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国：这件元代墨宝除了近亿元身价，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佳话
6月6日晚10点多，元代杨维祯存世最晚书法作品《壶月轩记》在北京保利春拍上历经50分钟、近70回合角逐后，终以9027.5万元的高价成交。这一激烈争夺战虽已过去数日，但围绕此作的故事却刚刚启幕。
而故事的主角之一则是浙江省博物馆。在那场争夺战中，浙博也参与其中，但因最终成交价超过预算，遗憾地与这件墨宝失之交臂。不过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多方努力，这件作品的买家表示可将其长期无偿借展给浙博，并会在有生之年捐赠浙博。
一件现身拍场的书法作品为何会引起国有博物馆的关注？其身上究竟承载着哪些价值？买家为何愿将近亿元购藏的墨宝无偿借展给浙博？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博弈后却是满满的温度与情怀，而此举对于文博界、收藏界、拍卖界又有何意义？
近日，《中国收藏》杂志记者独家专访了全程参与此事的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许洪流。请他以亲历者的身份，为我们讲述那些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觉得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中国收藏》：文物艺术品大拍季拍品如云，浙江省博物馆是怎样关注到杨维祯《壶月轩记》这件拍品的？
许洪流：今年5月24日，我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参加一个活动，在老朋友收藏家蒋再鸣的引荐下，我结识了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总监李雪松。谈话间，我提到了即将在2023年启用、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浙博之江馆区，省政府为新馆开馆准备了一笔藏品征集专项经费，要求征集工作既有亮点，也有数量。我认为，亮点最难，希望李雪松帮助提供一些线索。
当时，李雪松向我介绍了即将登场的北京保利春拍会有很多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并把6月6日夜场拍卖的电子图录发给了我，同时还推荐了两件底价分别为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拍品。说实话，根据省财政对我馆藏品征集经费的规划，我们有条件寻找更重要的作品，所以当时没有明确表态。
第二天上午，我浏览了李雪松发给我的电子图录，其中杨维祯的《壶月轩记》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第一感觉这才是浙博应该去争取的“亮点”！图录上标明此作为“估价待询”，立即向李雪松咨询，得知起拍价为2000万元。如果就这个价位来看，还是符合我馆收藏经费标准的，虽然很难预料会拍到什么价位，但我觉得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中国收藏》：距离拍卖的时间已很近，浙博决定购藏前，都做了哪些工作？
许洪流：杨维祯是浙江诸暨人，而浙博刚好缺少这位元代大书家的作品。这件作品如果可以入藏浙博，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常大。首先，它能够填补藏品重大空白；其次，在浙博之江新馆开馆时，古书画展肯定是其中重点，如果这件作品可以在展览之列，那就太完美了。而且，这套册页有款有跋，是个大全套。在6幅杨维祯同时代人的题记中，4幅还是孤品，非常珍贵。所以，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壶月轩记》能够入藏浙博肯定都是一件好事情、大事情。
在决定购藏前，馆里进行了一番讨论，并迅速组成专家组研讨。与此同时，李雪松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的工作。5月28日晚，在他的安排下，这件作品连夜从广东珠海被送到北京。5月29日，浙博一行人就在北京新保利大厦见到了此作。它是否为真迹，值不值得买？在观摩原作前，专家组成员们心中其实还带着若干疑点，所以大家看得非常仔细。观摩后，我们立即寻找地点召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专家组成员意见一致，认为浙博应该参与竞拍。
而这次北京之行，我们还获悉，浙江有一位收藏家曾向李雪松表示，既然浙博有意此作，若竞拍失利，他打算买下来捐赠给浙博。这个消息让我们很受感动，看来有情怀的收藏家还真不少。
