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与“证”相关问题的文化分析2
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及其生存关系，有许多内容是不确定的。体质性格不确定，文化教育不确定，自然寒热燥湿的早晚微盛不确定，人生观念、生活状况和情感经历不确定，……。面对充满不确定的活生生的人，面对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影响的病，文化应该怎样认识，又该用什么样的临床模式去医治，才能够合符自然状态下、动态变化的生命客观、疾病客观呢？用实验标准去规范，还是实事求是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是中医现代化者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证”的客观基础是活生生的人，服从天人相应的病机逻辑。“辨症求机”（辨症，是动宾词组，辨是动词，症是宾语，是辨的对象，若改症为证，就混淆了辨的对象和辨的结果）思维把外部环境、生活经历等与就诊病人相关的外在因素结合起来，司症状之病机，求虚实之真假，责有无之多少，形成证候病机结论。证候病机不是直观感知的内容，而是“辨症求机”思维对临床症状进行病机逻辑加工之后的结果，是中医学理论临床实在化的具体体现，不能将症状和“证”划等号。“辨症求机”思维，是大脑关于疾病本质的逻辑活动，是临床症状本质化的分析判断过程，其起点在直观性的临床症状群，其终点在逻辑思维的证候判断，与“病”的诊断形式大不相同。
“病”是实验室指标、特殊影像或病理结论等，而“证”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机制的异常，内涵了天文、地理和人事等多维联系的影响，无法直接从直观感知形成判断。天文、地理和人事影响因应协调性，五藏阴阳失和、气血津液失和等就通过临床症状反应出来，病机的分析、证候的判断都要服从临床的自然客观，从多维联系的临床症状群中，获得就诊病人的内在的生命真实。“辨症求机”依据的理论是中医理论，“辨症求机”的结论是证候病机，病机理论是从疾病现象的症状到疾病本质的证候必须的逻辑桥梁。
合逻辑的诊断结论，西医是“病”，中医是“证”。“病”的客观基础是形态学异常，理论规范也是形态学异常；“证”的客观基础是天人相应的生命客观，具体结论是因应协调性异常的病机性质。“病”的可靠性建立在实验仪器等医疗设备基础之上，“证”的可靠性以实事求是的生命真实为基础。离开实验仪器等医疗设备，“病”的诊断难以成立；离开就诊病人的自然客观和生命客观，“证”的判断就成了主观臆想。
二、主观认同的客观性
客观基础和客观性是不同的文化概念。客观基础是外在于文化理论的东西，适用于所有的文化形式，客观性是内化于文化的东西，只存在于学科理论之中。客观性是文化认同的，客观基础是自然自在的。同样的客观基础，和学科逻辑一致，文化就会认为是客观的，不一致就不客观。这个意义上的客观性，反映了一种文化的偏见，本质上是文化客观，不是自然客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
文化都有一定的偏见，体现出独特的理论体系，有偏见不等于就狭隘，不等于就没有和自然客观基础相一致的客观性。客观性是文化视野决定的，不是外在于理论的客观基础决定的，与文化立场、逻辑方式等密切相关。不同的文化立场、方法和逻辑模式，有不同的客观性的认同。有利于人类健康长寿和可持续发展进步的文化状况，是不同客观性认同的文化形式并存。
生命文化的中医和实验文化的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形式。然而，多少年来，不少人用科学否定中医，伪科学、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中医界则捍卫自己的科学地位，总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文化客观性的不同，人们缺乏宽容的文化心态，以科学为正果而排斥异己。人们所谓的科学，本质上是实验文化的统称，建立在感官真实的基础之上，是实体客观的文化反映。人类的未来，不能吊在科学文化这一棵树上，现今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战争恐怖等事关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的背后，我们都能够轻易地发现科学的影子。
在中医学的立场，春夏秋冬的寒热感应是客观，昼夜更替的明暗感应是客观，喜怒哀乐的情志感应是客观，贫富贵贱的生活变化是客观，男女老幼的生命区别是客观。在西医的立场，实验室是客观，解剖结构是客观，基因是客观，细菌病毒是客观。中医的客观性在自然客观，凡是外在于理论的能够知觉的所有生命及其相关的事物都是客观；西医的客观性以直观性的实在为依据，直观性等于客观性，看得见、摸得着、拿得出才是客观，在同等文化条件下具有可重复性。
何谓直观性？指依赖感官直接感知，或借助显微镜等仪器间接感知的事物特性，俗话说的看得见、摸得着。直观性不等于生命自然的客观，形态组织、细胞体液等不是生命的全部，只是生命的物质表现形式，形态之内的、和外部环境相因相应的许多生命活动都无法直观。
感官只能感知现象，思维才能把握本质。在西方的文化历史中，就有人怀疑直观感知的真实性。巴门尼德认为“感官是骗人的，并把大量的可感觉的事物都斥之为单纯的幻觉”；罗素指出，“知觉有两种，一种是感性的，一种是悟性的。后一种知觉仅仅有赖于被感知的事物，而前一种知觉则同时还要依赖于我们的感官，所以很容易欺骗我们。”（《西方哲学史·上册》）可是，不少中医学者不思考自然生存关系的生命客观，奉行实验文化的逻辑方法，遵从感官感知的直观性的价值标准，痴迷于科技文化为手段的“证”本质研究，提出要重建、创新、变革中医理论。在科技文化为唯一真理的观念引导之下，有人希望实现中医科学属性的理性回归。[7]（[7]尹常健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实现中医科学属性的理性回归.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5月16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