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之于主体：Saldarriagav夫人讲座后记
符号之于主体
——从符号化看儿童精神病的结构形成
作者：贺丹雅
四川大学精神分析方向硕士在读
岁暮将至，十二月的成都略显寒意料峭。然而这并未阻挡来自巴黎第八大大学的精神分析博士Ana Victoria Saldarriagav夫人给我们带来一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精神食粮——儿童普通精神病的理论及临床指导。
自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派以来，分析家们在精神分析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他们对早期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及临床有了更深入的挖掘，同时也探触到很多早期的经典理论未能充分发掘的领域。儿童精神病理应成为这片领域的代表。安娜·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妮科特无疑都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们的工作为儿童精神结构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临床资料。拉康的工作始于对精神病的研究，相对于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分析家，从他的博士论文开始直至他的晚期研讨班，拉康明显对于精神病结构有着更多的论述。在这样的基础上，“儿童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结构”有了结合的可能；拉康在自己的理论王国中运用语言学理论、三界、以及各式的拓比学图形进一步使得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Saldarriagav夫人正是在前辈分析家们的工作基础上，结合自己丰富的理论及临床经验，给我们呈现了这场为期三天有关儿童精神病结构的精彩内容。
Day 1 三个重要的逻辑性时刻
精神分析中的时间概念往往是一个回溯性的时间。在临床工作中，分析家顺着回溯性的时间轴线，从主体的现状追溯到他过往的历史，并重新解读过往之于主体的涵义；精神分析理论的架构遵循着同样的路径。从弗洛伊德开始，分析家们从大量的临床现象中追问原因，在回溯性的询问中不断深入，不断系统化而建立起了精神分析的庞大理论体系。
讨论儿童精神病结构，离不开弗洛伊德、拉康的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性时刻——这三个重要的时刻正是在对他们理论回溯中得以呈现的。
1. 弗洛伊德的三个逻辑性时刻
十九世纪末，神经病学研究仍然处在幼年时期，对于大脑的研究受到原始方法的制约，失语症现象虽然在欧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并未能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1891年，弗洛伊德有关失语症研究的文章以独立小册子的形式独立出版。弗洛伊德在失语症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研究专著《关于失语症的批判研究》。在他对当时流行的失语症理论的批判中，弗洛伊德特别强调了儿童习得词语并运用语言的过程。虽然他的研究并没有脱离出当时脑科学研究的大背景，但他将言语的机制引入了研究范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后人在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追溯中往往认为，正是弗洛伊德对失语症的研究奠定了精神分析流派发展的基石。——这是弗洛伊德的第一个重要的逻辑性时刻。
弗洛伊德的临床工作对象大部分都是癔症患者。不同于当时的社会主流观念，弗洛伊德在自己的分析室里接待了这些癔症患者并和他们一起工作，从临床经验中不断摸索并将理论系统化。1895年，《癔症研究》一书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从这里开始，精神分析为心理家们打开了一片全新的视野。此后，弗洛伊德通过《释梦》、《日常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等一系列的理论专著确立了自己在心理流派中一席之位，并声名大噪。这成为弗洛伊德的第二个逻辑性时刻。
弗洛伊德的第三个逻辑性时刻是从第一个拓比结构到第二个拓比结构的完成。在理论初期，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拓比结构以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说明；后来他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拓比结构，将人的心理结构与人格结构联系起来。这成为他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
