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 | 晚清北京女学人物发覆
慧仙女士遗像
编者按
北京是晚清女子教育的重镇，曾出现过六十多所女学堂，但投身女学的知识女性多在历史中湮没不彰。夏晓虹教授从大量零碎的原始文献中爬罗剔抉，钩稽整理出陆嘉坤、张春漪和慧仙三位晚清北京女学人物的事迹，还原了她们矢志女子教育事业的生动面影，并由具体的历史细节入手，揭示晚清北京女学不同于南方的状况与特质。本文原刊《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感谢夏晓虹教授授权发表。
晚清北京女学人物发覆
摘要：
晚清女子社会化教育发端之际，北京曾经出现过六十多所女学堂。参与其事的女学先进，姓名与事迹至今已多半湮没。本文选取其中三位，即郑天挺的母亲、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陆嘉坤，梁漱溟的母亲、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监学张春漪，以及捐献遗产以兴办慧仙女工学校的蒙古族妇女慧仙，从负责教学、学生管理与捐款人的不同身份，力求还原晚清北京知识女性与北方女学展开的细节。以此揭示晚清女学界中强烈的合群互助意识，彰显北京女子学校区别于南方的生存状态。
动念写作此文，乃是缘于2017年的一次春游。那年4月，照例带学生在北京一些景点行走。到五塔寺之前，已查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附设此间。游览过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真觉寺后，观赏展室内外众多的石刻便成为继发的兴奋点。我在碑林间游荡时，意外地发现一座额端署为“慧仙女工学校”的石碑，不禁喜出望外。以亲抚遗碑的方式与一百多年前的女学人物与故事觌面相逢，由此也勾起了我的历史责任感，心心念念觉得应当为慧仙女士做点什么。又联想起前几年编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时，追索吕碧城《为郑教习开追悼会之演说》的主人公姓名，再加上早先撰写论文《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发现过梁漱溟的母亲张春漪也是当年女子教育的热心人，于是感觉以此三人为主角，可以从捐款人、负责教学与负责学生管理的不同身份，还原晚清北京知识女性与北方女学展开的细节。想法本来不错，只是嗣后搜集资料，方见其散碎且欠缺，导致我的写作不仅艰难迟缓，也未能完全达成初愿。目前描画出来的人物事迹仍相当粗疏，但在我总算尽了力，对三位北京女学先驱也可有个交代了。
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陆嘉坤
上文提到的“郑教习”，本名陆嘉坤(1869-1906)。陆氏字荇洲，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出身官宦家庭。父陆仁恺（字澹吾）为咸丰年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山东运河兵备道。陆嘉坤1869年5月25日出生于北京，1895年与郑叔忱（1863-1905，字扆丹）结婚[1]。郑氏为福建长乐人，光绪年间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奉天学政。二人之子郑天挺（1899-1981）为著名历史学家。
关于陆嘉坤所受教育，没有很具体的资料。郑天挺言其出身“书香门第”，“亦通经史”[2]，可见本有家学传统。郑子克晟更称其“自幼笃于诗书”，“善作诗，操古琴”[3]，遗著有《初日芙蓉楼吟稿》，但作品多已散失。所撰祭夫文生前流传于世，凄怆动人[4]。郑天挺的表兄梁漱溟更进一步指认，“夫人原有旧学，又吸收时代知识”[5]，如此新旧兼容，方有资格在属于新教育系统的女学堂任职。而从其夫郑叔忱“尤笃于新学，一时时政之籍，靡不罗致，平居课子侄，亦谆谆勉以新知”[6]，可了悟陆氏的新学来源。其遗留世间的手泽，本有一书赠梁漱溟母亲的团扇面，1950年代初，梁清理家中旧物时发现，遂连同郑叔忱为梁父所书折扇，一并题写跋文，送还郑天挺留念。可惜经过“文革”，两件珍迹已荡然无存[7]。
《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配陆夫人事略》封面
陆嘉坤的步入教育界，与1905年10月郑叔忱的突然病逝有关。其身后家境清寒，生计顿成问题。此时，傅增湘正在天津创办北洋高等女学堂，闻陆氏才学，特聘为总教习。按照当时年方七岁的郑天挺回忆：“那时女子还没有到社会上工作的风气，许多亲友不赞成她去，她没有接受这种保守意见，孤儿寡母毅然相携来津。”[8]
一般记述陆嘉坤到天津任教的时间是1906年春[9]，但1905年12月13日的《大公报》已报导：“北洋高等女学堂定于今日开学，行谒圣礼。”[10]照理说，开学典礼时，总教习应该到场。果然，《京话日报》关于陆氏行止的详细记录证实她确在现场：“十六日（按：即西历1905年12月12日）赴津，行了开学礼，然后暂回来，等明年正月开学，再按着规矩上功课。”只是，这则消息中所写的聘任职务为“汉文教习”，应该表示陆嘉坤除行政工作外，也要教授国文科目[11]。由于《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与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为连襟，故相关报道来源可靠，可信度高。
此外，1906年1月19日的《大公报》上，也刊登了陆嘉坤在天津淑范女学堂年假结业礼上的致辞，这应当是她第一次以天津女学界嘉宾的身份出现。因淑范女校开办两年来，经费一直艰于筹措，此时已向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交归官办的申请，并获允准。陆嘉坤在发言中，于是一方面鼓励“各位女教习始终其事，年岁幼稚各女士自可照旧来学，不虑半途而废”；另一方面，作为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她也为该校的“高等女士”指出了“当升入新设之高等女学堂肄业，精益求精，以备异日女教习之选”[12]的上进之路，由此可以看到陆嘉坤的敬业。而其动员亦颇见成效，2月25日的《大公报》已报导，该校有数十名学生“保送高等女学堂”[13]
其实，刚刚设立的北洋高等女学堂虽有官费支持，却自招生起即遭遇重重困难。在最初设定的开学日，报名的学生尚只有11人，距其在《试办章程》拟定的预备班30人、高等本班30人、师范班20人的额度相去甚远[14]。因而，1905年12月24日的《大公报》又刊出消息，称“高等女学堂日前招考，因天寒岁暮，投考者不多，学额尚未收足。刻拟再行补招，于来年开学时入堂肄业”。而由于生源严重不足，以致关于该校降格以求的负面新闻也已传出：“并闻该堂招入之学生有仅识之无者，有未曾读书者，不知何以谓为高等也。”[15]据此可知，学生的入学程度已严重影响到学校的声誉。
《北洋高等女学堂试办章程》
为应对这一困境，除了游说天津其他学校的高年级女生来北洋高等女学堂继续深造，陆嘉坤也动用了其家族的北京人脉，以提高生源品质。最有力的支持来自表兄梁济。其在北京家中所办的梁氏女塾“颇著成效”，1906年2月间，即选拔了程度较高的学生保送到北洋高等女学堂学习。这批学生正是在该校正式开学前，由陆嘉坤亲自带到天津[16]。
此外，为适应天津本地高年级女生人数不足的现实，北洋高等女学堂也很快推出了新对策。在原有的师范科、本科与预备科之外，1906年4月，该校又开始招考简易科和选科学生。前者两班，定额总共80人；后者拟招20人。不但学制从原先师范与本科的三年缩短为一年半，而且年龄也从师范科的二十岁以内、预备与本科的十二至十六岁，放宽至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并不限本省与客籍。至于入学资格，最初的标准是“曾读书、未出嫁者为合格”，此时则改为“文理通顺，身家清白，并无嗜好、疾病者为合格”[17]，显然对学生的文化水准已更加重视。这一招生方向的调整虽然是以学校名义发布，但身为总教习的陆嘉坤也应该提供了意见。
经过多方设法，成效很快显现。到1906年6月，在《直隶全省各学堂学生名数全单》上，北洋高等女学堂的在学人数已达到78人[18]。这其中自然也有陆嘉坤的一份功绩。而陆氏为办学所作的努力，其子郑天挺有明确述说：
