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智人对神灵的呼喊，使人类文明闪出了奇异的光芒
节选自《象雄：西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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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研究表明，智人在走出非洲之前不但产生了语言，还喊出了神灵的名字。神灵一旦被喊出来，因其神圣性，就不会轻易被废弃。正是对神灵的呼喊，使智人的语言具有了坚固的内在结构。那些神名音素就像坚硬的钻石，历经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文化变迁，始终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朱大可根据对全球神名音素的研究发现，和语言相比，神名音素呈现出一种相反的“创始点效应”：距非洲越远，则主神的神名音素会越多。
朱大可解释说，尽管主神的名字一旦被喊出来，就不会轻易变化，但在全球移民和传播的过程中，主神的名字仍然无法避免被变更的命运。这是由于，本土政治结构的支配性力量，超越了对众神的敬畏。此外，还有新语义的不断注入、叠加与融合，主神的名字不可阻挡地变得越来越长。例如，南部非洲布须曼人的创造之神是察恩格（Cagn），神名简短，而哥伦比亚印第安人的创造之神奇米尼加瓜（Chiminigagua），就变得特别冗长而复杂了。神名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被漫长的迁徙过程拉长，但共同的神名音素（C)，依然坚固地维持着内在的神性光芒，使两个创造之神呈现出模糊的相似面容。
不管远古人类在寒冷而漫长的冰川时代，为生存付出了多大的艰辛与努力，创造出过多么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无法跟他呼喊出神灵的那一刻相提并论。我们难以揣知，语言出现多久之后智人才喊出神灵的名字，抑或是像婴儿的第一个音是对自己父母的呼应一样，智人的第一个音也是向神灵的呼应。但正是从智人呼喊出神灵那一刻起，人类文明闪出了奇异的光芒。其后，智人被迫迁徙，他们带着火种，也带着神灵。燃烧的火焰为他们驱散着黑夜里的恐惧，而对神灵的呢喃与祈祷，也使他们在绝望的时候，看到了一丝来自天空的希望。
如此一来，人类的各大文明必定有一个共同的原型。弗洛伊德曾以“恋母（父）情结”的精神分析学语法逻辑，探讨过人类文明的原型。他从“性”的角度出发，将人类文明源头的相似性归结为“弑父恋母”的“本能”。荣格则发展出“集体无意识”，并将“卍”视为典型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符号，还发现了“大母神崇拜”之类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结构。列维-斯特劳斯也发现了人类巫术的内在相似性，将其命名为“萨满情结”。通过对人类早期文化的研究，他发现，这些文化在造型语法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被同一种垂直轴线和水平轴线所控制，并由此造出各种对称性的神话图案。
这是20世纪前半期，人们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结构语言学探索到的“文明原型”。他们将之解释为，人类各大文明虽然被巨大的空间阻隔，因其巨大的“潜意识”或“无意识”，而呈现出一种相似现象。但到了20世纪下半期，随着生物学、遗传学的参与，使文明的原型探索出现了颠覆性的飞跃。新的研究表明，该原型并非“潜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而是智人在走出非洲之前所形成的原始宗教与政治体系，它是本质性的，决定着世界文明叙事的内在结构。
从古埃及文明（公元前5000年出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公元前4000年出现）、伊朗文明（公元前3000年出现）、印度文明（公元前3000年出现）、希腊文明（公元前3000年出现）、华夏文明（公元前3000年出现）、玛雅文明（公元前2500年出现）的出现时间，照样可以得出一种“创始点效应”：距离非洲越远，文明出现的时间就越晚。埃及文明是最古老的，其次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欧洲、南亚和东亚的文明则稍后出现，美洲文明因其距离非洲“创始点”最远，出现的也就最晚。
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推算，西藏的文明也应该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但从西藏的岩画来看，西藏文明出现的时间要晚的多，甚至比美洲还要晚。青海省野牛沟的岩画是如今发现的青藏高原最早的岩画，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卫藏地区的岩画出现时间则更晚，约在公元前7世纪。
华夏文明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夏酋邦。而西藏文明直到公元前1000年，才出现了象雄酋邦。全世界各大文明中，先后都在公元前的历史中进入过帝国时代。而西藏文明直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才统一了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这严重违反了文明的“创始点效应”，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青藏高原以平均海拔4000-5000米的高度，阻挡了文明进入的路线，致使西藏文明成为一个特殊的个案。
人类文明虽然有一个共同的非洲原型，但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分享了这一原型。智人走出中部非洲，第一个停留点肯定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然后是西亚的两河流域。智人携带的文化基因经过这两个文明点的爆炸性发展，必然形成第二原型。同时，人类仍在继续迁徙，在迁徙中总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分道扬镳，找到适合生存的地方就有人停留下来，有的人却会继续前进。如此，不管智人迁徙到哪儿，无论他们所携带的文化基因由于地域的不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智人向全球的第一波迁徙基本结束，人类的祖先在各个地方安居下来之后，其文化，因为有来自非洲第一原型的模板，必然带着很强的相似性。
