后，再次粉碎，然后加水搅拌，送入挤出机挤出来的豆制品，命名为“人造肉”。而且人造肉在那些年里，火得不行，我们县随便的一条街上，就会有这么的一个人造肉的加工作坊。我的母亲从加工作坊里批发人造肉，再挑到农贸市场去零售，她的生意非常好，天天都能够看到她满脸笑容的挑着一空箩筐回来，箩筐里不是放着一点肉，就是一条快要干死，嘴巴一张一合的鱼。母亲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卖完人造肉赚来的钱变成我们餐桌上的美味，这让我感觉到无比的幸福，觉得我们家终于过上了有鱼有肉的生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除了过节过年，才能够吃上一顿有鱼有肉的生活。
在母亲卖人造肉的这年，我的二哥，三哥也加入到人造肉的生意，他们把人造肉贩到了广东的韶关，然后从韶关贩回青椒，苞菜，他们天天都在饭桌上谈论怎么做生意赚钱，仿佛离万元户很近的样子，其实，他们却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才真正过上好的生活，成为了真正的万元户，那时候，要成为一个万元户，还很难很难。我听着这样的谈论，慢慢长大，本来，我也应该循着我二哥，三哥的生活轨迹走下去，成为一名生意人。很可惜，我对做生意却没有任何兴趣可言，虽然我在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还贩卖过西瓜。
我现在仍能清楚的记得，我拉着板车，板车里是一张小圆桌，一个铁桶，一把杆秤。我到农贸市场的口上，把小圆桌往地上一摆，然后去离农贸市场不远的西瓜摊上批发西瓜。西瓜批好，我回到小圆桌前，却发现我的小圆桌被人丢到了马路牙子上，在我放小圆桌的位置上，一男一女正在摆放他们刚切开的西瓜。西瓜很红，一看就让人想要捧起来大吃一顿。我走上前去，拿起他们刚开的西瓜砸在他们的脸上，然后他们挥过来的西瓜刀划在我的眉上，鲜血立刻在我的脸上弥漫，我没有退缩，他们看着我满脸的血，吓怕了。
从此，农贸市场这个卖瓜最好的位置就是我的了，所有卖瓜的人都知道，我不怕死，敢拼命。虽然我的眉额骨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但这正好可以说明，我的凶与狠。的确，在当年，年少的我，还一直沾沾自喜，认为这道疤痕就是自己为了抢占摊位立下的军功章。但在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着镜前眉额骨上的这道伤痕，我发现它是如此的丑陋，它现出了我当年的无知与鲁莽，也更让我明白自己在当年懵懵懂懂的年纪，是多么容易犯混。好在，后来我喜欢上了阅读，阅读让我越来越少犯混，我开始明白，当一个社会从混沌走向秩序的时候，它会让好多人在变革之中迷失自我，老是犯混。
这个夏天很快过去，我没有考上小中专和师范，家里的意思让我初三复读一年，可就是我初三回去复读的这一年，我们这些复读生忽然接到学校的通知，教育局发文，所有的初中部不允许再有复读生，而且当年的小中专师范也不再招收复读生，只招应届初中毕业生。命运，就这么和我开了一玩笑，在我复读之前，多少在初三复读几年的人，改变了命运，考入了有工作分配的小中专或是师范，而我却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三
四里街上吃定销粮的粮价是一角五分七，商品粮的粮价是一角四分三，看起来粮价相差就只有一分多钱，这一分多钱却是一道无形的坎，让我们吃定销粮的四里街上的人一辈子也迈不过去。吃商品粮的当兵回来有工作安排，吃定销粮的没有，县里各家单位招工，吃商品粮的有份，四里街吃定销粮的却没份。
同是天空底下的一个人，差距怎么就这么的大呢？
我想要拥有一个工作，工作仍是那个时期的主流，一个人拥有了工作，他就拥有了尊严与优越。
那是，虽然我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去学开汽车了，他们打算成为一名司机，那时也流行起做司机来，而且买辆货车跑运输成为了有钱人家的首选。我的家里这时拿不出将近两千块的汽车驾照学费，就算能够拿出来，我自己也对成为一名司机没有多大的兴趣，我还是想要拥有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作，我不想一辈子呆在农贸市场，卖西瓜，卖白菜，我对做生意越来越没有了好感。
可是，定销粮的身份阻拦住我，有哪家单位招工的时候会要我这种人？这时的我，如同作家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又焦虑又绝望，又总是渴望生活中能出现奇迹。还别说，奇迹还真的出现了，花二千块钱，就能够买到一个商品粮的户口。于是，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人行动起来了，纷纷纷加入到花钱买商品粮户口的行列之中，等到拥有了商品粮户口，也就等于拥有了进入单位的资格，我搭上了这趟末班车，最后，我成为县里偏远山区一家基层供销社中的一员。
这一年是1990年，1990年的我，刚好二十岁。