时女学初兴，一切规程多不备。先妣博取各地女学旧规及男校章程，益以日本女学大要译文，亲加考厘，恒至夜分不休。统凡校内课程、自学、赏罚诸规则，悉出先妣手订，一时号称完备，各地争借鉴焉。[19]
也正是凭借这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的建立，起步艰难的北洋高等女学堂才可能站稳脚跟，持续发展。
陆嘉坤对女学的热心，显然已超出以之为谋生手段的职业考虑，更有高远的追求。其初至学校所说的一段话最见心意：
吾国女界沉沦久矣。残害肢体，锢塞聪明，不知时事之艰难。其所以至此者，女学不兴之故耳。女学不兴，不仅徒害一身已也，实且贻害于家族、社会。一国之间，女居其半。女学不兴，则国直半教国耳。当兹学术竞进，以半教之国与教育普及者较，盖无不败者。且国家方倡新学，纵男子已皆有得，而其母、妻、姊、妹率皆愚顽不化，与学校教育相背而驰，中国前途乌可望乎？诸君远道来学，务以勤勉自治为意。[20]
虽然其中所讲的道理并非新见，但出自正在亲身从事女学新事业的陆嘉坤之口，便不只是劝人入学的说辞，也透显出陆氏本人将兴女学以强国的热望付诸实践的勇毅。
毕竟在当年，女子社会化教育尚未合法化[21]，更需要女学界精诚合作，相互支持。于是，1906年8月22日，北洋女师范学堂与天津公立女学堂教员吕美荪（又名眉生，字清扬）遇车祸一事，便激起了极大反响。吕氏被电车压伤，左腕骨折，伤势严重[22]，开车人却未受到惩处。新闻界最先发声，女学界也群起响应。8月31日，以总教习陆嘉坤为首的北洋高等女学堂教职员的公开信率先在《大公报》刊出。信函首先表达了物伤其类的愤激之情，而通篇主旨在于呼吁“妥筹善后之法”，理由除了杜绝此后类似事件的发生，也强调了“女教员轧伤竟含混了结，实吾女学界全体之辱”。为此，陆嘉坤等自觉承担起代表天津女学界出面联络组织之责：
敎习等厕身学界，谊属同群，尤不容袖手而视。为此普告我津郡女学界诸君，如有愿表同情者，请赐函敝堂，联名上书宫保（按：指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请严办司机之人及订定善后之法，以伸法律而重女学。[23]
除了对吕美荪的声援，其中也明确显示出陆氏等有意将电车伤人事件，变成使社会各界关心、重视女学的契机。
只是，为吕美荪的不幸而仗义执言的陆嘉坤，很快自身即遭遇更大的不幸。1906年10月28日陆氏病逝，次日，关于“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某女士因患喉症，日前逝世”的报导在《大公报》迅速刊出，但因是将刚刚得到的消息匆忙发布，报社尚未能查实陆之姓名。其记述亦是并举陆、吕，以二人之死伤为“津郡女学”“近日之最大不幸”——“一为吕眉生女士电轨折肱几濒于死，今某教习又以疠疫促其天年”[24]。而相比之下，未能一展长才的陆嘉坤之死更是天津女学界的巨大损失，令人扼腕。
对于陆嘉坤的病逝，三天以后的《大公报》已写得相当凿实：
前本报纪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某女士因病逝世一节，兹探悉女士系陆嘉坤氏，字荇洲，广西临桂人，适郑尔[扆]丹氏。去岁遽赋《柏舟》，现年三十二岁。抚有子女甥姓[侄]十人，皆仰鞠育于母氏。今溘然长逝，稚幼零丁，无复依赖，言之可为于邑云。[25]
尽管陆氏先夫的名字及其本人的年龄有误，但所述事实大体不错。最重要的是，为女子教育尽瘁的陆嘉坤，总算在《大公报》中以其本名留下了人生的完整记录。而夺去陆氏生命的“喉症”，即今日所谓“白喉”，在历史上曾是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晚清杰出的女界先进，如倡议创立上海女学会的吴孟班（1883-1902），参与《无锡白话报》编务与撰稿的裘毓芳（1871-1902），都是因感染此症过早辞世。而陆氏所以染病，乃是因同校薛夫人全家患白喉，其前往探望所致[26]。在此仍然体现出陆嘉坤对女学同道的关爱，以及作为总教习的责任心。
1906年11月18日，由嗣后继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的吕美荪与天津公立女学堂总教习吕碧城姊妹召集，天津学界于李公祠为陆嘉坤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按照《纪陆荇洲女士追悼会》的记述，会场“台上设花供，中位陆女士小影，各女士皆佩白花，各学堂男女宾到者约千人，女宾坐楼上，男宾坐楼下”。而男女分隔就坐，乃是照顾到“男女有别”的社会习俗。整个追悼会的程序也是庄严肃穆，井然有序：先由吕碧城“演说开会宗旨”；次奏乐，学生排班登台唱挽歌；次由吕氏姐妹献花，行鞠躬礼；次由各女学生、各女宾、各男学生代表献花，行鞠躬礼；次为北洋高等女学堂监督（即校长）傅增湘演说陆女士历史；次为来宾演说；最后奏乐散会[27]。
关于陆嘉坤追悼会，目前可以看到的文字资料有吕碧城的演说、挽歌及诸人所撰挽联。因仪式中有傅增湘讲述陆氏生平，吕氏的开场演说于是集中在宣说“开会宗旨”，并概括为两条：一为“表学界之同情，并示此后合群之道”；一为“论凡人当尽义务于社会，宁死社会，勿死于家庭”。前者意在将学界的同情，转化为办好女学的合群之道。“合群”之所以对女学界格外重要，乃是因为中国女子教育“才茁芽耳，根基未坚固也”，极易被摧折。吕氏于是针锋相对地指出：
苟吾女学界诸君，和衷共济，则学课不完善，可徐图改作之，管理不合法，可徐图整饬之，必有达完美之一日。但恐不能相群，则变相百出，全体瓦解耳。
后一种可能实为吕碧城最担心的状况。因此，追悼陆嘉坤的意义也由其揭示为，“但愿后此急讲合群之道，共求教育之改良进化，弭外患于无形，保女学之长立”[28]。而从吕美荪受伤一事，可知这也是陆嘉坤生前一贯的想法。
吕碧城演述的第二条宗旨，则已直接贴近陆嘉坤事迹。在晚清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的各项事业中，吕氏最看好女子教育，故其演说开篇即表彰陆氏“勤劳教育”，与《大公报》赞扬其“教育勤劳”[29]正相吻合。而女学初创期，女教员严重不足，现有教习“多南北奔驰，辞家就聘，意外之虞，在所难免”。吕碧城提到的事例便有前述“家姊受电车之伤，几濒于死”。她也担心陆嘉坤“旅亡于外之惨状”会使后来者戒惧，“将来女学界聘教习之事尤难”，因而提出“为社会作牺牲”的新的人生价值观。区别于庸人的追求现世长寿而身亡与草木同腐，吕氏认为，陆嘉坤一般的“智者”看重的是“未来之世界”与“理想之世界”，则死后“有不死者存”。如“郑教习已死，而我辈之聚会为郑教习也，则今日仍可称为郑教习之世界耳”；“郑教习平时以女学发达为希望，死后而女学盛兴，与其平时想像之光景正合，则其灵魂游行于此理想构成之世界是也”。其说虽自言仍属“利己主义”，但所取利益已是“舍小取大，舍短取长”，这对鼓励晚清女性“死社会”而不要“死于家庭”[30]实为有力的辩说。
追悼会现场，学生登台合唱的《挽歌》也由吕碧城作词。歌分两段，第一段以“郑夫人，郑夫人”开头，言其遽尔谢世，未尽其才，学界痛惜不已。其中“花簪白柰泪俱倾”与“试看遗容钉壁”两句，切合追悼会上女士佩白花、台上正中供设陆嘉坤遗像的场景，引人动情。第二段歌词则集中颂扬了陆氏的学问与德性：
密思郑，密思郑，冰玉莹姿性。弟子亲坛杏，六经珠唾承提命。我为女界恸，嘉言懿行怀欧孟。我为学界恸，春风化雨怀思孟。荐此秋水苹花，和哀弦泪迸。[31]
所用孟子、欧阳修承受母教的典故看似陈旧，但若与吕碧城的演说合观，其称“过去之女子，为现在世界之母；现在之女子，为未来世界之母”[32]，则女学对于国家的未来、国民的塑造关系重大，不可轻忽，这才是吕氏的本义。
所录挽联，袁世凯次子克文之作近乎白话：“女界尽翘首，望导前途，不料径自先去了；我辈齐拭目，愿令异日，有能继君再起来。”这也符合他爱赏昆曲的嗜好。傅增湘所撰则有类传论：“南海华族，北海人师，在巾帼能文章，衮衮诸公，知君存亡有关风化；西洋开明，东洋步武，独中原无女学，茕茕孤抱，矢兴教育以慰灵魂。”最后的誓言也合乎校长的口吻。有别于诸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吕碧城与逝者最称关切，其联语文字与感情亦最绵长：
弄翰为左思女，然灯为阴瑜妻[33]，画荻为欧阳母，先欢愉而后历凄惋，叹半生精力，憔悴于陶丝写竹之间，方期振东亚衰微，变绣阁钗钿，尽作公门桃李；辨慧似谢道韫，博通似李清照，严正似曹大家，一巾帼愧煞百须眉，剩数卷文词，搜辑在雹碎霜凋以后，更可惨西方顶礼，挈佳儿玉雪，同朝我佛金支。[34]
上联追述陆嘉坤少时欢愉、中年丧夫、艰困育子的人生经历，叹息其前半生精力消耗于抚琴、作画，终于有机会将此长才用于可望救国的女子教育事业，执教北洋高等女学堂，却不幸迅速陨落，赍志而殁。下联以三位古代才女譬喻陆氏的聪慧善辩、学识博通、操守严正，胜过须眉，却偏偏命运多蹇，其所遗诗文有待搜辑已够悲惨，更凄惨的是带着爱子一起魂归西天。最后两句说的是，因陆嘉坤得病，传染全家，郑天挺的一个弟弟也因白喉丧生。可见陆氏为女学作出的牺牲之巨。