而人类定居下来后，仍然会继续迁徙，或者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扩张，或者是商贸上的互通往来。这同样会促使文化的相互渗透。以非洲第一原型为模板，创造出来的第二原型文明，因地域而有差别，也会因为距创始点的远近而有强弱之分。尽管，不能绝对的定义，距创始点越近，文明就越发达。但从上古文明来看，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同一时期之内，的确比其他文明要强盛。在文明的碰撞中，强盛者必然占优势，使弱小者轻则出现裂缝，重则成为碎片，并在裂缝和碎片中寄生强大的文化符号，从而改变其文明原有的面貌。如此一来，非洲第一原型便遭到了强盛的第二原型的遮蔽。
无论寄生进来的文化符号多么强大，其改塑力量足以使弱小的文明变形，甚至成为一个翻版，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明的叙事总是遵循着本土化的内在结构，会将寄生进来或吸附进来的一切，通过打磨、改造、转化等等方式，在本土化的内在结构中进行着裂变，以适应文明的叙事逻辑。甚至，弱小文明为了抵抗强大的文明，会对其文化产生排斥，一面寻找新的文化出口，而最终，仍然抹不掉外族侵入文化的痕迹。这是民族主义滋生的源头。一些侵入的文化符号也会因为水土不服，而被淘汰。经过这种复杂的本土化加工，相同的文化符号，其内涵会出现巨大的改变。
世界各大文明之间，便是通过如此的征服与反征服、强大的渗透力量与本土化的叙事逻辑的文明碰撞模式，无限地激活文化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不断的对文明进行刷新。西藏文明的滞后，正是由于地域的封闭，导致了外来文明未能准时到达，而未能及时刷新。如此循环往复几千年，不但第一原型遭到了严重的遮蔽，就连第二原型也变得日益模糊。如今的世界各大文明原型，几乎全是形成于公元前6-5世纪。而这种文明原型已经在近代几百年的历史中，遭到了新一轮的改塑。可以想见，至多一千年以后，当未来人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文明转向的分界线，便会更加清晰的显露出来。
按照这样的文明刷新模式，我们可以猜想出，越是晚期出现的文明，其分享第一文明原型的可能性便越小。同时，也会呈现出几种叠加在一起的文明。东亚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是一种以玉器为主的细石文化，玉器上雕刻的纹饰与动物，跟埃及文明中法老的头饰与狮身人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朱大可指出，良渚文化正是人类在迁徙过程中，所携带的埃及文明的一种投射。我们可以看到，经东亚北上穿越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的文明几乎就是东亚文明的一个变体，但又跟遥远的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有着模糊的相似性。
而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中，便清晰地出现了与埃及文明遥相呼应的金字塔。为了便于迁徙，埃及金字塔式的巨石文化被缩小成文化符号。在东亚，被投射到精细的玉器上。而到了墨西哥，则被还原成巨大的金字塔，这也意味着人类迁徙的终点。同时，这也显示出，地域环境对文明样式的强大选择性。
总体上来说，远古人类的迁徙路线总是向着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崇拜日神的远古祖先看来，也就意味着光明和温暖。荣格将其命名为“向日性”。因此，在寒冷的第四纪冰川末期，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前进，成为远古祖先迁徙的强大的驱动力。
晚期出现的文明，总是以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色彩的原始与野蛮，而让人感到惊讶。当基督教文明踏上美洲大陆，碰上土著印第安人时，便是这种表情。美洲这片土地，由于美国的崛起，如今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新的中心。而在基督教文明登陆之前，与携带埃及和良渚文明的混合文化符号到达之后，这期间几千年的历史中，并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文化碰撞。其文明，便始终胶着在人类史前文明的阴影之中，因此导致了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停滞不前。基督教文明登陆美洲之后，所看到的印第安文明散发出的神秘色彩的原始与野蛮，其实是人类史前文明共有的痕迹。
西藏文明也大致如此。不同的是，青藏高原所形成的天然障碍，不但在上古时期，也在以后的任何时候，都严重地阻挡了外来的文明。巨大的山脉，保护了青藏高原免遭异族的侵略，反过来，又使其文明很难与外界沟通，便始终胶着在史前文明的阴影中。美洲因为大洋的阻挡，其文明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落后于世界其他各地，却总有崛起的机会。但我们仍会看到，这崛起的新文明其实只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整体搬迁。美洲的土著文明，以及土著人，都在欧洲的殖民时代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完全退出了世界文明的舞台。
西藏文明整体落后于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生存环境的恶劣，使这片土地不可能成为人类的争夺之处而造成的。在吐蕃王朝时期，高原人蓄积着所有的能量，进行过无数次冲出高原的军事行动，却遭到了大唐的全面围堵。吐蕃王朝冲出高原的失败，也使西藏文明得到爆炸性的发展，将巫术性质的神灵叙事发挥到极致。直到如今，吐蕃王朝通过引进印度佛教，所改塑出的文化内蕴，仍然是西藏文明的主导力量。