1990年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更大的改革发放，虽然1989年那一年过得很不平静，但是在1990年的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就治理整顿深化企来改革提出了七条主要措施。2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给予特区特殊的经济政策。3月，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了人民公社，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同样在三月，定了199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4月、5月、6月、7月、8月、我就不一一叙述了，要说的是9月，9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亚运会。
亚运会上，刘欢仰起头额，大声吼出：我们亚州，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州，河象热血流；我们亚州，树都根连根；我们亚州……
刘欢的歌很快在大街小巷中唱开，此时的我，听着他的歌，被供销社的张会计领着，到各个门市部去，开始一年一度的下半年盘点工作。所谓盘点，盘的是库存，因为每个门市都已经承包给个人了，但本钱还是供销社的，供销社也怕自己的本钱被职工给亏空了，所以，就每年进行两次的盘点。
现在看来，这样的盘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因为所有的商品都已经不是由供销社来定价，而是由承包者自己定价，自然，里面的水分就非常之大，承包者想要自己的库存商品更值钱一些，就会把有些商品的价格标得很高，不想，就故意标低，反正嘴巴一张，说什么价也由他。何况，供销社的商场里，也已经像街边的小商小贩一样，开始流行起讨价还价来了，一双袜子，标价是五块，来买的农民可以还成三块，也可以还成二块，而门市的承包者只要是合适，有钱赚，就会把袜子卖出去。
这个时期的供销社也早已经过了计较经济初时的红火与吃香，在计较经济的时代，外人想要不凭票买一斤豆腐饼，都需要卖个面子，请求供销社的主任批条，才能够买到。至于手表、自行车，那更是供销社主任手里的宝，它代表了供销社主任的权利与荣耀。只是，这样的日子一去不返，唯一让供销社主任还觉得有点特权的，那就农资还没有全面放开，主任批条卖包特价的尿素，复合肥还是有用的。
我就是农资组的一员，天天守着化肥仓库，把一包一包的化肥发到农民的手上。在这些年，农民也像是忽然间全开了窍一样，不再爱用农家肥了，而是选择化肥，他们认为化肥农药简单便捷，只要从供销社买回一包包的碳酸氢铵、过磷酸钙、尿素、复合肥、呋喃丹，撒进农田里就行。
随着化肥农药的盛行，塑料包装袋也开始盛行，以前卖肉的，卖菜的，用的都是稻草做为包扎物，而像我们供销社卖饼，卖糖以前用的也都是草纸，而现在，全是塑料袋。人忽然间都变了，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就在人人都开始寻找捷径，开始寻找最快速的成功赚钱模式的时候，BB机出现了，一个人的腰上如果挎台汉显的BB机，那就是一件很牛很牛的事了，它能够吸引住很多人的目光。随着BB机来的，还有摩托车，一个人拥有一辆“南方”摩托，都可以使得自己高大许多，就别说是“豪爵”太子了，那更是能吸引住一街人的目光。
四
下岗！
五百块钱一年，二千块的基数，我拿到手的是六千块钱！六千块钱，就让我从一名供销社的职工，重新成为了社会上的一名自由人。同供销社一样改制买断的企业在县里还有很多很多，有粮食、林业、商业、厂矿等等，我成为了下岗中的一员。这时候，BB机已经被淘汰，手机开始普及，电脑开始进入家庭，拥有小汽车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越来越讲究速度与激情的时代。
我在这个时代里，却迈不开脚步，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下岗之初，我忽然间觉得自己的生活回到了原点，唯一感觉到有一丝欣慰的的是我一直没有丢弃自己的梦想，还在写作，还在想着成为一名作家。想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同我十三岁的那一年有关，那一年的一天，我行走在大街上，忽然被贴在墙上的一则征文启事吸引住目光。征文启事是遂川文化馆贴出来的，要征集的是遂川县的民间故事，我于是把自己听说的一则故事写成文字，寄了过去。
做梦也没有想，我的文字竟然被使用了，并且获得了二块四毛钱的稿费，两块四毛钱，开启了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只是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没有真正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之前，我必须要寻找到生活来源，否则我就得饿死。
为了不饿死，我加入到装修行业，每天拉着沉重的防盗网，防盗门奔走在各个新建的小区之中，有时候要爬上七楼去装防盗网，站在七楼的阳台上打膨胀锣丝，也没有任何的保障措施。等到膨胀锣丝打好后，又得用绳子拉起几百斤重的防盗网，将它固定好，然后再把它焊死。
每天汗流浃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生意有任何的好转，总是做一天歇三天。为了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出现，又借了一大笔钱投资玻璃彩绘，玻璃雕刻。谁知道，买回了机器，却没有了资金运转，四处去借，却再借不到一分钱，没有人相信我的能力了。
