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臣被贬到岭南已是重罚，为何苏轼还能被贬到更远的海南？
国家人文历史
2021/03/2910:13
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四日，苏轼搬入白鹤峰新居，这幢房屋堪称精舍，共有二十个房间。新居建在古白鹤观的地基上，可以俯瞰大江，眺望远山，视野极为开阔。这一年苏轼62岁，因为完成这么一件大事，而感到“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和陶时运四首》诗引）。他以为自己的余年，将在惠州写作“和陶诗”中度过，连黄庭坚也形容此时的苏轼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跋子瞻和陶诗》），颇觉从容自得。生性豁达的苏轼在惠州叫来了儿孙，打算长住下去。还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中以白描手法、写意笔触，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个饱经风霜、老病缠身，却安闲自适、淡然处之的自我形象，后两句的意思是：听到有人报告说苏轼睡得很甜美，僧人就放轻敲钟的力度，以免惊醒他。然而，这造房安家以图终老惠州的打算，分明是低估了哲宗和新党对“元祐党人”的敌意。据南宋曾季狸的《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到京城以后，被当时的宰相也就是苏轼的老朋友章惇看见了，章惇心里非常不高兴，沉吟着说，“苏子瞻尚尔快活！”出于忌恨，所以再予打击。于是朝廷颁发了新的贬谪令，苏轼继续往南，贬往天涯海角。
“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绍圣已非元祐日,惠州岂与杭州同?”正如明代张萱在《惠州西湖歌》所言，惠州之贬，应该是苏轼仕途上前此以往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以前，尽管仕途上磕磕碰碰，但总能逢凶化吉，如今的苏轼自高太后死后，失去庇护,处境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苏轼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但北归无望，痛失知己，并且痔疾缠身，经济困窘，在惠州的生活并非都是从容闲适、岁月静好。一贬再贬，本来工资就不高，还不能按时发放，苏轼曾写信给好友广州知州王古,求他帮忙能兑现工资，但不久王古遭到罢斥,也没了下文。所以苏轼的寓惠生活非常困顿，“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和陶归园田居六首》），“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知君清俸难多辍，且觅黄精与疗饥”（《答周循州》）。其生活完全靠地方官员、朋友、门生等馈赠接济。在《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并引》中，苏轼描述了自己好客但又酒尽米竭的情景：“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诗虽幽默，但困窘令人感叹唏嘘。绍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过为其父写的贺寿诗《大人生日》也提到了苏轼的处境:“穷寓三年瘴海宾，箪瓢陋巷与谁邻？维摩示疾原非疾,原宪虽贫岂是贫……”诗中即把苏轼比作“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和遭子贡轻视但贫财而不病道的原宪，这些都透出苏轼当年贬惠州的困蹇和尴尬的处境。
苏轼在惠州建造新居,也是造成他经济拮据的原因之一。为建此新居,苏轼不但费尽心力,且囊中亦为之一空:“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新居实际是得力于友人、邻里之助才得以修成。绍圣四年二月十四日，苏轼从嘉祐寺迁入，刚罢循州太守任的周文之和惠州太守方子容到新居相贺，他先后写下《次韵惠循二守相会》 《又次韵二守许过新居》 《又次韵二子同访新居》 《循守临行》诸诗。但他在这里只住了短暂的两个多月，便携子苏过奔赴儋州贬所。苦心经营的白鹤峰新居的计划居然又落空，更艰难的困境又在等候着他。
其实，绍圣四年再贬“元祐党人”达三四十人，并非专对苏轼一人而来。这年二月，与苏轼关系亲密的“元祐党人”中，苏辙被责授化州别驾、雷州（今广东海康）安置，张耒被贬到黄州去监酒税，秦观移送横州（今广西横县）编管，连在家服母丧的晁补之也被夺职，一同被追贬的达三十余人，但其中却无苏轼。不过，到闰二月，追贬苏轼的诏令就下来了，将他责授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于是他只好留家属于惠州，在苏过的陪同下再次走上贬途。
出于不让“旧党”翻身的目的，这次再贬也确实具有将他们置之死地的意图，比较重要的大臣都贬过了岭南，而本来已在岭南的苏轼就只好出海了。依宋代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为人臣者得“罪”至大，亦不过远贬，而到了海南岛，则远无可远，无以复加，“所欠唯一死”了。 在“元祐大臣”中，苏轼无疑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
苏轼到底做了什么？为何章惇“时宰欲杀之”，处处刁难？
2021/03/30 22:27
对于苏轼的复出，有人欢喜有人愁。宋哲宗亲政时，章惇独相，策划了包含“二苏”在内的“元祐党人”的南迁，陆游（新党陆佃之孙）日后复盘发现，章惇贬逐元祐大臣有规可循，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刘挚）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凡在元祐时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在绍圣元年（1094）和四年（1097）两遭章惇“清洗”，大部分贬到岭南，在其中苏轼官职非最高，获罪最重，贬谪最远，怕是与其字之偏旁无甚关系。一说章惇看不惯苏轼在惠州过得太好，再往南贬，出了海便是儋州，而苏辙到雷州，仅比哥哥好那么一点点。
