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会谈的启发

初期会谈的启发1

（Les enseignements des entretiens préliminaire）

作者：Jean Pierre Bauer

译者：华璐

（上海心理咨询师， 南京中法精神分析培训学员，微信号：hualu-psy）

一位年轻女性来找我，谈论她跟她丈夫的困难。在若干次面谈中我倾听她的讲述，大约持续了三个月。她的话语主要围绕着婚姻生活中的麻烦。其中之一是，她难以忍受丈夫的幼稚行为，他的依赖、独占、争斗的想法。与此同时，她明确说想要衡量一下自己的主观因素、在婚姻冲突中自己该承担的部分。

一天，我就她的原生家庭提了几个问题。她的回答令人猜测，可能有一个起源的问题，跟她父亲的外国出身有关。从此刻起，她的谈话就主要围绕着这两个话题：跟丈夫的困难，和跟父亲的身世有关。

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由于跟腱断裂2，她一段时间都不能来了。之后差不多一年我都没再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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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她又跟我约谈。第一次谈话她就告诉我说婚姻问题解决了，她跟前夫已经友好协议离婚。但是，她有抑郁倾向，她意识到自己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有这样的倾向，而且这似乎跟母亲苛刻而专制的态度有关。关于这一点她跟我讲了某天的一个发现，并提醒我她受不了咖啡的苦味，却又常常喝得过多。她说有一次，在跟总是对她语带羞辱的母亲争吵之后，她忽然强烈地感到口中有咖啡的苦味。于是她明白了自己自相矛盾的对咖啡的滥用，就跟她对母亲一样：那是一种依赖，混杂了攻击性和被对方淹没的感觉。

从这个来自身体的发现开始，她终于能割舍掉（retrancher）一大堆跟母亲的冲突关系。她还补充说很久以来就想给我打电话说这件事，但又不确定应该去找精神科医生还是精神分析家，她在这两个词之间感到犹豫。

我建议她回来做“一系列会谈”——在此情况下我是这样表述的——鼓励她随着思绪自由地言说。她说她已不太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似乎散落各处，有时让她很痛苦，有时又显得微不足道——正是因此她犹豫了一阵才来——，我说正因如此可以全都讲一讲。

现在她已经来了几个月了，一周一次面谈。她的话语完全就是一个分析者的话语，然而分析这个词只在最近才被提到。会谈结束时我问她，鉴于其话语所进展的方向，她有没有想过做个分析。她回答说确实想过，但是听说分析很长又很难，让她害怕。同样，她觉得躺着的姿势对她来说充满了各种负面的象征。

下一次会谈，也就是在提到做分析的那次之后，她讲述了两个梦，梦中的房子地板不稳，底下有很深的水因此地板岌岌可危。她还告诉我，跟一位女性朋友说到分析的时候她犯了一个口误：把对自己（soi）的了解，说成了对选择（choix）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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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说明一下初期会谈时我是如何自我介绍的。事实上，我没把自己介绍为只提供分析性治疗的“分析家”，有着特定的框架、节奏、开启于陈述基本规则，并假设有一个终止。

我对工作的这样一种构思，对那些的确想要分清自己和伴侣各自主观因素的病人确实有预备性会谈的意思，而对一位不要求做分析、却寻求我对当前冲突给出建议的病人，则可以决定不再继续下去。我本可以在一开始就回复说我只做分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原则上——说她的问题通过分析也许可以最终解决，说这可以在几次会谈比如说初期会谈中作出评估。其实我还可以很绝对地回复她说，只有通过分析才能搞清这些总是质疑无意识主体性的问题。类似这样的回答总是值得一提，因为常有病人描述他正是这样开始了第一次分析工作，随后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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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我向她提议进行我所说的“一系列会谈”以弄清问题。我明确说明在会谈期间，她不仅可以谈谈是什么问题促使她来找我，还可以谈到一切与之相关的、尤其是关于她自己的话题，因为她会问自己在冲突中的责任。

我还说她可以自由、自发地说话而无需担心谈话的顺序，也不需要等我的提问和回答。应她的要求，我以“倾听”作为回复，按照这一专业术语的要求，不带预判，不做猜测，也不要私下盘算不容错过的分析可能性何时来临，以便发挥我的功能，也许可以称为“我的存在”。

可以说我并没有把自己当做分析的提供者。因此我并不是分析的提出者。而且，我的倾听并不代表着完全沉默，尽管有时确实会发生。因为我准备好了，根据实际情况，向她强调一些东西，向她提问，向她指出一些没有明说的点，同时又不超出她所提问题的框架，并远离所有打着“分析总是应该导向另一个场景”的旗号进行“野蛮分析”的企图。