回望陆嘉坤三十八岁的生涯，出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服务女学界虽不足一年，却是其人生最光彩的片段。而在女子教育尚未得到清廷正式许可的时代，为陆氏举办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着力褒扬其“为社会勤劳而死”[35]，女学界也正是借由这一死后哀荣的仪式，使得为女学献身的陆嘉坤真正做到了生命延续，精神不死。
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监学张春漪
需要先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陆嘉坤明明任教于天津，为何列入北京女学人物？这固然是由于其原本生活于北京，去天津形同赴任。但更重要的是，北京的亲属团实为其坚强后盾。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与梁济、张春漪夫妇的关系。
按照梁、张之子梁漱溟（1893-1988）回忆郑天挺时所说，“他的外祖母姓梁，是我先父的嫡亲姑母，适桂林陆澹吾先生（仁恺）即他的外祖父，是我先父的姑丈。他母亲陆嘉坤字荇洲是我先父的表妹，我的表姑妈，所以他便是我的表弟”[36]。这种亲戚关系其实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陆嘉坤的母亲是梁济的姑母。并且，郑天挺也说过，两家“当时同住在京城”，“关系非同一般，往来甚密切”[37]。这种“密切”既表现在两次托孤——郑叔忱临终时，亲友多人毕集，郑独托孤于梁济；陆嘉坤在津病危，梁济又赶往照料，“重受托孤之命”，携孤儿归来，由张春漪负责抚育，张亦被感染，幸而与郑天挺兄弟终得痊愈[38]——而在陆氏应邀出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期间，梁济与张春漪也是其最可靠的依赖。
实际上，从陆嘉坤赴任之始，梁、张夫妇已在鼎力支持。前述陆氏1906年12月12日到天津参加开学典礼，她本非孤身前往，《京话日报》的报导即提到：“郑夫人有位表嫂，梁巨川的夫人，陪伴着一同前去。”[39]在招生遇到困难时，又是由开设在“梁巨川之宅第”的梁氏女塾中，挑选出“女学生程度较高者，保送天津高等女学堂肄业”[40]，学校方得以顺利开张。
应该说明，与陆嘉坤籍贯广西不同，张春漪（名滢，1859-1912）出身于云南大理白族的名门世家。其父张士铨为同治年间进士，官至宣化知府[41]。张春漪本人既生长“书香人家”、“仕宦之家”，因而也“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42]。1885年，张春漪与梁济（1859-1918）结婚。梁济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字巨川，祖上乃元朝皇室，故属蒙古族。梁济1885年中举，曾官内阁侍读，其自杀亦成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事件。
梁漱溟全家福（后排左一为张春漪）
关于母亲，梁漱溟没有留下完整记述。与兄长焕鼐为父亲合编的《年谱》，于“光绪三十年甲辰”即1904年项下提到：“京师女学初兴，内城、外城约三五处，公（按：指梁济）配张恭人皆与其事，为任国文教员。”[43]另一段比较有价值的回忆出自《我的自学小史》，在讲述过父亲梁济以及对其“关系深切”的父执彭翼仲（1864-1922）的情况后，梁漱溟说：
例如我母亲之温厚明通，赞助我父亲和彭公的维新运动，并提倡女学，自己参加北京初创第一间女学校（名“女学传习所”）担任教员等类事情都未说到。然读者或亦不难想象得之。就从这环境中，给我种下了自学的根本：一片向上心。[44]
其中提到的彭翼仲，与梁济为好友，因此结成连襟，其长女清绮（1899-1935）自幼即许配给梁济长子焕鼐（1887-1943）[45]。彭氏先后创办了《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与《中华报》，传播维新思想，也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在晚清北京社会卓有影响。
而上引梁漱溟的两段文字虽则简短，但至少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两个情况，其一与陆嘉坤有关。由于梁济与彭翼仲有如此深厚的交情，因此，当吕美荪为电车所伤，以陆氏为首的北洋高等女学堂教员集体表态声援时，紧随陆后的“教员彭芸孙”立刻引起我的特别关注。由于彭翼仲本名诒孙，有一妹名葵孙[46]，按照家族中辈分字使用的惯例，彭芸孙便极可能为彭翼仲的堂姊妹。而此人日后在《大公报》出现时，又称为“袁芸孙”[47]，则应是出嫁袁氏。据此，彭芸孙当为彭翼仲四伯父彭祖贤之第五女，乃翼仲堂姊，丈夫名袁廷彦[48]，孙辈袁复礼、袁同礼均为现代名家。这一推论由于检索《申报》而得到证实。因袁同礼祖母的姓名一般记为彭书舫，而《申报》1906年9月22日揭载各地为水灾捐款者的姓名与金额，其中，北洋高等女学堂在“总教习陆嘉坤”之下的“教习”第一名正是“彭书舫”[49]，为彭芸孙即是彭书舫提供了有力证明。以此，梁济与张春漪夫妇为陆嘉坤赴津执教提供的帮助便不只是陪同前往与输送学生，还包括了提供最欠缺的女教习。
其二，梁漱溟的自述也说明了其母张春漪参与晚清北京女学创办的实绩。具体说来，即是任教北京女学传习所。而应当补充的是，在女学传习所开办之前，张氏已留心并开始从事女子教育。1905年12月12日陪陆嘉坤履任之际，张春漪也带着女儿，“前往天津考察女学，曾在高等女学堂小住数日”。回京后，张氏“议拟开办女学，逐渐加广学额”[50]。其时女学传习所尚未开办，此处所指应是在其家中开办的梁氏女塾。
不久，1906年1月7日，由京师大学堂教习江亢虎创立的女学传习所迅即开班。该校先借内城西单库资胡同国宅成立[51]，1906年9月后，又相继增设了外城与中城两处校舍。而张春漪最早参与建校，显然为元老级人物。1906年3月初，《京话日报》报导其身份，“梁太太”“巨川侍读的夫人”，时任女学传习所监学[52]。
随着学校1906年9月30日迁至宣武门外丞相胡同的新址，张春漪也转至这处通称外城女学传习所的校区。同年12月，北京的日资报纸《顺天时报》介绍外城女学传习所的八大特色，第二项即讲到“教员”，称赞：“该所延聘的各科女教习，多是学堂出身，深明教授法的。”在历数这些毕业于新式学堂的教员姓名与所任科目时，也夹带上“湖广总督张香帅（按：即张之洞）的侄媳妇”“李教习”，以及“内阁侍读梁巨川君的夫人”“张教习”，称二人“都是女界中，最有名誉，最有热心的”。最后总结道：“有这样许多的贤教员，真是一般女学生的大幸福。”[53]可见，虽然与其他接受过新教育的同人从学经历不同，但张春漪以其在北京女界的崇高声望，也为这所女学堂的教员构成增添了特异光彩。并且，直到1908年，《北京女报》提到“梁夫人张春漪”，仍然称道其“在女学界尤有名望”[54]。
女学传习所开学
张春漪之所以在女学界备受推崇，固然与她最早参与北京的女子教育有关。尽管并非如梁漱溟所说，女学传习所不是北京第一间女学堂，但其内城、外城、中城三位一体的布局，以及不断举办的女学展览会，都使该校成为了晚清北京规模最大、也影响最著的女校。而张春漪先已有办理梁氏女塾的经验，进而成为女学传习所的监学，由此奠定了她在北京女学界受人尊敬的地位。
并且，不只是个人投身其中，张春漪对女学的热心，也表现在利用自家的社会关系，尽力帮助其他女校渡过难关。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创建于1905年9月的北京淑范女学堂，开办一年余，即遇到了很多民办女校共同的“经费难支”困境。虽有《京报》社长汪康年夫人陈禾青邀约三位女士“同尽义务”，又勉强支持了一年，仍然难以为继。1907年冬，张春漪即为该校“代募数处”，并通过李世珍（字嗣香，李叔同之父）的夫人，得到李的“慨然应允”，而这笔捐款也确实解了淑范女校的燃眉之急[55]。
除亲身参加尚在萌芽期的女子教育实践，张春漪对办学也有更多的观察与思考。就在1906年1月女学传习所成立之时，《京话日报》还特别发表了“梁夫人的高见”，开篇先表扬“内阁梁巨川的夫人，留心女学，到各女学堂观学”。因有前月张氏到天津考察女学的经历，证明此言不虚。而观看多处女校，自有比较，她随后的“向人发过一番议论”[56]因此必有可观。