同样令人感动的是，5月28日晚上，我的朋友著名演员张涵予表示，6月6日拍卖前若来不及办理经费审批手续，他先帮忙拍下来。说心里话，那一天，心中“得道多助”的感受特浓。
此书法作品疑点被专家组一一破解
《中国收藏》：专家们是如何评价这件杨维祯作品的？
许洪流：按照国家文物局有关规定，专家组在进行文物鉴定时是可以一票否决的，也就是说哪怕有一处疑点，此作也应放弃。我理解，这是一种对财政资金保险、负责的做法。
针对《壶月轩记》，专家均认为其具有杨维祯书法典型风格，所钤印章与多件杨维祯传世真迹一致，应是其存世最晚的作品。册中六位后学文士题咏，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江南文人之间的广泛交往。至于其书法风貌，完全符合元末明初时代风格；其中两幅的用笔颇具杨维祯特点，也符合师友间风格影响的基本规律。而《壶月轩记》一文也见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的《铁崖文集》以及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上海志》，应该说无论文章还是书法俱佳，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以及历史价值。
《壶月轩记》册后六位元人题咏
《中国收藏》：杨维祯存世作品并不算多，而能在市场流通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面对这件市场“生货”，专家组的意见就这么统一吗？
许洪流：观摩前，专家组确实带有一些疑点。首先，此作杨维祯书写部分有五开，前四开有乌丝栏，最后一开却没有，让人感觉反常。通过对纸张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五张纸质地是一致的。从视觉上来看，在同样的灯光条件下五张纸的颜色一模一样，没有色差。从纸张纤维来判断，这些纸张稍微有一点粗糙，纤维长短差异不大，五张纸的纤维分布密度非常一致。
再进一步分析，我们判断这五张纸原本应为一卷，只是在后代流传过程中被裁开了。我们看第一开，最右边留有空白，上下也有空白，唯有左边没留出空白。从第二开到第四开，左右都没有空白，很明显是沿着乌丝栏裁开的。假设书写时是5张裁开的纸，那每张纸乌丝栏的四周都会留有空白。
为什么最后一开没有打乌丝栏呢？我们根据文章内容做了推测。书写前所画乌丝栏长度估计不足，若停笔补画乌丝栏，势必影响情绪、笔势，于是杨维祯就顺手写下去了。这也符合杨维祯藐视礼法、行为放荡的个性。对于这一点，我的老师、著名金石书画家金鉴才先生笑言：“这反而证明了此作必真无疑，如果是伪作，应该伪得更好些，一定会是将通篇计划好再下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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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疑点，这件作品落款“杨祯廉夫”，而有专家认为元代书法家落款姓、名、字都写上是不常见的。我们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这种落款方式在杨维祯笔下很正常。他落款的形式非常复杂，“杨维祯”“杨维桢”“杨祯”“杨桢”“杨贞”都写过，甚至有时候还会落款为“老铁”“铁笛道人”等，比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杨维祯《跋邹复雷〈春消息图卷〉》，落款为“老铁贞”，不但随意，名、号连题也不稀罕。所以，这个疑点发生在他身上也就不足为奇，谈不上疑点了。
买家承诺在有生之年捐赠浙博
《中国收藏》：浙博对购藏此作的先期预算是多少？据说此作成交后，您与竞得此作的藏家进行了会面，表示要购藏此作。
正因为有这样的指示，才有了后来我再赴北京与买家见面的事情。而拍卖当晚，这件作品的争夺非常激烈，我们没能顺利竞得此作，而李雪松为我们介绍的那位浙江籍藏家，可能因为竞价太高，也未能如愿竞得。
《中国收藏》：在得知浙博想要购藏的意愿后，藏家表示愿意将此作长期无偿借展给浙博，并且寻找合适的机会进行捐赠。那么，您预计此作什么时候可以出现在浙博的展厅内？
许洪流：我的老朋友蒋再鸣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最终购藏这件作品的买家也是他的朋友。6月7日，我通过他向买家表达了能否将此作转让给浙博的意愿，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但对方表示如果未来想借展是可以商量的。
