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之后》：帝国博弈如何成为世界历史的推动力？

撰文丨唐山

人类是如何跨入近代社会的？这是一个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主流历史学者倾向于这样的解释：

现代性是科学崛起的结果，借助世俗化与技术力量，欧洲（严格来说，西欧的几个国家）率先走向海洋，并因地理大发现，扩大了领先优势，从而开启全球化进程，并将一切抵抗现代性“传统国家”卷入其中，加以改造。

该解释的潜台词是：传统国家未能率先跨入近代化门槛，源于科学上、制度上、文化上存在缺陷，落后挨打实属必然。

然而，这却掩盖了几个历史事实：

首先，全球化并不是近代化的产物，早在成吉思汗时，东西方贸易便已颇具规模，却为何没将欧洲变成东方式国家呢？

其次，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近200年，欧洲人才开始大规模移民、开发，他们为什么行动这么慢？

其三，与欧洲密切接触前，中国、印度作为世界工厂，从商业规模、生产水平、消费规模等方面看，已基本踏入近代化，可与欧洲密切接触后，均出现明显倒退，为什么卷入现代性，反而离近代化越来越远？

本书作者独具慧眼，在他看来，技术进步之外，帝国博弈可能是推动人类走向近代化的另一只，甚至是更重要的推手。

《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英]约翰·达尔文著，黄中宪译，新思 | 中信出版社，2021年3月。

陆地帝国陷入发展的怪圈

1405年，帖木儿大帝死在远征明朝的途中。

帖木儿出生于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所建四大汗国之一，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帖木儿的祖上是该国重臣，帖木儿出生时，汗国分裂，帖木儿因功成为察合台家族的女婿。他征战40年，从无败迹，连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都不是他的对手。得知明朝推翻元朝，帖木儿有志光复，不幸病死。

本书作者认为，很少被提起的帖木儿之死，才是大历史真正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传统陆地帝国模式已至增长极限，历史在此终结。

陆地帝国以据有土地、人民为要，基于气候、地理等原因，总是从中亚开始，向东西方扩张所以东方的中华帝国长期受困于草原部落的冲击，西方的西罗马帝国则土崩瓦解。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到达了陆地帝国最高峰：在“蒙古安全”下，丝绸之路持续通畅。西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一改历代通货不足之弊，到明代时，已形成全国市场，江南一带从生产力水平、贸易网点分布、文化形态等看，均已达近代化水准。而西方商人靠东方商品获得丰厚利润，热那亚、威尼斯等国因此崛起，掌控地中海近千年。

帖木儿

然而，陆地帝国的疆域越大，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越疏离，为自己埋下崩溃的种子。所有陆地帝国的崛起，都与找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能充分平衡二者关系相关，可这种解决方案是有局限的。

帖木儿刻意模仿成吉思汗，给了地方较多自主权，通过松散联邦，维系大帝国的运转。对付实力强大的明朝，帖木儿本无必胜把握，坚持行险，因他需要修复“蒙古安全”下的丝绸之路，否则他将无法从历史中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此外，也拿不出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大帝国。

可结果是：帖木儿一死，帝国便分裂了，陆地帝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被中断。

新历史露出了曙光

帖木儿之死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东方贸易商路被遮断，收入减少，地中海航道的商业价值下降，航海人才只好去大西洋沿岸国家找机会，哥伦布便是其中之一。

大航海的资金来自欧洲各王室，目的是在地区争霸中领先一步，而东方的郑和船队却退出了竞争行列。

在近代化前夜，所有陆地帝国均采取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商业的发展方式，这种积累式近代化相对缓慢，而西欧小国林立，土地破碎，国王所获农业税甚微，不足以支持工业发展。商人只好远离土地，与军事强人媾和，形成军商集团。

中国自汉代起，已有较完善的文官系统，隋唐出科举，至宋则“宰相必从科举出”，西方则官从军出，官家即军人。

军商集团的基本合作模式是：商人给军队贷款，支持其扩张，而扩张所得，交商人治理。这造就了欧洲商人独特的性格——亦盗亦商，以盗助商。比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几成国中之国，公司自组军队，其中还包含了女王的1/4股份。军商集团的本质是掠夺，却也大大提升了走向近代化的效率。

东印度公司

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后，开启了全新帝国模式：只在靠海处建小型地方政权，作为贸易支撑点。

这种扩张模式未引起亚洲各帝国重视：一是丝绸之路被遮断后，这些帝国也陷入衰退；二是葡萄牙人与地方政权合作，中央政府难插手；三是葡萄牙人的威胁不大，不值得兴师动众。

葡萄牙人的成功引起大西洋诸国狂欢，由此形成全新的历史：在其语境中，发展压倒一切，与之相比，道德、情感、自然、传统、习俗等，统统一钱不值。而这个发展的本质，不过是迎合了资本的需要——更高的利润，更快的循环。