张春漪的议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关乎女学堂是否可以聘男教习，一与国文教育有关。关于第一点，她的意见是：
中国女学，拘定了风俗，非请女教习不可，恐怕进境不能很快。并不在教习的学问怎样，教授法则，不得诀窍，决计教不好。不妨请一位品学兼优的男教习，好好的立一处女师范学堂，专取文理已通的女师范生，把教法讲明，得了真精神，自然免了袅袅嫋嫋[娜娜]的旧习。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女学可就兴起来了。……盼望有人出头，打破俗见，男女的界限，不必分的太无理。[57]
此说对于当时女子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缺憾体贴真确，实为一剂对症良方。因此，问题不只是女学堂应当打破男女分隔的界限，聘用男教习；而且，男教习由于其所具备的丰富教学经验，主要应用其所长，在女子师范学堂中，培养出通晓教学方法的合格女教师，如此，女子教育才有望发达。而依据晚清女学的实际状况，女学堂的授课仍主要由女教员承担。为提高其教育水准，兴办各级女子师范学堂乃是根本解决之道，势在必行。北洋高等女学堂之所以在《试办章程》中表明要开办师范班，也应是对此已有认知。了解其中情状的张春漪发表上述直指要害的见解，亦可谓渊源有自了。
此外，即便从打破男女限隔一层意思讲，恰在1906年4月，常州还发生了江苏学务处根据巡抚陆元鼎此前的札示，“如有开设女学，谬以男教习杂厕其间者，务即严行谕禁，毋任蠹害风俗”，而指令粹化女学堂不能聘用男教习[58]。由此看来，张春漪的呼吁在当日的语境中也相当大胆与开放，带有挑战传统习俗的意义，难怪《京话日报》会预言：“梁夫人这番议论，顽固老必不以为然。”[59]
至于国文教育，张春漪认为：“国文更是要紧，这门功课不认真，无论学甚么，都是强不知以为知。”[60]尽管西学知识是新学堂的教育内容区别于传统官学与私学的最大不同，但在张氏看来，国文仍不可轻忽。甚至在她眼中，国文更是最根本的基础学科，理应成为重中之重。虽然还只是从国文对其他科目知识的接受与理解的角度谈论，但作为本国民族文化的根基，国文于此所具有的重要性，张春漪自然明白。其在京师女学中执教的科目，因而也设定为国文。
应该说，不只是热心女学，正如梁漱溟所言，张春漪对晚清北京的各种维新活动也多有赞助。解放女性身体的放足即为其中之一。晚清的不缠足运动虽由传教士发端，却是经过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大力宣导，方才真正推向全国。1903年，已经四十五岁、“缠足有年”的张春漪也毅然放足，因而“步履自如”，实属不易。《大公报》特为此发表报导，号召“彼不知自由、甘受压制之二万万女子”，尽效张氏等所为，“而以博终身之幸福”[61]，可见张春漪的解放缠足在当年实具有示范效应。
特别是1906年为杭州贞文女学校（后改名惠兴女学校）的募捐活动，当年曾吸引北京社会各界参与，声势浩大，影响深远[62]，张春漪于其间亦未缺席。杭州的贞文女校乃是由满洲妇女惠兴1904年10月创办。次年12月21日，因经费短绌，惠兴决然自杀，希望以自己的死，换取官府每年固定的拨款支持，使学校能够正常运转、长久存在[63]。其“为女学牺牲”的事迹传到北京，感动了《北京女报》的实际主持人兼主笔张毓书（字展云）。于是发起成立了“妇女匡学会”，为贞文女学校筹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即是由著名的梆子戏演员田际云编演《惠兴女士传》，同时邀约戏曲界的同行一起连演三天义务戏，将所得款项捐助贞文女校。
由张展云筹划、田际云担纲的义演1906年2月已在酝酿，3月29日开演，4月5日结束，总计三天唱了61出戏。在此期间，由于《北京女报》与《京话日报》已一再预告这三天的演出名角荟萃、好戏连台，因此引出了张春漪关于剧目选择的一番议论。
这封以“云南太和女子、梁室张春漪”具名的信件，乃是写给《北京女报》主笔张展云，在该报以“来函”的题名发表。由于该信为笔者所见张春漪唯一的传世之作，故下引文字尽可能完整。张氏首先称赞了演戏助学的创意：
近闻贵报馆与玉成班主人田际云倡议演堂会戏三天，高等名角全不要钱，所收的戏价都作为杭州贞文女学堂经费，以慰死者惠兴女士之心。这件事，听戏的人花不了多少钱，便能凑出许多学堂经费，真是绝妙法子。[64]
此处直接回应了张展云在《北京女报》发表的《替杭州贞文女学堂筹款的法子》，肯定其倡议切实可行。
接下来，张春漪话锋一转，提醒主事者对于搬演的戏目要慎重择选：
但此事甚为紧要，总得藉此警劝众人，虽是游戏事业之事，却要发出爱国兴学热心方妙。中国女学发达，就从此而起，机会万不可失。所有戏目，千万与田际云斟酌，无论文武、忠奸、玩笑等戏俱可演唱，惟切记莫唱鬼神妖怪之戏。
因为除新编《惠兴女士传》为新戏外，三天上演的戏码大体均为各位名家的拿手好戏，也就是说基本是旧戏。而旧戏在传播旧思想上的能量也让维新人士戒惕。还在两年前，已有商部某候补主事上书学务大臣，“请添设小说专科，广开民智”，其中提到的一项改良办法即专门针对旧戏而言：
劣戏之害人，视书尤甚。兹拟从京师开办，俟有改良戏本足资观感后，凡一切旧戏无裨民智、有害人心者，一律不准再演，违者重罚。[65]
此处措辞虽则激烈，但对旧戏加以甄别之意尚分明可见。这篇禀稿乃是作为“代论”，发表在《大公报》篇首的“论说”位置，显然代表了报社的意见。而张春漪的担心与之相似，生怕因剧目不当，义演反而与“爱国兴学”的目的背离。并且，已在女学传习所任教的张春漪，也把这次演出看作是“中国女学发达”的起点，很怕这个难得的机会未能充分完好地把握。
而其间的关键是，这次演出采取了“堂会戏”的形式，即“专卖女座”[66]。因此，张春漪提出“切记莫唱鬼神妖怪之戏”，正是特就女性的现实弊端而言。晚清的诸多妇女论述中，均把迷信鬼神列为女界的一大病症，且认为“女子之迷信，常过于男子”[67]。同样有感于此，张春漪才有如下一段发挥：
盖因中国女智不开，第一要破迷信。凡事总靠自己智勇才能，莫靠神仙搭救。须知神佛之理最深，俗人万不能懂。世间所说神佛之事，全是虚无捏造，愚民迷惑已久。如今中国与各国竞争，万不可再信虚无之事，致人软弱无能。总要戏台上不撒松香，则我国之强盛有指望矣。此虽不能骤然全改，但亦可以趁此说明，使人渐渐醒悟也。
也即是说，在张春漪看来，鬼神迷信使人丧失了自主性，造成民众愚昧，国家衰弱。要改变这种状况，此次盛大演出也提供了良机。不只是为了帮助贞文女校复学，进而达到昌明女子教育的初始目标；借助蠲除演出中的鬼神戏，开启民智，以谋求中国的自强，也应成为义演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自谦为“特献刍荛，伏乞采择”，其思虑的深刻周至，对主事者实为及时、适切的提醒。
由于1908年后，张春漪一直为疾病所困[68]，逐渐淡出了女学界。然而，就其在北京女子教育初兴时期的表现而言，张氏确可谓明智果决。其所具有的社会地位、人脉资源以及报刊奥援，让她的加盟产生了很大效应，也为北京女学带来了更多机遇。因而，张春漪出入女学界虽不过两年，仍有功劳值得铭记。
北京慧仙女工学校捐款人慧仙
本文要考述的第三位北京女学人物,即为蒙古族妇女慧仙。关于她的事迹，以现存五塔寺内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慧仙女工学校碑文所记最为详细。此碑两面刻字。正面碑额篆书“慧仙女工学校”，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石刻目》记录，其首题“慧仙女工学校碑”，乃“花翎二品衔候补三品卿郎中邓诚璋撰文”，“京师督学局科员学部主事祝椿年书丹”，“正书存18行740字”，所署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正是建校之际。碑阴则刻录了“叙述改建慧仙女工学校为祠堂之缘由”，亦为“邓诚璋记”，时间是中华民国七年（1918）四月十五日，“正书存9行144字”[69]。记述慧仙生平的文字见于碑面，因文字繁密，碑体高大，很难看清，且已历百余年，不无漫漶，故未见地方志资料移录全文。
不过，1907年1月，慧仙女工学校正式开学前，此碑文已在北京一些报刊先行登载。以下依据当年的《顺天时报》与《星期画报》所刊文字，全行抄录，以为今日的辨识提供便利。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阅读，笔者已添加了分段。
慧仙女工学校碑记
光绪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慧仙女工学校落成。越年正月念五日，行开校礼。诚璋实经始其事，乃具述颠末，刻之贞石，以诏后人。
