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县委大院（二）：小白花、小红旗、防震棚
我们仨：刘海平、刘卫民、刘海宁（同意我姐姐好看的举手）
我对于淮阴县委大院的记忆是从1976年开始的。这也是我最早的记忆的开始。
一个冬天的早晨，好像是刚下过雪，天地一片白茫茫，架在马路边的扩音喇叭里突然奏起了哀乐，我记得路上走着的人都停下来，很多人哭了。中午回到家，妈妈给我别了一朵自己做的小白花，告诉我：周总理去世了。我妈说的时候声音抖抖的，然后我也哭了，莫名其妙地伤心难过。
那是1976年1月8日，那些天，所有人都别一朵小白花。
还有一天，大人们很紧张地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着，隐隐约约听到“毛主席”。这次的小白花比较讲究，是我妈从缫丝厂拿回来的蚕茧子，先剪开几个豁口，整理成花瓣的形状，再把蚕茧分离成薄薄的一层层。可能是过分地专注于制作的过程，我不记得悲伤，甚至因为独立做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小白花，受到表扬，留下的是心情愉悦的记忆。
这应该是1976年的9月，那时候的我还没有上学，对于外界的一切都懵懵懂懂。除了小白花，还有一首歌也从那一年开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绣金匾》。
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悲伤和兴奋交替。对于尚处于年幼的我来说，悲伤并不持久，而兴奋的高潮是那一年的秋天。那时候我应该还在上幼儿园。有一天，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每人发一面小红旗，排好队从院子里出发，穿过和县中之间的巷子，走到前面的大街上，再走到西马路，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有序地摇着小红旗，有大孩子带着我们喊口号：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
大街上人很多，我印象中天地之间都是金灿灿的颜色，现在我都能在脑海中非常清晰地还原出那一日的画面：我站在队伍的前头，穿着又旧又不合身的衣服，左前襟还别着一条小手帕。头发乱蓬蓬，小脸和眼睛都是放光的，拖着鼻涕也只是胡乱地揩拭，脸上因此有着亮晶晶的痕迹。
我知道这一切都不过是我自己的想象，关于那一天，并没有任何图片留下，然而那一天的场景和声音我刻骨铭心。所以在看电影《你好李焕英》，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和电影营造的氛围，我一下子就泪崩了——那就是我童年的颜色。
如果说1976年政治上的各种动荡我们这些孩子只不过是局外人、旁观者，那么那一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可就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远离震区的淮阴县，或许连震感都没有，但却迅速而高效地进入了防震状态。
由此，也拉开了我们狂欢的帷幕。
当时我们住的房子都是青砖小瓦的平房，建筑年代不知道，但是质量肯定很一般，一下雨就到处漏，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家里锅碗瓢盆就用于各处接水。青砖墙也处处是缝隙。我们小时候热衷于玩的游戏之一就是藏情报，用一张小纸条假装情报藏在一个指定范围内，其他小伙伴来找，而墙缝，往往是藏情报的首选。
这样的房子，对于笼罩在地震阴影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危险的。
刚开始来不及搭防震棚，好在那时还是夏天，各家就把床抬到外面空旷的地方，用竹竿或木条撑起一个架子，挂上蚊帐。夏天多雨，帐子外就罩上了宽大厚实的塑料布，很像现在的蔬菜大棚。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那样的塑料布并不稀奇，但我相信，1976年的时候，那种塑料布绝对是稀缺产品，也许只在县委大院中，才会有比较富足的供应。
大床、蚊帐、塑料棚——最初的防震棚就这样搭建好了。
毫无疑问，这样的防震棚俨然成为孩子们的天堂。
白天的防震棚是呆不住的，又热又闷。但是下雨天就不同了，通常一张床上都会聚上好几个小伙伴，男孩子、女孩子分开。大孩子们玩他们的游戏，我就在旁边躺着发呆，翘着脚听雨滴敲打塑料布的声音。有时候电闪雷鸣，尖叫声就从各个棚子里此起彼伏地传出，很像是半夜的乡村，一家的狗叫了，全村的狗也都跟着叫起来。
防震棚除了是游戏的天堂，还有另一件美好。既然是防震，就一定会储存一些干粮，大多数人家都是用一只很大的长方形饼干桶，塞满桃酥、金刚脐或者饼干，以备不时之需。但我敢肯定，每一家的饼干桶都根本等不到真正的地震来临就一定会被馋嘴的孩子偷吃得一干二净。
大人们未必不知道准备这些点心有多徒劳，但不确定的岁月里，大人们对孩子也更多了宠溺和包容——我觉得那个夏天我吃了这辈子最多的饼干。
随着地震的威胁渐渐散去，大人们晚上都是回屋里睡觉，当然基本都是房门大敞，孩子们大多还是在外面睡。
不下雨的时候，塑料布就撩起来，凉风习习，蚊帐晃晃悠悠随风飘摇，蚊帐里外的孩子们相互之间聊天说笑，还时不时有吵闹、打骂声，那一定是某张床上的孩子太多，相互之间因争地盘而发生口角进而拳脚相加。
县委大院里的孩子大多品行端方，但总也有一些“触寿劳”，悄悄地在一张张床之间蹿行，冷不丁地撩开某一顶蚊帐，用手电筒自下巴而上地打光，做出一副鬼脸，吓得床上人几哇乱叫，随即就是一番追打。追打一番之后，各自累了，摸到自家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那是一个没有升学压力、没有辅导班的年代，县委大院里很多的人的童年、少年就是在游戏和发呆中，悄悄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