怎么办？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一下子又没有方向，买断工龄的钱早已经用完，借亲朋好友的钱也已经没有，再借又不可能，机器设备在一天天的生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隔几天去看一下，然而越看越痛苦，到后来，我干脆就不看了，任由它变成了一铊废铁，而此时候的我，也开始了自由撰稿的生活。
没有人相信，我能够在自由撰稿的这条路上走出来，依靠文字能够生存，就连我的父母也不看好，他们总认为这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里。到后来，我也开始怀疑自己。写的稿子如泥入海，希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绝望，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这个念头不轻易间在纸间流露，被一位相熟的编辑读出来了，她对我说，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之后，我就有了做自由撰稿人的首篇短文发表。
随着作品发表得越来越多，我的小家也有了变化，用了多年的“486”变成了多媒体电脑之后是笔记本电脑。彩电由21吋变成了飞利浦的LED大彩电。可是，在这些改善的同时，我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同龄人不应有的毛病，先是腰肌劳损引发腰椎间盘突出，然后颈椎也出现问题。躺在理疗室的病床上，我在想，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写出一条路来就能解决我的一切，实际上却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有一天，我写不动了怎么办？我无医保、无社保，租房住。外人看来，这几年我无比风光，我加入了中国作协，而且经常被邀请参加座谈会。但心里清楚，我仍没有找到那把属于自己的幸福钥匙。
越来越多的媒体担忧，低稿费制度的实施以及网络阅读会冲击传统媒介，再过十年，中国也许就没有了自由撰稿人这个职业。每每看到这类新闻，我也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未来。
有一天，儿子问我，现在的生活不是已经很好了吗？你为什么还天天闷闷不乐？我想了很久，才对儿子说，是的，看起来比以前是好多了，但我活得一点也不从容，我觉得越来越累，越来越累！因为，我总是急匆匆地行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总是诚惶诚恐地害怕现有的一切会在一夜间消失，害怕《春天里》所唱的“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2009年末的一天，社区干部忽然通知我去办居民医保，说生病后可报销大部分的药费。我拿着户口本，把一家三口的医保都给办了。拿到医保卡时，我的心莫明地轻松了几分。医保卡才领几个月，社区干部又通知我去办居民社保，说是多保多得，缴得多到老了也可享受到单位一样的退休福利。当社保证拿到手时，我的心又安下来几分。
不知不觉，日子到了2013年的春天，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人以及文化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一次在两会征集民意的微博上，我这样写道：“让体制外的文化人真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才是真正文化大繁荣的体现……”
房子，一直还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座山，儿子就要读高中了，还同我们挤在一屋。不要说创作环境，就是居住环境，我也无能为力。那天，突然接到县房管局的电话，让我去办理公租房手续。在房管局，我得知县里的主要领导已达成一致意见——无论如何要优先解决我们这样作家的实际困难，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以及创作环境。
现在，我在书房里写这篇文章，心里充满感慨。我原来的生活却一直活得不从容，一直为了梦想苦苦挣扎。而现在，当我们的社保、医保、房子问题都一个个解决后，我们的日子变得比以前从容了许多，心也安稳了许多。我们有了闲情在一朵花的面前停下脚步，有了时间去看看身边的美丽。
这时候的我才发现，当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紧紧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普通人的梦想才能够变得无比美丽，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更有尊严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