上述三个逻辑性的时刻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三个重要的时刻将整个精神分析的发展串联起来。以此为基础，精神分析流派为人类心理学研究开启了一片新大陆——无意识，并确立了自己在心理学界的重要地位。精神分析流派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2. 拉康的三个逻辑性时刻
我们在回溯中讨论拉康的三个逻辑性时刻时，并不同于上文中对于弗洛伊德整个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脉络梳理，而着眼于拉康对于儿童语言和言语的发展论述。
拉康在“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下，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激进的改写，并以此发展出具有拉康特色的精神分析学派，拉康派。在他的理论建构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引入语言学的角度以说明“能指”这个弹簧、引入三界的概念（实在界、想象界和符号界）以说明主体的精神结构和发展；引入各种图示——欲望图以及各种拓比学图形（L图、莫比乌斯带、波罗米结等等）以说明主体在三界中的登录以及主体的欲望和享乐。
在讨论拉康这三个重要的逻辑性时刻时，有一个核心呈现出来，即语言符号的获得和言语交流的发展。在拉康看来，从语言维度的“实在→符号”的线性发展和儿童的精神结构发展是并行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实在→符号”的过程称之为主体的符号化。主体在符号化过程中是否遭遇原初能指的脱落，将直接导致主体在发展早期埋下神经症/精神病这两种不同的精神结构——如果我们非要做出一种精神结构上的区分的话。
在Saldarriagav夫人带着我们回溯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三个逻辑性时刻后，夫人在后来的两天时间里，引领我们进入了此次学习的三个重要时刻：解读，理解和临床。后续的学习主要围绕着拉康对于儿童精神病结构的讨论。
Day 2 异常精神病与Robert个案
在第二天的学习中，Saldarriagav夫人给我们带来了拉康在第一个讨论班中的内容——对Lefort夫人在儿童精神病工作过程中的Robert 个案进行了讨论。
Robert在三岁半被诊断为“未真正确定的泛精神病状态“，其在格赛尔测试中的智商为43。他能发声为数不多的单词，其中最多的是“狼！”这个词语。但这个词的发声对Robert来说并不构成任何意义，既不带来恐惧，也不带来哀伤。仅仅是一种发声。鉴于他早期生活的不安定因素，分析家并不清楚他从哪里获得了这个声音。
在拉康看来，Robert正是处在“言语的菜心”水平上——超我攫住了他，是彼者在通过他在讲话发声，然而孩子并不清楚这声音的意义。这个声音和主体混为一体，成为主体本身的一部分而并未与主体区分开来。Robert遭遇了名字这个原初能指的脱落——在第一次被符号化的重要时刻，自我被命名的时刻。这个失败使得他无法区分出自我与彼者这一基础的对子，也无法区分出其他。拉康认为，正是对于二元对子的区分使得主体将自我与非自我区分开来，即对于Robert而言，是“Robert“与”非Robert“的区分。事实上，对二元对子的区分在幼儿的游戏中同样可以观察得到：幼儿早期的游戏正是二元对子区分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躲猫猫游戏（藏—出现）、开关游戏（开—关）、扔线圈游戏(扔出去—拾回来)等等。这个区分是在主体被命名的时刻得以实现的，也意味着主体在实在界的登录。主体通过名字这个最初的能指符号化了自我而将自我与彼者分开来。如若失败，则主体无法将自我在实在中剥离开来，而陷入精神病的结构，表现出异常精神病的症状。
Lefort夫人在工作中通过向Robert展示“盆的现实“来符号化身体和内容物之间的关系而使得和孩子的工作取得进展。在Lefort夫人展示了装水的盆倒空水以后空盆得以留下的现实以后，孩子逐渐理解了自己和撒尿的关系：撒尿后身体仍然存在着，自我是具有稳定性的。Robert得以在填满和排空之间引入了延迟——而延迟使得区分具备了可能。这是卓有成效的第一个阶段。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孩子利用“容器—内容物”的辩证法，通过将分析家锁在厕所里而进一步明确了”在场—缺席“的含义。从Robert设法抓住分析家的缺席——将她锁在厕所里——直至他了解到分析家还可以回来的时刻，孩子终于脱离了言语的菜心。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刻。接下来，发生了孩子自我洗礼的场景，“Robert”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分析场景中。这个姗姗来迟的时刻不禁叫人热泪盈眶。此后孩子进步很快，他在符号中找到一个指标来表达自己。孩子去触摸他的分析家——“Robert“与”非Robert“；通过撒尿表达他的攻击但并未质疑身体的整合；能够接受也能够给予。同时，孩子的临床症状得到了改变：格赛尔测试智商分数由43上升到80、运动障碍消失、凸颚消失。