我只是向她提议作一些会谈，不一定导向什么结果，而只是随着谈话本身展开，如何展开则完全不确定。

就像贾伯斯3在他的《对话之书》中所说，“言语（parole），它的力量较少来自在作为缺口而得以讲出来时它所标定的确定性，而更多来自所言（son dit）的裂缝和有创造性的不确定性。”

不过，这些会谈最终也可能成为一段分析的初期会谈，甚至可被看作是一段分析的开始。

让我反对的初期会谈是那些原则性的初期会谈，就是那些提供给所有分析要求的例行会谈。

其实我对初期会谈很感兴趣，我说的是那些也许、但也不一定会通向一段分析的会谈，但既不是由病人要求的，也不是由分析家提议的。

我对触发分析的东西感兴趣，某种程度上，这些东西是在分析空间之外的，就是说从话语本身出发，而不是被分析的能指先验地标定了。

我觉得正是询问（interrogation），才能引发某些提问（question），针对言语本身、言语在分析情景之外的运作方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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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标明几个需要强调的主要事实，每一个都需要去询问，是关于病人在这段难以被称为例行初期会谈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

首先，她是因为现实中的某种冲突状态来找我。她一上来就问我她的主观因素何在，这说明她已经在与一个第三方说话，这个第三方能够——我强调是按照自己的职能——分辨出哪些跟她有关、哪些跟另一方有关。

然后，在因跟腱断裂而来不了这一事件中，她表现出自己有能力处理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此外，第三点，当然不能就此一概而论，要不然就成了野蛮分析，她出的这桩人身事故——乍一看也许有点太容易——有那么一点象征性的共振。确实，她受累于跟腱断裂，这一方面有着各种象征性的共振，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使得她不能继续系列会谈。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桩人身事故带来的第一个去自恋化的体验，更确切地说，一种在身体层面上去自恋化的体验，令她不能继续一种言语的体验。

第四个事实需要重点指出，在会谈中断期间，因受不了难闻的厨房气味而和母亲争吵之后，正是通过与母亲发生的象征性体验，她突然感受到某种跟现实狀况无关的、完全不符的气味，她最终闻到了这种导致她厌恶的气味，从而开始显露出其症状的一点点能指。

并且，据她在重启谈话时所说，她并没有忘记我提及的、跟她父亲的外国出身有关的线索。

对此我明确一点，这差不多是我所做的唯一干预，应该部分来自我自身的愿望和问题4。显然，因为这是一个关于起源的问题，尤其是一个外国出身的问题，我只是单纯地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简单问了她一个有关她父亲母语的问题。这事实上却击中了要害，由此出发建立了一系列的话语，跟她婚姻难题的话语并列进行。

因此我触发了一条跟被遗忘的母语这个重大问题相关的线索。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点跟分析有关，她在暂停期间消化了一些但在重新开始时又重提，当我问她是否考虑过做一段分析时，她首先提到对分析工作的犹豫，然后就做了两个很明白的梦，象征着她想象中分析带来的威胁，担心分析会对她的自我指指点点，以至她一下子就有一种分析会带来某种损失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说她其实知道，分析会威胁到她的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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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移情的发生，可以说随着她话语的发展有某种微妙的转变，我从一开始做裁决的第三方，变成了能够听她讲述从未知出发而联系到的东西的第三方。也就是说从她对自己的提问出发，因为她所有象征性的发现，尤其是跟她母亲有关的，她都立马想要跟我谈谈。这意味着，我并不完全是假设知道的主体，而是从假设知道的主体的简化概念出发，假设能解释她的一系列象征化处于何处的主体，我更像是被放在一个第三方的位置，去见证她的系列象征化的工作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她把我置于某种第三方的位置上，这是为了最终运用一些难以理解的简便公式、某些在其和母亲关系的不透明性的秩序下的东西，最终在所有她能根据S2所相关联的S1的秩序能够去承认的位置。

所以说也许稍作推动，这种有点混乱的尝试、这种哪怕在我缺席时仍然发生的尝试，才能够被听到、被解读为制作了一个分析请求。

因此，的确可以说一个分析请求本身并不存在，但可以说存在主体的一些定位请求，跟某些类似于分析场景、又不完全取决于分析场景的话语有关。

另外，我想强调一下，这位病人一开始就表现出这样一种特质，她能意识到自己在这一尝试中会损失什么。未必是在分析的尝试中，因为她最终也不太清楚分析是关于什么，而是她意识到展开话语本身就可能给她带来的损失。事实上，梦到摇摇欲坠的房子表达了这种担心，也表明她清醒地认识到是什么可能让她说不出话来，与此同时，她对继续工作下去的坚持，显示出一种直觉，即她有可能从这个损失中获得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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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我得出了几个有关初期会谈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完全是临时性的，只是为了工作能继续下去：就是在那些例行的、目的在于评估分析工作是否可能的初期会谈，和那些看上去能导入精神分析、能成为通路跨入分析承诺门槛的会谈之间，我会确立一些为分析留有余地的短暂会谈——矛盾的是跟我们认为是分析家的倾听或者欲望的东西也许有关——尽力不让分析这个能指的浮现掩盖了症状带来的言语的展开。因为事实上，可以说分析家不是只有分析可以提供，他也应该听到一个主体也许并无意愿，或无论如何都能听到，他的能指像别的能指一样可能在某些方面卡住主体，因此这个能指并非如此置身事外、绝对独立、实际上摆脱了所有想象的吞噬。