慧仙女学堂，慧仙女士独力以举者也。女士为故工部郎中、世袭云骑尉承厚君德配。承厚君，姓布鲁特氏。大父杰纯公，官乍浦副都统，以咸丰（十一）年发逆乱杭州时，诚璋先伯父继辉公，官副织造，同殉斯难。两家累世通好，而诚璋与承厚君交尤挚。
女士姓额者特氏，幼习书史，长通时务。归承厚君，益明世变。尝论“中国重男轻女，积数千年之痼习，其病至于母教不昌，妇道不备。而女子亦往往甘于自薄，以分利为男子累。苟尽具普通知识，或一艺之长，男子有业，女子亦有业。各以一身所作之业，为一身衣食计，天下自鲜忧贫患”。诚璋习闻其言，亦既韪之矣。
乙巳冬，承厚君遽以疾殁，女士哀毁，不百日亦殁。临终谓其母曰：“中国风俗，向以家产遗子孙，无捐以举公众事业、造社会幸福者。有之，请自慧仙始。我死，以我家遗产兴女工。世好诚裕如性不欺，且热心学务，属其经画，可竟吾志。”既殁，母乃悉举遗资招商局股票万九千两、银币七千两，召诚璋而畀之，且告以女士之遗言。
诚璋既悲女士之贞烈而具宏愿也，又重以死托，乌可以辞？谨受其资。招商股票股百两，鬻之值百四十两，兼以息金，并银币，都凡三万四千六百二十五两。去女士葬祭之用六千七百二十五两，又去助觉先僧学堂四百两，惠兴女学堂五百两，公立学堂风琴、器具三百两，得二万六千七百两。以之购地于净土寺，建女工学校一所，附以女学两班。校成请名，诚璋即以女士之名名之，曰慧仙女工学校，志不朽焉。列状学部，闻于朝，赐御书“育才兴学”匾额悬于堂，时人荣之。
呜呼！吾国女学，其萌芽矣。京师者海内观听所属，神州二万万聪秀女子，日蒸进于学业，以立家庭教育之基础，而文化遂以普及。慧仙学校，实为先导，猗欤盛哉！吾知丰碑屹屹，铜像峨峨，行且有举女士之名，相与尸祝者，其视寻常积产于子孙者何如耶？
光绪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诚璋识[70]
据此，此碑刻写时，诚璋的名字并未冠以“邓”姓。这从王建涛《旧时风景——祝椿年生平与其所书匾额、碑刻考略》[71]一文也可得到证明。其名前加汉姓“邓”，应是辛亥革命后所为。
除诚璋所撰碑记，关于慧仙的相关记述尚有《学部官报》中刊载的承厚家人邓顺呈报慧仙与其母捐款助学的两份禀文，以及学部为二人申请表彰的奏折。利用这些资料，可以大致还原慧仙的家世与其捐款的经过。
慧仙的父亲库克吉泰，姓额者特氏，蒙古正黄旗人，1873年（同治十二年）卒于热河都统任上。母亲于氏的身份为妾[72]。《顺天时报》因此称慧仙为“名门之女”[73]。其夫承厚姓布鲁特氏（《清史稿》记为“布库鲁氏”），蒙古正白旗人，为工部郎中。祖父杰纯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任乍浦副都统，太平军攻克杭州时战死，除次子由其遣送出避，“以存宗祀”，全家自焚。事后，“诏嘉其一门忠烈，依都统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杭州、乍浦并建专祠，子妇孙仆皆附祀。后复加恩入祀京师昭忠祠，谥果毅”，其次子亦擢升知府，改归京旗[74]。而杰纯与诚璋的伯父、时任副织造的继辉于此役一同死难，两家于是成为世交通好，诚璋与承厚交情尤深。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冬，承厚病殁。至次年春，慧仙由于伤心过度，也追随亡夫而去。临死前，她嘱咐其母将遗产托交诚璋，用以兴办女工学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慧仙做此选择的背景与用意。
前文已述及，杭州驻防旗营中的满族妇女惠兴因所办贞文女学校经费无着，于1905年12月自杀。消息传到北京，1906年1月31日，《北京女报》主人张筠芗（张展云的母亲）率先在陶然亭为其举办了追悼会，此后纪念活动大规模展开，并从开会追悼转向捐款助学。其间，经过北京各报的大力传扬，加以田际云主演的新编戏《惠兴女士传》适时推出，使得惠兴女士的动人故事在京城广为人知[75]。处于丧夫哀痛中的慧仙也及时注意到惠兴的办学事迹，其遗产中有“惠兴女学堂五百两”一笔捐款，即是对当时正在北京热烈进行的妇女匡学会筹款善举的及时响应。
而笔者在《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一文中已指出，满族内部其时也存在着要求自新的声音。实际上，惠兴、连同嗣后出任惠兴女学校总办的贵林，都属于满族中的维新人士[76]。慧仙虽为蒙军旗人，显然也应归入这一群体，诚璋言其“通时务”、“明世变”，正揭出此意。慧仙关于女子“以分利为男子累”之说，先由梁启超1897年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提出，后流传广远，成为兴办女学堂、以使女性自立的必引论据。尽管因“无子嗣”[77]，慧仙可以将遗产全部捐献，但其捐款的去向并非佛门道观或一般的慈善机构，而是学堂、尤其是女学堂，从而彰显了其人将维新意识付诸实践的决心。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此议尚发生在清廷学部颁发奏定女学章程之前一年，慧仙之为女界先进实无疑义。何况，其捐出遗产“以举公众事业、造社会幸福”的想法，本怀有改良社会风习的用心，也显示出慧仙本人高远的志向。
可想而知，有惠兴的榜样在前，本来已不满男尊女卑、女子依赖男性而不事生产陋习的慧仙，由此更激发了与惠兴比肩的欲望。将遗产全部捐出，化私为公，既是对“以家产遗子孙”的传统风俗的改变，也表现出对艰难起步的女子教育事业的倾力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创举。难怪《顺天时报》要盛赞：
当这没脑筋、没心肝、没智识、没信义、不知爱国、不知爱群、不知公德、不知兴学、一钱如命、自私自利的腐败时代，偏在女界中，出来这样一位女杰，慷慨捐助巨款，至二万五千七百两之多，专为兴学起见，这是何等伟大举动！这是何等伟大名誉！额者特女士，和惠兴女士，一南一北，可称学界近今二大女杰。[78]
这一评价应当也符合胸怀宏愿的慧仙的期许。
当然，慧仙已逝，遗愿的实现须依赖他人。而所托得人，也正见出其识断高明。诚璋，字裕如，又字玉如，汉军正黄旗人。由内务府郎中，授农工商部左参议，曾任京师劝工陈列所总办、农事试验场总办。其人不仅与承厚一家关系密切，而且在办学方面已有心得。周邦道依据顾兆麐《邓玉如先生事略》所作《邓诚璋》一传，所述颇详：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后，两充日本专使随员，一充美国专使随员，洞悉外邦政治之清明，基于国民教育之普及；返国后，遂刻意建议兴学。二十八年冬，呈由内务府堂官具奏，将咸安宫及景山两官学，改设为三旗小学堂。由内务府奏定章程，即于二十九年冬开学。……至三十二年，共考升高等学堂学生三次，并选优秀生派赴日本留学，其学费即由本学堂余款支付。当时名公巨卿，多雅重之，依其言，而慨筹款项。前后创办公立学堂，附设蒙学，并女学堂，二十余处，有男女学生三千人。[79]
以此办学经历及内务府学堂总提调[80]的身份，诚璋无疑是慧仙心目中最合适的遗嘱执行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03年，诚璋已关注女子教育，曾委托时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的原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草拟兴学计划[81]。而传略中提及的“女学堂”，即诚璋以慧仙遗资创办的慧仙女工学校。
不同于一般的女学堂，慧仙有意建立的是女工学校，并预订了“女工习艺所”[82]的校名，自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既认定女子均应成为有独立职业的生利者，家庭与国家才能摆脱贫弱，那么，学校就应当教授女子所需要具备的“普通知识，或一艺之长”。而当时的民办女学中，传授“普通知识”者居多，传习“一艺之长”的女工学校则很少见。南方尚有其例，如1904年，上海的爱国女学校已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以教授“手工编织”、“机械缝衣”等工艺技术，“为同胞女子谋自立之基础”[83]。随后，扬州、杭州等地也续有开办，且不乏以“女工”为学校命名者[84]。但北方女学的兴起本迟于南方，当慧仙订立遗嘱之时，女工学校在京城更是缺项。慧仙意欲补阙，为女子自立提供更实在的帮助，确系眼光敏锐。