欧洲是如何颠覆陆地帝国的？

在欧洲诸帝国争霸的压力下，欧洲人开始了征服世界的进程，美洲不幸成为最大的战利品。

美洲被征服，源于地缘劣势。从欧洲到美洲，加勒比海诸国很容易被发现，这里土地肥沃，航行方便，无险可守，没有瘟疫、游牧人的冲击和糟糕的气候，欧洲人可以先在这里熟悉美洲环境，并将大量非洲人抓到这里，强迫他们在集中庄园中劳动，榨取惊人财富。这为他们后来霸占整个美洲大陆，打下了基础。

西班牙人很幸运，他们冲击印加帝国时，帝国正在内部分裂中，加上精英层来自异族征服者（征服历史不过百年），与大众隔绝，上下信息不通，所以一击即溃。但除了盗采黄金、白银，西班牙人无法依靠经营获益，美洲殖民地多处在半割据状态。

美洲黄金、白银塑造了全球贸易的新格局：将墨西哥白银送到菲律宾，换取中国商品，再销往欧洲，大三角贸易让西班牙成为欧洲强国，然而，西班牙人的计划过于宏伟，它试图建立一个全欧洲的天主教政权，结果四处树敌，在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包围下，一点点被耗干。

随着西班牙衰落，英法争霸成为欧洲新的政治格局。为战胜对手，双方竞相拓展海外殖民地，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只好将殖民地的部分权益转给金融业。于是，美洲在“被发现”近200年后，突然迎来移民、投资、开发的热潮。

英国人能领先一步，因为他们在印度拥有大片殖民地，盛产优质手工棉布，通过垄断销售，英国人迅速掌控了美洲经济，进而引入棉种，加上从非洲掠来的黑人，将北美洲变成英国纺织业的原材料基地，反过来又向印度倾销，从而将印度无数棉布手工艺匠人逼至绝境。在这番操作下，北美、印度的社会走向贫困化。

在英国全球扩张的同时，俄罗斯也在陆地上迅速扩张，二者像一把钳子，绞杀着陆地帝国。早在荷兰人骚扰东南沿海时，清帝国已意识到风险，为北拒俄、南拒英，采取“一口通商”，却被恶意解读成拒绝融入近代化、保守落后，在“鸦片+坚船利炮”的“文明”压力下，陆地帝国最后的堡垒也被攻破了。

鸦片战争

突破全球化困境，需要历史智慧

在约翰·达尔文看来，所谓近代化，不过是欧洲内部紧张不断向外释放的结果，它先是扫清外围——从非洲，到美洲，再到澳洲等，将这些资源全部收入手中后，开始逐步蚕食陆地帝国，最终发起猛攻，将这些帝国原有的近代化进程予以中断并毁灭，然后归并到欧洲的近代化进程中，成为永远的市场和资源供给方。

在这场效率竞争中，欧洲近代化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彻底颠覆了传统陆地帝国的价值，使后者不得不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则它们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便被彻底切断，不得不以欧洲近代化为模板，开始对发展、进步、自我觉醒、技术至上等顶礼膜拜。

然而，复制出来的近代化既难从历史中获得合法性，也难消解运作中的种种不和谐，一旦进入价值评判，必然歧见纷出、无法调和，最终只能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维系。可麻烦的是，在实操层面，大多数陆地帝国依然无法挣脱被摆布的命运，它们迟迟无法开启新的历史。

在书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描述了奥斯曼帝国兴衰及中亚各国艰难的现代化之路。奥斯曼帝国曾努力融入西方，它比东亚诸国早100多年开始变革，特别是在军队建设上，大量引入西欧教官，并采用西方火器。但陆地帝国原有的、对地方的松散控制遭遇挑战——强化中央，地方诸侯坐立难安；强化地方，又可能造成崩溃。

最终，现代土耳其不得不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国家，可分离出去的国家又大多被西方奴役，特别是英国曾承诺，只要在一战中得到阿拉伯人支持，便同意他们建立统一国家。可与此同时，英国早与法国私下签订协议，将阿拉伯分裂成不同国家，而以色列复国，更是给该地区带来持久的动荡。

事实证明，帝国博弈并没结束，它至今在影响着我们，当东西方沟通变得越来越难，全球化面临新的崩溃时，不能不说，现代人依然生活在帖木儿之死的阴影中。如何超越一种制度、一套体系、一种价值观的桎梏，也许，只有深入了解历史，才能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