这种短暂的会谈一点不像是准入性的，去掉了所有询问病史和给出诊断的色彩，同样有别于所有出于必要性而把分析定位在言语水平上的谈话。我所反对的初期会谈其实是原则性的会谈，我们在事后可以发现，因为这些会谈中的一些还是会导向分析。

从这一案例以及其他案例中我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对分析家提出的一切要求对主体来说似乎都是重大挑战。说重大挑战是因为这触及到主体的特异性、同步水平上口语的特殊性，还有时间水平上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所谓进入分析这件事上不能操之过急。

对那些必须避免一切来自分析家要求的摇摆的主体来说，这也是重大挑战，要知道此刻分析家就变成了分析的提请者。我更愿贴近弗洛伊德早期所说的这些最基本的论述，就是不可能直接抵达致病性的核心，因为在宣读基本规则时，分析行为也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能指，在维持致病性核心的中间环节的传递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还想对照一下野蛮分析，即过快提议进入分析或过于强调一段分析，对于这类请求，会导致在超越结构性话语的空间寻求主体化的言语被关闭。毕竟，我们的文化目前已经把分析话语或分析空间建构为一个完美标示了的空间。

总之，总结一下第二点，我只是想说，如果分析的打算来自分析家一方，有时会有关闭言语的后果，而言语需要自己去把分析情景的元素象征化，如果这些元素被强加于人，变成应该遵守还是摒弃的某种规则，那么对于这些元素就可能什么也说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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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能跳到分析的结尾。这样做我真是在抄近路，因为有人这样要求我，人们经常坚持强调开端和结尾的关系，那我会说，开端有多固化，结尾就有多困难重重、多难以确定。事实上，我感到很吃惊，尽管分析理论中关于认同的力量说了很多，我们要求通过的所有这些门槛——初期会谈、宣读基本规则、合同等等，通常都很正确，或出于务实原因，或至少出于历史原因，基于精神分析的诞生、发展、分析空间的建立——在最终结束时却只遗留下这些初期条件的后遗症，尤其是对成长中的分析家，这在我看来相当矛盾，分析的这一方面成了对认同的放弃。

哪怕我的建议因为抄近路而显得像在掩饰我的无知、所以还有待说明，我还是很乐意说，尤其对于那些提出分析要求的主体而言，我就是傻呵呵地乐意把“通过”（la passe）定义为主体在分析结尾时能够以他自己最特有的话、几乎是痴人说梦的字眼来定义“分析”这个词对他个人而言到底是种什么方法、是他所复述的自己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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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初期会谈的方式，不是准入性的、而是纯粹的会谈，分析家不是带领、而是倾听的，这样一种在很多情况下将选拔性质的“准入”与“会谈”本身分割开来的想法，在我看来引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对分析路径这个概念的更加灵活、更加没有秩序的理解。

事实上，我认为在准入性会谈的过程中有某种想象化的风险，想象有一个开端，分析空间中或长或短的一段逗留，然后是一个结尾。我觉得经验表明分析可以自动展开5，显然开启于某种承诺，一点点承诺就好。因为我们甚至可以说，一次稽查都可以终止一段分析。

我不明白为什么分析就不能始于初期会谈，就不能在一切分析空间之外开启，就不能在一切“分析行动”——比如说以宣读基本规则的方式——之外开启；我甚至认为，分析的开启和结束远远超出了躺椅之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过是个陈词滥调。

1原注：本文首发于《精神分析公约简报》，《初期会谈》日刊，1985年4月20及21日于法国贝藏松。是在作者JP Bauer于1985年逝世之后，根据其录音整理的本文，未经作者修订。

2 中译注：une rupture du tendon d’Achille，跟腱断裂，“跟腱”也可译为“阿克琉斯之踵”，比喻薄弱环节、要害、致命弱点。

3 原注：E. Jabès, 《对话之书》，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4年。

4原注：就此话题可参照：JP Bauer《话语的抑制》，学校通讯第20期，1977年第67-78页；或者汇编，贝藏松，文本和文字1985。以及《外国语》，边缘第2期，蒙特利尔1983年第23-36页。（2015年增注。）

5 中译注：faire feu de tout bois 点燃所有的木材，比喻自动展开而无须其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