慧仙留下的遗产，按照其遗嘱，原分为五项：“捐助六大臣公立小学堂银壹万两；贞文女学堂银伍百两；佛教小学堂肆百两；各学堂风琴、印字机器银叁百两；自立女工习艺所银壹万肆千伍百两。”当时计算的总数是“通共捐银贰万伍千柒百两”[85]，与后来诚璋所记数字有出入。原因一是由于捐给公立小学堂的一万两，“六大臣没有收纳，仍捐入女学堂”[86]，只是原先拟捐“各学堂”的三百两，因此转给公立小学堂购买风琴及器具；二是当时招商股票应是按原价计算，诚璋售出之际已升值到1.4倍，并有股息；三是慧仙女士的丧葬费用六千七百二十五两尚未计算在内。最后真正用于兴建女工学校的经费为二万六千七百两，已是相当可观。
遵照慧仙的遗愿，诚璋用这笔钱在净土寺街（位于今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北锣鼓巷）购地一方，兴建学校。校舍于1907年1月中旬（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落成[87]。最初的方案是以慧仙女工厂为主，“招收女生，不收学费，并供一餐，附设女学一班，均以十五至二十岁者为合格”[88]。但很快附庸即蔚为大国，校名确定为慧仙女工学校，诚璋在碑记中已说明，乃“建女工学校一所，附以女学两班”。1907年3月9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慧仙女工学校开课[89]。诚璋任该校总办[90]。
一个月后，4月7日（二月二十五日），因慈禧太后赐予“培才劝学”匾额，该校又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北京女报》有详细报道，以其颇多细节，故全录如下：
慧仙女士，捐产兴学，临终之时，托诚裕如君办理一切。诚君受了女士的遗嘱，是尽心竭力去办，这几个月功夫，居然操持好了。前天二十五开学，校中学生，约一百几十名，非常齐整，一色竹布长衫，黑绒靴子，（这笔衣服钱，是春君寿岩助捐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徽章，是铜制篆文“慧”字。学生中共分三班：一为高等班，一为初等班，一为女工班。三等之中，以女工的学生最多。是日午后一点钟，恭迎御赐匾额。老远的听见鼓乐声音，随后是一座黄亭子，亭中就是区[匾]额。匾上四个字，是“培才劝学”，上边印着御宝。请匾的时候，由诚君恭迎进去，三班学生，分班站在院内，立正致敬。匾额悬挂起来，紧接着行礼开学。细看其中的规模，真令人佩服慧仙女士，所托得人，女士从此，是名垂千古。[91]
由此可知，该校招收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分为高等、初等与女工三班。实则，按照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主编的《北京志》所述，学校“以机织科为主，另收普通科学生”[92]，前所谓“高等”、“初等”者，都属于普通科。但无论如何，学生人数最多的是女工班，这也符合创办者的初衷，凸显了学校特色。
而在慈禧太后赐匾之前，光绪皇帝先已颁给学校“育才兴学”匾额，这在诚璋撰写的碑记中已有叙述。应该说，能够一并得到太后与皇帝赏赐匾文的学校十分罕见，当时视为极高荣耀也很自然，难怪《北京女报》要推许慧仙女士“名垂千古”了。此事成功，首先有赖于诚璋将慧仙事迹禀报朝廷，当然，学部随后的旌表请求也很关键。1906年8月28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学部向“皇太后、皇上”奏报慧仙捐款兴学事，力陈“该命妇系出名门，深明大义，不吝巨资，捐办学堂，在巾帼中实为罕觏”；“其热心教育，慨捐家产，为数甚巨”；加以其夫承厚的祖父杰纯“为国捐躯，本系忠义之门”，因此提出：“可否出自特恩，赏给御书匾额，以示风励？”当时得到的“依议”批复[93]，在学校开学前后也成为事实。并且，慈禧的匾额赏发时，已在3月8日学部奏定女学章程颁布之后。“培才劝学”因此不只是对慧仙捐产兴学的表彰，也是对已经属于合法办学的慧仙女工学校及其他女学堂的勉励。
而各报最初对于慧仙女工学校的报导，常会突出“该堂女生，华族贵胄居其大半”，以为特色。尽管诚璋因此专门“饬令各生，一律着用竹布长衫，他色衣服概不准任意服用，一以划学制于一律，一以免贫富之不齐”[94]，但可以想象，以贵族女生学习机织，肯定不会有很高热情。于是，悬匾之后尚不足一月，5月2日的《大公报》已刊出“慧仙女学因征收学费，前往肄业者人数寥寥”，虽则仍称赞其“惟办法最称美善”[95]；到了9月2日新学期开学，《北京女报》更“听说此次开学，学生到学的不足额数，不知因为甚么，有人说是告退的很多很多”[96]。似乎一直到1910年，生源不足还在困扰着慧仙女学[97]。原因何在，记者未言明，笔者猜想或与学校定位和学生期待相左有关。
无论如何，对于慧仙女工学校，诚璋确实算得上尽心尽力。他专门聘请了野口芳子与冈田ウノ两位日本女教习教授机织、体操等课程，另聘劳乃宣长女劳缃教授国文与算学[98]，教员水准可称上乘。日本方面的资料也显示，该校“有一定的基本金，这一点在乡学以外私立学校中算是特殊的”[99]。也即是说，慧仙以全部遗产投入的巨额捐助，加以诚璋所具有的“崇俭约”，“非义之财一介不取”，“诚信感孚”[100]等美德，使慧仙遗留的资产得到了恰当的管理与运用，这无疑为慧仙女工学校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从而有能力避免晚清一般民间女学因缺少常年经费而不断遭遇的停办悲剧。
可惜，厄运到底还是来了，这就是“慧仙女工学校碑”碑阴记述的变故：
慧仙女学校遵照奏定章程，为高等小学，学生四年毕业。创设六年，甲班业已毕业，乙班将及毕业之期。突遭壬子正月之变，款存□[商]号，被劫一空，校修不继，因是停辍。诚璋受女士之遗托，今无以继女士之志，用是歉仄。爰将净土寺学校废址变价，改建此祠，用以妥女士之灵，亦诚璋所以终女士之事也。学校之立，具载碑前；祠堂之成，特记碑后。
戊午年四月十五日邓诚璋记
“慧仙女工学校碑”碑阴
“壬子”为1912年，所谓“正月之变”，乃是指当年2月29日（正月十二日）曹锟统领的第三镇一部在北京发生的兵变。此次哗变，商家受损严重，《顺天时报》的报导相当详尽，称：“是夜七钟时，有多数乱兵毁朝阳门，进入内城，任意掠夺，从此分道进发。”“一队由崇文门并正阳门出城，劫掠前门外金银珠玉各铺”；“其一队则驻在东城内剽劫，东四牌楼、北新桥、东单牌楼、王府井大街、丁字街一带地方到处放火焚毁”，“所有金店、油铺、粮食店、银号、绸布店、钱铺、铁铺等多遭其灾”[101]。诚璋存放在商号中的学校经费因此“被劫一空”，慧仙女学只得停办。
尽管遭此横祸，诚璋却仍是全始全终。将校地变卖后，1918年，他又在旧址建立慧仙祠，纪念逝者，兼为慧仙女工学校留念。可以说，没有慧仙女士慨捐遗产，学校固然无法建成；而没有邓诚璋的信守诺言，兢兢业业经营筹划，慧仙女工学校也不可能坚持六年之久。所以，历史在铭记慧仙的同时，也会记住邓诚璋的贡献。
以上对晚清北京女学人物的考察仅限于陆嘉坤、张春漪与慧仙三人，与其时多达六十多所女学堂曾经出现[102]的史实相比，自是相去甚远。而且，由于资料的匮乏，具体到教学与管理实践的细节亦无法还原。不过这三位女学先进均富有代表性，借助对其事迹的钩稽，也可以让我们对一些基本事实获得更清晰的认识：晚清女学界中具有强烈的合群互助意识，尤其是京、津两地女学堂的互动交往更为频繁。办学的主力为官绅及其女眷，旗人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这些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从而使得女子教育在北京的展开颇为顺利。即便在奏定女学章程颁布之前，京师各女学堂也没有受到地方政府或学部的干扰，困难主要来自经费不足。准此，北京女学与南方女学的生存状况也呈现出较大不同。而写作此文，笔者最觉兴奋之处，还在追索到梁漱溟、郑天挺、袁复礼、袁同礼、李叔同等现代文化名人，其母亲、父亲或祖母均曾参与过晚清女子教育的创兴，由此感觉晚清距我们并不遥远，也对文化在家族的积淀与传衍有了更实在的体会。
2019年5月23日于哈佛寓所开笔，
2020年3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完稿，
5月22日最终修订
注释：
[1]结婚年郑天挺《五十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记为1896年，此据郑庆甡（即郑天挺）、郑庆珏《先妣事略》，《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 配陆夫人事略》，“事略”1A页，1920年刻本。下文关于陆嘉坤生平叙述多出于此，不再逐一注明。因新冠疫情期间，藏有《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配陆夫人事略》的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不开放，特托俞国林君向郑泰先生求助，得其慨然馈赠图片，谨致谢忱。
