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译注中，杨伯峻、钱穆、李泽厚、辜鸿铭还是南怀瑾哪个好？

孔子在世的时候一心想“克己复礼”，这是他的理想和一世苦心奔忙游说的精神目标。他的言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阐发的，涵盖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目的是树立一种治国的思想，这些观点也必然以中国文化为核心，涉及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方面。孔子和《论语》在秦以后的封建时代成为儒学的圣人和“圣经”是被统治阶层利用的结果，汉、宋两代尤之。但结果是，民众被教化为以儒家思想为行为的准则，但统治阶层却仅以此为工具实行统治，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推崇孔圣的皇帝并不少，真正以儒家精义治国或身体力行的皇帝几乎没有。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反孔，并不是反对儒家学说，而是反对统治阶级对儒学的利用和对民众的愚弄。孔子和《论语》本应具有的精神高度和精神价值是人们需要不断探究的。因此对于《论语》的各种译注就起到了接近《论语》的作用，但结果是要么可以引导读者探寻到真谛，要么令读者误入歧途。因此，对于古代典籍的译注就如同外语翻译一样，有直译和意译，甚至相互混杂。中国文化对于义理讲求参悟，因此对于经典的理解不应该是被引导和灌输的，那么就首先要知道这些典籍的真义。由于中国历史的漫长和朝代更替，远古的典籍流传至今很多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变成似是而非，求真的过程有时会很艰难。为此，需要考察译注作者的学识、立场、著作精神，更重要的是发现作者的译注是基于哪个基础，这样才能尽可能接近原意。仅就《论语》来说，孔子在世时并没有直接著说，其内容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收集，这使得孔子的原意不可能没有被误解甚至曲解的地方，特别是孔子在阐述思想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个人处境和语境很多都无从知晓，这也使得译注作者和读者难以探其究竟。所以，尽可能学习、研究原文，辅以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参照有质地的译注，以自身的理解去感悟真义才会避免缘木求鱼、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