西亚文明和印伊文明，在非洲第一原型的基础上，先后创造出文明的第二原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伊朗地区、印度河流域这些地方，诞生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以色列地区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朗地区诞生了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印度河流域诞生了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因此，可以说，第二原型成了全球宗教的输出地，相应的，也成了全球神话的输出地。
以公元前6-5世纪为界，人类文明的神灵叙事可以划分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非宗教时期，巫术思想支配着人类向神灵的索取，呈现出一种“天堂—人间”的二元思维。后一个时期是宗教时期，宗教思想支配着人类向神灵的祈祷，呈现出一种“天堂—人间—地狱”的三元思维。第二原型的神灵叙事进入古希腊，发展出奥林匹斯山的众神，进入东亚，发展出华夏的上古神系。埃及文明与西亚文明，因其势均力敌的发展程度，形成了互补形式。
前文已述，智人走出非洲，完全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但在这之后，尤其是公元前5000年以降，人类的交往，更多的表现为军事征战与商业贸易。在此种背景下的文化传播，几乎总是以强大的种族或国家，向弱小种族或国家的输出。埃及和苏美尔无疑是最古老的强大输出地，继之而后，阿卡德、巴比伦、埃兰、亚述、希腊、印度、波斯、华夏等等轮番上场。在商业贸易方面最为出色的，要数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
在这场上古时期全球文化的传播中，游牧民族也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中亚草原的印欧人，在公元前2000多年时，开始向欧洲、东亚、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等地移民和入侵。这个强盛的游牧民族以很多名字出现在各大文明的历史中，比如斯基泰人、赛种人、赛人、吐火罗人、雅利安人等等，都是对中亚草原民族印欧人的称呼。占据东亚北方的蒙古人，新疆一带的突厥人，匈奴人，也曾在刀光剑影中用他们强大的铁蹄，在历史上留下过永久的回音。
在中亚的大草原上，在欧洲坦荡的山河平地，在西亚的河谷、沙漠与绿洲之间，在伊朗高原的崇山峻岭里，在辽阔的印度河流域，印欧人南来北往、东西纵横，搅起历史的千层浪，先后打败了阿卡德、巴比伦，进入伊朗境地建立米底王国、埃兰王国，对印度达罗毗荼人进行殖民，并向四周扩张，后来有的一败涂地成为流民，开始向东亚迁徙，在新疆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从此，这支人便跟东亚的强盛文明—华夏文明对峙起来。
公元前7世纪，秦穆公打败了向东亚挺进的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在东亚受挫，只好放弃征服太平洋西岸的野心，转而退回中亚，攻破亚述人的都城，摧毁了强大的亚述帝国。500年后的汉武帝时代，匈奴人击败居于甘肃的月氏人（吐火罗的人分支），逼其向西撤退，在阿富汗北部一带消灭了希腊王国大夏（巴克特里亚）。与此同时，汉武帝又派号称飞将军的霍去病，攻打匈奴，把匈奴人赶向北方。战败的匈奴人被迫西迁，耗费数百年的时间，越过乌克兰和匈牙利草原，占领整个欧洲。在匈奴王阿提拉的率领下，逼迫阿兰人、汪达尔人、哥特人等向西迁徙，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彻底覆灭，欧洲就此进入中世纪由教皇和国王交互控制的“黑暗时代”。
公元14世纪，蒙古人崛起了，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骑兵，再次举起征服世界的大旗，西到欧洲，北上西伯利亚，南下印度次大陆，东临太平洋，建立起人类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帝国。继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进行远征，要统一世界之后，这个具有强大征服欲望的帝国梦，便犹如一个邪恶的幽灵，漂浮在人类历史的上空。在近代史中，这个幽灵化身成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再一次展开对人类的疯狂杀戮与征服。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伟人与小丑都难逃被时间推倒的命运，而这个幽灵将永远漂浮在人类历史的上空。
在征服与反征服的人类史上，相对而言，东亚的华夏文明并未长期遭到外族人的入侵。很大的原因，就是西面高耸着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天然屏障，成功地阻挡了西方人几千年。直到19世纪，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之后，人类实现了远洋航行的革命性巨变，西方侵略者才从沿海地区登陆东亚。
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古时候西方人要进入东亚，需要沿着兴都库什山麓艰难东进，达到疏勒（今新疆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继续东进，穿过长长的河西走廊，才能进入东亚腹地。早在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商人就已经利用这条路，到达过黄河上游内河航运的终点站兰州。这条路就是从汉代开始经营的丝绸之路，几千年中，成为汉地与西域争夺的要道。
或者是翻越喜马拉雅山麓中幽绝的小道，进入青藏高原，然后穿过羌人活动的横断山区，到达成都平原，再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进入东亚腹地。无疑，直接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这条路更艰险，因此，也就更少人走。但正是茫茫雪山中那些幽绝小道的存在，为西藏文明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养料与血液，从而使冈仁波齐耸立成西藏文明的发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