[2]郑天挺：《追记1928年梁先生作“乡治十讲”》，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17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五十自述》，同上。
[3]郑克晟：《郑天挺先生生母——天津近代女教育家陆嘉坤》，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9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所言乃据郑庆甡、郑庆珏《先妣事略》，称陆嘉坤“笃于诗书”，“能诗，善鼓琴”（《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 配陆夫人事略》，“事略”1A、2A页）。
[4]吴保初、方尔谦、罗惇曧同撰之《挽联》，有“生前怆绝祭夫文”之句（《纪陆荇洲女士追悼会》，《直隶教育杂志》2年19期，“传记”1B页，1906年12月16日）。
[5]梁漱溟：《我对郑天挺教授家世之回忆》，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35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6]郑庆甡、郑庆珏：《先考行述》，《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 配陆夫人事略》，“行述”4B-5A页。
[7]郑克晟：《郑天挺先生生母——天津近代女教育家陆嘉坤》。
[8]郑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页。
[9]郑克晟：《郑天挺先生生母——天津近代女教育家陆嘉坤》。
[10]《女学入堂》，《大公报》，1905年12月13日，4版。
[11]《郑夫人赴津开学》，《京话日报》474号，1905年12月12日，4版。
[12]《临桂女史之演说》，《大公报》，1906年1月19日，8版。
[13]《纪淑范女学堂》，《大公报》，1906年2月25日，5版。
[14]参见《女学入堂》；《北洋高等女学堂试办章程》，《教育杂志》19期，51B页，1905年12 月26日。
[15]《补招女生》，《大公报》，1905年12月24日，5版。
[16]参见《保送女学生》，《大公报》，1906年2月13日，4版。
[17]《北洋高等女学堂试办章程》，《教育杂志》19期，51A-B页；《招考女子师范启文照登》，《大公报》，1906年4月17日，5版。
[18]《直隶全省各学堂学生名数全单》，《大公报》，1906年6月26日，6版。
[19]郑庆甡、郑庆珏：《先妣事略》，《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 配陆夫人事略》，“事略”2A页。
[20]同上，“事略”1B-2A页。
[21]清朝学部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1907年3月方颁布。
[22]参见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丙午七月初三日（1906年8月22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3册，105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 74年。
[23]《来函三则》，《大公报》，1906年8月31日，6版。
[24]《女学界之不幸》，《大公报》，1906年10月29日，4版。郑克晟《郑天挺先生生母——天津近代女教育家陆嘉坤》述陆嘉坤“9月病逝天津”，不确。
[25]《再纪女士逝世事》，《大公报》，1906年11月1日，4版。
[26]郑庆甡、郑庆珏：《先妣事略》，《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 配陆夫人事略》，“事略”2B页。
[27]《纪陆荇洲女士追悼会》，《直隶教育杂志》2年19期，“传记”1A页，1906年12月16日。
[28]吕碧城：《为郑教习开追悼会之演说》，《直隶教育杂志》2年21期，“杂录”3B-4B页，1907年1月14日。
[29]《女学界之不幸》。
[30] 吕碧城：《为郑教习开追悼会之演说》，《直隶教育杂志》2年21期，“杂录”3B、5A-B页。
[31]《纪陆荇洲女士追悼会》，《直隶教育杂志》2年19期，“传记”1A-B页。
[32] 吕碧城：《为郑教习开追悼会之演说》，《直隶教育杂志》2年21期，“杂录”4B页。
[33]《后汉书·列女传》记阴瑜妻荀采于夫死后，父迫其再嫁，强送至郭弈家，然已抱定必死决心。“命使建四灯，盛装饰”，与郭见，谈竟夜，郭终“敬惮不敢逼”。天明退出，荀氏遂乘间自缢。
[34]《纪陆荇洲女士追悼会》，《直隶教育杂志》2年19期，“传记”1B页。
[35] 吕碧城：《为郑教习开追悼会之演说》，《直隶教育杂志》2年21期，“杂录”5B页。
[36] 梁漱溟：《我对郑天挺教授家世之回忆》，《郑天挺学记》，355页。
[37] 郑天挺：《追记1928年梁先生作“乡治十讲”》，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17、18页。
[38] 梁漱溟：《我对郑天挺教授家世之回忆》，《郑天挺学记》，355-356页。梁漱溟回忆郑家病死的是一女，实则据郑庆甡、郑庆珏《先妣事略》，逝去的是二儿郑庆喆（《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配陆夫人事略》，“事略”3A页）。
[39]《郑夫人赴津开学》，《京话日报》474号。
[40]《保送女学生》。
[41]参见梁焕鼐、梁焕鼎（即梁漱溟）编《年谱》，《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7B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42]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8辑，143-144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43]梁焕鼐、梁焕鼎编《年谱》，《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19B页。
[44]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文史资料选辑》第98辑，153页。
[45]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74、76页，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年。
[46]同上，72页。
[47]《北洋高等女学堂捐数清单》，《大公报》，1907年5月6日，广告版。
[48]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157页。
[49]《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施子英经收各处水灾赈捐五月初一至廿七日第一百七十八次清单》，《申报》，1906年9月22日，10版。如李晓泽《袁同礼亲属及其赠书研究》记彭氏名为彭书舫（《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3期，110页）。
[50]《女学将兴》，《大公报》，1905年12月24日，4版。
[51]参见《女学传习所分班》，《京话日报》502号，1906年1月9日，3版。
[52]《女教[学]传习所覆试》，《京话日报》546号，1906年3月5日，4版。
[53]方城：《详记外城女学传习所八大特色》，《顺天时报》，1906年12月25日；录自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1127页，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年。
