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潜能

赵琦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影片，它的价值不只是一部纪录片、一部电影，它重塑了一段中国人的历史。影片主创，英国导演罗飞和美国记者、作家施万克皆为中国通。两人第一次合作的纪录片《海神号事件》，可以看作《六人》的先驱，挖掘1931年发生在中国海岸的一起海难事件之真相。而在此之前，罗飞的第一部纪录片《阳关三叠》，描写生活在上海的若干名退休演奏家的真实生活，《六人》延续了该片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细微探究的艺术风格。

互联网与真相并非必然对立。真相只有一个，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所获得的“真相”通常是信息博弈加上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唯一的那个真相本身。有趣的悖论产生了：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但真正了解的却可能越来越少。作为一部充分利用互联网去挖掘真相的纪录片，《六人》无疑给出了一项振奋人心的宣言：真相依然在那里，我们依然有机会用时间和智慧去接近它。

施万克的“侦探团队”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研究员，互联网是他们挖掘、考证、联络的基本工具。没有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档案的电子化、共享化，这个项目怕是用10倍的时间都无法完成。当然，影片中部分重要档案依然需要去到纸质档案存放地才能取得，但网络提供了众多关键性线索。如关于《六人》第一主角方荣山的最初线索，就来自互联网论坛上的一则私人发布的“小道消息”，故事主线几乎就是从这一个点开始顺藤摸瓜的。与此同时，影片也展示了面对纷繁信息去伪存真的难度：需要专业的知识背景和经验，以及保持不轻信的态度，自主去证实或证伪的坚持。在《六人》中互联网被还原为科技和工具本身，人的选择决定了其所提供的信息在揭开真相过程中的价值。互联网和真相并非必然对立，盲从才是真相真正的对立面。

用纪录片讲故事具有不同的震撼力。在《六人》之前，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已经有过两部非常成功的故事片，除了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1958年罗伊·沃德·贝克导演的《冰海沉船》亦是一部杰出的灾难片；后者侧重于表现沉船过程，前者则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为主线，与沉船事件相交织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而《六人》则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进一步背景化，以寻找六名中国幸存者为故事主线。作为纪录片，它同上述两部故事片具有一样烈度的震撼力，但实现震撼力的途径是不同的。

电影理论先驱谢尔盖·爱森斯坦说过：“对我来说一部电影使用什么手段，它是一部表演出来的故事片还是一部纪录片，不重要。一部好的电影要表现真理，而不是事实。”然而他没有说，纪录片在表现真理的追求上，所能够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乃是它天然具有更接近事实本身的潜能。

从《冰海沉船》到《泰坦尼克号》，再到《六人》，都对灾难中人性的坚韧进行了重点刻画。相对于故事片诗意的描述方式，《六人》中有一个段落让我印象深刻：施万克为了亲身体验幸存者落海后被冰冷海水包围的感觉，在水池中模拟了当时的状况并亲自下水去感受。当他完成测试坐在池边冻到无法自控地发抖，那种冷的感觉不诗意，但非常真实。方家晚辈无意间提到方荣山寄来的一首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上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那种真实的朴素人性所具有的震撼力，和虚构的故事片经过艺术化提炼所呈现的震撼力是很不同的。区别之处就在纪录片与真实本身更近的距离，通过《六人》对其生平事迹的追踪，方荣山在九死一生之后，就是用“笑呵呵”继续去走依然很艰辛的人生之路的，这个“笑呵呵”关乎人最基本的生存尊严，一步到位击穿我心。

1997年在中国公映的《泰坦尼克号》删除了一组镜头：五副哈罗德·罗威指挥的救生船将一名浮在门板上的中国人救援上船。大部分中国观众只记得杰克和罗丝的旷世爱情，却不知泰坦尼克号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更不用说对登船的八名和最后幸存的六名中国人有任何了解。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六名中国人被污名化了。纪录片中，现存关于当时沉船报道的报刊档案，几乎都将他们描述成贪生怕死者，甚至说他们假扮成妇女登上救援船。他们在死里逃生后被美国拒绝入境，再一次颠沛流离于海上。《六人》不仅用强有力的证据将清白还给了他们，还揭开了一段华工在海外遭遇不人道待遇的西方排华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华人在海外谋求生存空间难以想象的艰辛、隐忍，令人无法忘怀。动容的原因，在于纪录片的阐述更接近历史真相。

历史的客观部分是过去时间中的真实发生，无法被完整知晓，只能通过散落于各种物件、记录之中的信息来尽可能地贴近。而人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一般是其主观部分，即对客观部分的阐述。这类阐述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出自不同原因的歪曲；而追求真实是全人类共有的心理诉求，这类歪曲造成了历史主客观之间的鸿沟，有必要被重塑。使用电影作为重塑历史的工具，属于当下这个影像时代。电影的优势不仅在于它具有非常直观的阐述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电影的阐述内容还能够被迅速、广泛地传播。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