随后，蒋再鸣转告，这位买家愿与我交流一叙。于是，带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想法，6月9日，我来到北京与蒋再鸣、李雪松以及买家会面。虽然买家依然婉转拒绝了转让之事，但我们后来聊得很投机，买家居然先后表达了作品可以长期借给浙博，并且有生之年会捐赠给浙博的意愿。当天大家相谈甚欢，一直聊到深夜。当我后半夜回到酒店后，那位买家还给我发来微信，表达了可长期借展、未来捐赠两点意愿。我理解，这是买家以文字形式对席间承诺的郑重确认。
接下来，我们应该会做一个以杨维祯为核心的系列活动，譬如杨维祯书法大展、杨维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将寻求国内乃至国外同行的合作与帮助。具体日期目前还不好说，有可能会在明年举行，也有可能放到2023年浙博新馆开馆之际。
这是一段佳话
许洪流：这次合作应该不算“首创”吧。浙博在大约十年前已经陆续在做类似的项目了，不同的是之前做的项目不算完全意义的“国藏与民藏合作”，主要是让民间藏品走进浙博。
而真正国藏与民藏合作，也是6月9日我们在北京会面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买家举例说，这件杨维祯作品在他心理的价位过亿元，博物馆很难竞争。他认为博物馆花如此巨资购入藏品肯定不应该是未来的方向。我们都认为，一家博物馆应该做好民间藏品的寄存制度，这在国际上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制度了。其实，浙博在规划之江新馆功能结构时，已经设计了“寄存库区”，专门用作民间文物精品寄存，但具体怎么做目前还没有明确。
《中国收藏》：您怎么看待当下民间收藏家的收藏水平？
许洪流：这位买家愿意将这么重要的藏品存放在浙博，说明他对我们是充分信任的。如果这件事做得好，会具有示范作用。要做好这一点，博物馆的硬件、软件都要有相应的配合。从藏家的角度看，首先要有资金实力，其次要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同时还需要有眼力。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大企业家越来越多，民间的资本积累也越来越雄厚。他们在解决了人的基本需求之后自然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像这位买家对杨维祯作品的处置意愿，已经是马斯洛“人类需求”结构中最高层次的需求了，就是“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从这些买家积极参与文物艺术品交易的情况来看，大家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是充满自信的，并且很多人都对中国古代经典艺术品的推广与传承不遗余力。
《中国收藏》：《壶月轩记》是回流文物，其如果能够入藏浙博，那么必将成为国有文博机构与私人藏家之间的一段佳话。您认为此事对于目前的文博界、收藏界、拍卖界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许洪流：这肯定会是一段佳话。6月15日，一位朋友问我是如何说服买家的，对买家许了什么愿？其实我对买家没有任何说服之辞，也没做任何许诺，买家的承诺完全是出于情怀与信任。而一家公立博物馆如何去丰富、完善自己的馆藏结构，国藏与民藏有机结合是一条特别值得探索的新途径，我想，最大的启发应该在此。从拍卖行的角度来看，北京保利也非常愿意促成这样的事情。而能让这件流失海外的艺术品回归作者故里，真是藏品之幸、浙江之幸、国家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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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杨维祯《壶月轩记》
此作为元代文学家、书法家杨维祯章草书代表作之一。杨维祯章草笔法杂以汉隶、楷书和今草笔法，点画锐利豪爽、结字新奇多变，夸张变形、奇正相生，从而使得章草书有了一种奇肆雄逸的美感，从而创造出一种章草书极尽自由的抒情风范，一种“奇崛”书风蔚然而起。正是这种书风，为沉闷的元代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壶月轩记》最早刊印于1932年出版的日本《书道全集》第19卷，然册页中元贤六家题咏不曾刊出，几十年来的研究者都不知有题跋存在。在2021年保利春拍上得以呈现的元贤六家《壶月轩诗》题咏，分别为李毅、赖善、俞参、董佐才、张枢、张奎所作，其中除张枢、张奎偶有书迹存世之外，另四人墨迹皆未曾见，可称孤品。而且，通过这几件元人题咏，还可串联起更多的元代文人书法，丰富我们对于元代书法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