[54]《梁太夫人去世》，《北京女报》885号，1908年2月16日，2页。
[55]《李翰林热心女学》，《北京女报》949号，1908年4月20日，2页。
[56]《梁夫人的高见》，《京话日报》502号，1906年1月9日，3版。
[57]同上。
[58]《苏学务处批女学不能延男教习》，《申报》，1906年4月16日，3版。
[59]《梁夫人的高见》，《京话日报》502号。
[60]同上。
[61]《弛足有人》，《大公报》，1903年5月23日，3版。
[62]参见笔者《旧戏台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94-1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关于这一活动的叙述，多据此文。
[63]参见笔者《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28-2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4]张春漪：《来函》，录自《惠兴女学报》18期，9页，1909年9月。下引同此，不再注。
[65]《商部候补主事某君请学务大臣添设小说专科禀稿》，《大公报》，1904年6月26-27日，2版。
[66]《禀立妇女匡学会演戏小启》，录自《惠兴女学报》13期，9页，1909年5月。
[67]初我（丁祖荫）：《说女魔》，《女子世界》2期，4页，1904年2月。
[68]梁焕鼐、梁焕鼎为其父所撰《年谱》述及母亲的去世：“恭人自戊申（按：1908年）以来病弥久而症亦杂，胸腹间有瘕作痛，必引呕得吐乃快，为状至苦，五年之中屡濒于危。”（《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24B页）
[69]刘之光主编：《馆藏石刻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丛书（二）》，189-190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
[70]《故女史捐产兴学》，《顺天时报》，14版，1907年1月18日；《星期画报》24期，1907年4月。
[71]王文刊《艺术品》2017年5期，见61-64页。
[72]参见《附奏原任热河都统库克吉泰之妾于氏捐助学费奏请建坊片》（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学部官报》4期，“本部章奏”60B-61A页，1906年10月28日；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2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73]《请看女杰布鲁特额者特氏捐助学款二万五千七百两》，《顺天时报》，10版，1907年1月19日。
[74]《杰纯传》，《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八，第39册，118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75]参见笔者《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与《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
[76]参见笔者《满汉关系的逆转——贵林被杀事件解读》，《现代中国》15辑，6-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
[77]《请旌命妇额者特氏捐款兴学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学部官报》4期，“本部章奏”60A页，1906年10月28日。
[78]《请看女杰布鲁特额者特氏捐助学款二万五千七百两》。
[79]周邦道：《邓诚璋》，《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426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
[80]参见《设女工厂》，《大公报》，1907年1月9日，5版。
[81]见服部繁子著，高岩译、金中校：《回忆秋瑾女士》，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168-16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
[82]《已故工部郎中承厚家人邓顺呈报该已故主母布鲁特门额者特氏遗言毁家捐助学费请收款代奏禀批》（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学部官报》2期，“文牍”17B页，1906年9月18日。
[83]《爱国女学校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5月27日，3版。
[84]参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编下册，639-64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85]《已故工部郎中承厚家人邓顺呈报该已故主母布鲁特门额者特氏遗言毁家捐助学费请收款代奏禀批》。
[86]《请看女杰布鲁特额者特氏捐助学款二万五千七百两》。
[87]参见《慧仙女杰捐产兴学补记》，《顺天时报》，10版，1907年1月22日。
[88]《设女工厂》。
[89]《故女史捐产兴学》；《女学两志》，《大公报》，1907年2月28日，4版。
[90]参见黄湘金《晚清北京女子教育揽要》，《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5期，209页，2015年6月。
[91]《慧仙女工学校开学》，《北京女报》574号，1907年4月9日，2-3页。
[92][日]服部宇之吉主编，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209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93]《请旌命妇额者特氏捐款兴学折》，《学部官报》4期，“本部章奏”60A-B页。
[94]《女学特色》，《大公报》，1907年3月15日，4版。另参见《慧仙女学的规则》（《北京女报》554号，1907年3月19日，3页），改编为白话时，已祛除划一学制之意，只说是“省得贫富不齐”。
[95]《学务类志》，《大公报》，1907年5月2日，4版。
[96]《女学校开学》，《北京女报》730号，1907年9月5日（原刊误写为8月6日），2页。
[97]《顺天时报》1910年3月20日有《慧仙招生》一则报导：“后门外北锣鼓巷净土寺胡同慧仙女工学校，因为附设的高、初两等女学现均缺额，又添招新生四十名，年龄自十四岁到十八岁。”（7版）
[98]参见黄湘金《晚清北京女子教育揽要》，《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5期，209页。另见赵青撰，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嘉兴市文物局编《嘉兴历代才女诗文征略》下册，103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书中对劳缃（1864-1936）的评述是：“识天文，精算术，通音律，善诗词，曾任北京女子师范教师。”
[99][日]服部宇之吉主编，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209页。
[100]周邦道：《邓诚璋》，《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427页。
[101]《京师兵变汇纪》，《顺天时报》，1912年3月2日，7版。
[102]参见黄湘金《晚清北京女子教育揽要》，《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5期，196-220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