／《归安丘园帖》，宋，苏轼，元祐元年（1086）
更现实的原因是无论苏轼做什么，“时宰欲杀之”（黄庭坚语）的心意已定。其时元祐宰相吕大防的哥哥吕大忠从渭州入朝应对，宋哲宗接见他时问候吕大防近况：“执政大臣想要把他迁移到岭南，朕独令居住安陆，替朕传话问候他。大防朴实正直被人所叛卖，三二年后可以再相见。”这几句安慰的话传到章惇耳中，立马引起反弹，出于“对政局翻覆的畏惧”，章惇惩治元祐党人更加卖力，这才有了绍圣四年再贬之举。而苏轼担任过哲宗的讲读官，如果哪天“任性胡闹的狂童皇帝”念起昔日师生情分召回东坡，难保不会有翻盘的可能（“权臣忌子瞻为宰相尔”），唯有将旧党置之死地，才能断绝其翻案的可能性，谁又能想到，章惇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在太后面前明言“端王（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章惇被徽宗贬至雷州，顺着政敌走过的路起程南下，北上的苏轼声望日隆，人们纷纷传说他将还朝拜相。苏轼是在路途中听到章惇远谪消息的，“闻之惊叹弥日”，并写信给苏辙亲家、章惇外甥黄寔，说雷州遥远，并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请黄寔将此信息告知其母——章惇的姐姐，让“太夫人”放宽心，一点也没有要找章惇“报仇”的意思。
章惇与“二苏”不单有姻娅之亲，还有同年之谊——北宋士大夫们很是看重这点，同一年考中的进士们交往甚为频繁，喜欢抱团。“二苏”参加的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中，录取进士388人，“唐宋八大家”占了三：苏轼、苏辙、曾巩，吕惠卿、章惇、曾布、王韶、张璪、林希等曾担任宰辅，榜单中还有理学大师程颢、张载。状元章衡是章惇的侄子，心高气傲的章惇不愿屈居侄儿之下，拒不奉敕，嘉祐四年（1059）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学霸任性执拗的一面早早显露出来，因为同在陕西任职，又有同榜之谊。二十几岁的章惇、苏轼时常相约出游，迄今流传的几件小事颇可看出当年亲密无间和性格差异。一次，两人同游南山仙游潭，岸边极狭，下临绝壁万仞，只有独木桥架于潭上空，章惇推苏轼过潭书壁，苏轼不敢，章惇平步以过，把一根绳索系在树上，另一端系在腰间，神色自若在悬崖题壁，苏轼只能在一旁眼羡，事后开玩笑道，“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何，答：“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又有一日，两人趁酒劲骑马观虎，到了离老虎数十步的地方，马怕了，不敢上前，苏轼打道回府，章惇独自前行，眼见离老虎越来越近，章惇取铜锣往岩石 上一摔，“锵”的一声，老虎惊窜而去，章惇得意扬扬对子瞻道“子定不如我。”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皇帝驾崩，他十岁的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哲宗年幼无力主持朝政，因此神宗生母、太皇太后高氏出面主持大局，垂帘听政。
苏轼的好日子开始了。
日后苏轼曾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有过一番对话，讲的是元祐初年某日太后召他入宫觐见，问他前年做的什么官、如今做的什么官，苏轼答曰自己前年乃是团练副使，今年已经是翰林学士了，提拔速度之快，简直匪夷所思。高太后又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提拔得如此之快呢？这下苏轼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乱猜一气，先说是太后恩典，又说是小皇帝青眼有加，再猜是朝中大臣举荐，结果被高太后一一否认，最后就在苏轼坐立不安的时候，高太后说出了自己的答案：你苏轼能有今天，靠的是神宗皇帝的垂青啊！你不知道，先帝当初称你为“奇才”，在世时早有提拔重用你的意思，只可惜还没来得及下旨就病死了，所以你要竭力侍奉新皇，不要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啊！
苏轼对此自然是感激涕零，不过他心里是否相信这话，倒很难说——熙宁四年 （1071）苏轼妄议朝政，攻击变法，惹恼了神宗与王安石君臣，被丢到了杭州。当时司马光曾为苏轼求情，神宗皇帝不以为然，亲口为苏轼定了性，道是“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此后苏轼在外面兜兜转转十几年，虽然屡有传言说神宗有意起用苏轼，可最后重用没等到，反倒是遭了一次“乌台诗案”，差点连性命都给丢了。如此算来，苏轼在神宗一朝中从三十几岁一直蹉跎到五十岁出头，人生大好年华全被荒废掉了。然而等到了元丰八年，苏轼头顶的玻璃天花板忽然就碎掉了——三月神宗驾崩，五月苏轼就升任登州知州，九月被召回京城出任礼部郎中，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屁股都没坐热就升任六品起居舍人，佩上了银鱼袋、换上了绯色官袍。而转过年来更是青云直上，当上了四品的中书舍人——所以高太后说什么“不关老身事”“此是神宗皇帝之意”，你猜苏轼会信吗？
其实苏轼这人一向很有“太皇太后缘”：当年乌台诗案，苏轼被严加审讯，“自谓不能堪”，最后几乎是全盘认下自己的罪名，差点掉了脑袋，据说关键时刻是靠重病中的太皇太后曹氏一句“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捡了条命。而太皇太后们如此偏爱苏轼，一方面自然与他的才华脱不开干系，另一方面，却跟两位太皇太后与反变法派之间的渊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