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的情节功能
所谓情节功能，指的是旅行者在旅行故事之情节建构中的作用。旅行者的情节功能可分为两种情况来探讨。第一种情况，旅行者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即使不是故事的主角，也一定是中心事件的参与者之一——其行动决定着情节推进的方向。此种被大多数旅行故事所遵循的情节范式，可以上溯至《穆天子传》。《穆天子传》属于杂传体小说，渊源于商周时代的史官传统，因而其情节建构完全遵循编年体史书的模式——以时间为序，以旅行者穆王的行动为中心展开情节。以此书开篇一段为例:
饮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庚辰，至于□，觞天子于磐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载立不舍，至于钘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于是得绝钘山之队，北循虖沱之阳。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赐七萃之士战。庚寅，北风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26]
我们看到，“天子”是绝大多数句子的主语，有力地占据着情节发展的中心地位。“天子”的行动是故事的中心事件，和情节发展相等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的“天子”并不皆指个体的旅行者。在“天子北征”“天子西征”等表示行踪的语句中，“天子”实际上是整支旅行队伍的代称。在西征途中，穆王遇见了很多部族首领，最著名的要属西王母。在穆王见西王母的情节中，小说的中心事件由穆王的行动转换成了二人的相遇。穆王虽然在身份上是客位，但是在叙述中却仍居主位，因此其在情节中的中心地位并没有改变。与此类似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旅途遇鬼(仙)故事，例如魏曹丕《列异传·宗定伯》:
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大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其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于是共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听之了无声。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27]
这个故事以宗定伯旅途捉鬼为中心事件，以“夜行逢鬼”开始，以“得钱千五百，乃去”结尾，旅行者宗定伯显然占据着情节的中心地位，其行动与情节展开相始终。
第二种情况，旅行者不是故事的中心人物，而是中心人物的观察者。在这种情况下，旅行故事中往往有着两个事件:旅行者的“看”和中心人物的“行”，而以后者为情节的中心。作为观察者的旅行者仍然可以上溯至《穆天子传》，卷二云:
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华不畏雪，天子于是取孳木华之实，持归种之。曰:“舂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县圃。”天子于是得玉荣枝斯之英。曰:“舂山，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28]
这段文字借穆王之口，描述了“舂山”的景象。有趣的是，作者在此采取了“天子曰”的形式，似乎这一切是“天子”口中说出来的。然而，“天子”是此处唯一的声音，无人倾听，也无人回答，或许可以推断，作者实际上是出于某种文体规约，以“曰”的形式表达“看”的意思。更进一步说，此处的“天子”并非个体的旅行者，而是整个旅行队伍的代称，那么这段文字表达的其实是周人对异域风景的观察和经验。地理博物体小说中的旅行者也常常起到介绍殊方异物的作用，如上文已引的《洞冥记》“东方朔游吉云之地”条。不过，在《穆天子传》以及地理博物体小说中，旅行者所观察和讲述的对象是空间，而不是人物和事件，因此在这些小说中，旅行者的观察者功能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旅行者的观察者功能得到了很大发展。旅行者不再着意于对殊方异物的介绍，而是将目光投向旅途中所见的奇人异事。《续齐谐记》中有著名的《阳羡书生》一条: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于口中吐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人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此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题铭，云是永平三年作。[29]
这条故事包含两个事件，一是许彦与书生等人的相遇和饮宴，一是书生等人的相互欺瞒。对于前者，许彦是事件的参与者之一；对于后者，许彦只是事件的观察者以及后来的转述者。作者的着眼点虽然只是人和事的“奇”，但是，由于故事本身含有的世情意味——爱人之间的互相欺骗——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借旅行者的眼光描摹世态的解读可能。(www.guayunfan.com)
比较典型的借旅行者眼光描摹世态的是“生人再婚”故事。这类故事的基本情节是:旅行者于民家投宿，闻小儿啼哭，得知其母将改嫁(或其父将另娶)；翌日，旅行者在前行途中遇到其母(父)，方知昨日所见为亡人。这类故事从六朝到唐代皆有流传，反映了小说家对再婚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较早的“生人再婚”故事见于《录异传》:
谢邈之为吴兴郡，帐下给使邹览，乘樵船，在部伍后。至平望亭，夜雨，前部伍顿住。览露船无所庇宿，顾见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织薄。别床有小儿，□十岁。览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许。小儿啼泣歔欷，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晓。览问何意。曰:“是仆儿。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将晓，览去，顾视不见向屋，唯有两冢。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谓览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所见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儿。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哽咽至冢，号咷，不复嫁。[30]
作者并没有记录女子改适的原因，因而在母子之情以外，我们只能将这条故事解读为对女子改适的隐隐批判。唐薛用弱《集异记·李佐文》的前半段与《录异传》相似，在结尾却写出了女子改适的原因:
其妇曰:“……我佣居袁庄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龀之女又亡。贫穷无力，父子同瘗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税，孤穷无托，遂意再行。今夕将适他门，故来夫女之瘗告诀耳。”佐文则与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殡宫也，历历踪由，分明可复。妇乃号恸，泪如绠縻。因弃生业，剪发于临湍佛寺，役力誓死焉。[31]
原来，女子改适是由于嫠居生活的艰辛。作者借旅行者的眼睛，描写了寡妇在道德和生计之间的两难处境。旅行者所见的亡儿思母景象，实际上是寡妇内心之情感挣扎的外化。唐李公佐《庐江冯媪传》写的是男子另娶的故事。在《录异传》和《李佐文》中，处于道德劣势的是将要改适的女子；而在《庐江冯媪传》中，处于道德劣势的仍然是女子——不愿丈夫另娶的亡人: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录异传》和《李佐文》的结尾，本欲改适的女子在得知亡人的悲恋之后，都打消了原来的主意；而在《庐江冯媪》中，男子虽然得知了亡人的悲恋，却依然按期就婚。对此类故事的中心事件来说，旅行者是一个毫不相关的旁人，但是作者没有选择直接叙述中心事件，而是从旅行者的观察角度来建构情节，将阴阳两界联系在一起，营造了尖锐的情节冲突。此时，旅行者的眼光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眼光，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批判通过旅行者对悲惨世态的发现而呈现出来；同时，旅行者的眼光也是作者提供给读者的观察视角，读者从旅行者的角度来观察中心事件时，很容易被旅行者(作者)的态度潜移默化。
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媪因诣求宿。见一女子，年二十馀，容服美丽。携三岁儿，倚门悲泣。前，又见老叟与媪，据床而坐。神气惨戚，言语呫嗫，有若征索财物，追逐之状。见冯媪至，叟媪默然舍去。女久乃止泣，入户备饩食，理床榻，邀媪食息焉。媪问其故。女复泣曰:“此儿父，我之夫也。明日别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于汝何求，而发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别娶，征我筐筥刀尺祭祀旧物，以授新人。我不忍与，是有斯责。”[32]
需要注意的是，对旅行者的两种情节功能的划分是相对的。在文本实际中，两种情节功能常常交织在一起。作为中心人物的旅行者也常常会起到观察者的作用，例如，周穆王虽然是旅行故事的中心人物，但是也要兼任对殊方异物的观察者和介绍者。唐传奇代表作《柳毅传》中，柳毅一方面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参与和推动着中心事件的发展，一方面也作为观察者，记录着龙宫世界的奇异景象。作为观察者的旅行者也常常会参与到中心事件中，对其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生人再婚”故事为例，如果没有旅行者，那么计划再婚的生人根本不可能知晓亡人的悲伤，整个故事也就无从发生了。相比之下，旅行者的观察者功能更具有小说史意义——不但提供了一种更为复杂、精致的情节建构方式，而且对限知叙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实际上，旅行者的情节功能还有第三种情况，虽然十分精彩，但是在小说传统中却不成规模，在这里附带谈一下。唐皇甫氏《原化记》有《画琵琶》一篇，云:
有书生欲游吴地，道经江西，因风阻泊船，书生因上山闲步。入林数十步，上有一坡。见僧房院开，中有床，床塌。门外小廊数间，傍有笔砚。书生攻画，遂把笔，于房门素壁上，画一琵琶，大小与真不异。画毕，风静船发。僧归，见画处，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台山圣琵琶。”当亦戏言，而遂为村人传说，礼施求福甚效。书生便到杨家，入吴经年，乃闻人说江西路僧室，有圣琵琶，灵应非一。书生心疑之，因还江西时，令船人泊船此处，上访之。僧亦不在，所画琵琶依旧，前幡花香炉。书生取水洗之尽。僧亦未归。书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归，觉失琵琶，以告；邻人大集，相与悲叹。书生故问，具言前验:“今应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潜隐。”书生大笑，为说画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灵圣亦绝耳。[33]
在这篇故事中，书生的第一次出现(画琵琶)导致了故事的发生，书生的第二次出现(拭琵琶)导致了故事的转折，书生的第三次出现(讲明真相)导致了故事的终结。作者描摹的是庸僧愚民的迷信，旅行者既非中心事件的参与者，亦非中心事件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种外来的、隐形的推动力，影响着事件的发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