名字这个原初能指的脱落在一开始就在主体的结构中埋下了精神病的种子，在拉康看来，这个脱落在孩子的咿呀言语阶段即已出现。而分析家的工作朝着符号化主体的这个方向进行着，使得主体在实在界的登录再次成为可能。
以拉康光学图式实验来讲述两个经典儿童个案自我的不同缺陷
Day 3 日常精神病与Dick个案
在对第二天的异常精神病与Robert个案进行回顾之后，Saldarriagav夫人带领学员们对日常精神病与Dick个案进行了拉康式的解读。
Dick是克莱因在与儿童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男孩。在克莱因的报告中，这个大约四岁的男孩其总体发育水平只有十五到十八个月；这孩子的词汇量非常有限，他会扭曲并错误的使用它们；他没有交流的意愿，也没有焦虑，目光空洞、冷漠。……Dick个案的工作起点正是Robert工作中所抵达的那个地点。前者已经建构起来实在的自我，知道自己的名字“Dick”,正如同他知道桌子、椅子这些名称一样；然而他并不清楚桌子和椅子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白自己名字这个能指的含义。拉康认为，在这个个案中，主体已经登录到了实在界，但是周遭的一切对主体来说——人、物体、或者是符号，都处在实在的维度。主体拥有了一些能指符号，但并不知晓它们的含义。名字仅仅是漂浮着的实在之物——如同声音、目光这些符号一样。Dick拥有了为数不多的一些语言符号，如爸爸、妈妈、Dick、火车。然而他无法使用它们，既无法表达，也无法交流。他不知道这些个能指符号的意义。显然，从符号到能指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克莱因的工作通过符号化能指符号之间的关系得以进行。他在Dick为数不多的能指符号中挑出了Dick小火车，爸爸大火车这样的组合交给孩子，这个直接干预孩子代码的过程是在孩子玩火车的游戏中进行的。反反复复。终于某一个时刻孩子给出了一个回应，他回答说，“车站“——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刻——孩子在他仅有的能指符号中挑出了一个，正是”车站“这个单词勾勒出了语言和想象的结合。克莱因敏捷的给出了回应，“车站是妈妈。Dick进到妈妈里面”。从这时候开始，联系建立起来了，孩子很快的进步了。
拉康将克莱因的干预称之为言语的铆定，这远远早于他的第五个研讨班欲望图的提出。事实上我们利用他后期的欲望图能够更好的理解克莱因的干预。这个干预在“爸爸——Dick——妈妈”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第三个能指符号“车站”在“小火车”和“大火车”之间意义的铆定得以实现的。“车站”的出现意味着孩子理解了符号代码在两个平行世界——家庭和车站——的比较，成为至关重要的能指意义的铆定点。克莱因通过自己的工作，符号化了主体和彼者的关系。这是主体在想象界登录的时刻。而信息的沟通交流是离不开想象层面的，这里涉及到陈述行为的主体和陈述内容的主体之分，即“谁在那里说话”和“在那儿我是谁”的问题。无论无何，通过在想象层面的登录，主体的表达和交流才成为可能。
当主体不能符号化自我和彼者的关系，那么他将遭遇在想象界的登录失败，而陷入到日常精神病的结构。他已然有了一些能指符号，能够做出区分；然而并不能在三元中建立起一种关系而最终将自己囿于实在的维度。
后记
Saldarriagav夫人在三天的课程结束时表示，此次对于儿童精神病结构的讨论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神经症/精神病/倒错的分类，如同升华并不局限于某一类精神结构。在对儿童精神病的探讨中，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生命的早些时刻，声音的原初能指的的脱落是如何的返回，又是如何的影响形成主体的精神结构及临床症状。
同样的，即使是对精神病本身的分类——异常精神病和日常精神病，甚至拉康在研讨班晚期根据乔伊斯的书写症状所提出的圣状，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必然的。我们理应以开放的态度去触及精神分析结构中更为本体的部分，而不仅仅是做出一些分门别类的解释。后者是一些研究手段和方法，而前者理应会在精神分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感谢Saldarriagav夫人以开放的态度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理论及丰富的临床督导。夫人不远万里来到成都，这种开放性和精神分析本身的开放性不谋而合。
再次感谢Saldarriagav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