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律法与分离的症状
母亲的律法与分离的症状
作者简介：
吉纳维芙·莫雷（Geneviève Morel）在巴黎马赛大学学习，然后在巴黎高等商学院（LycéeJanson de Sailly）进修，然后加入高等师范学校（理科，1972级），在那里她从事了数学研究（DEA本科）和哲学的学位。后来，她完成了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巴黎第七大学的精神分析人类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她在法国高等预科课程中任教。同时，她在弗洛伊德事业学院进行了分析和分析家的训练，并成为该学院的成员，然后成为该学派的成员（AME）和欧洲精神分析学派分析师（A）E。
她是弗洛伊德领域和世界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她于1999年离开，参加了ALEPH（精神分析及其历史研究协会），而且她是现任主席，她还主持着“ Savoirs et clinique”（知识与临床）期刊，是精神分析继续教育协会的主席。
下文选自作者的成名作：母亲的律法：性欲的圣状文集 第十章，三种男性的模糊性姿态。
显然，母亲的法律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母亲是言在者，这足以使我的母亲法律这个称谓合法化。但是，如果我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这条法律是没人监督的、不受控制的。
——雅克·拉康
在电影《新尤尔黑帮》中，从城市集团敌对帮派出发，上演了一场血腥的骚乱，是针对警察的，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穷人正在加入到这个分裂国家的战争中去，他们必然在战斗中死亡，只会对统治阶级有利。在这段故事里，英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寻找“屠夫”威尔·坎宁（Will Cunning），后者在小时候就在他的眼前谋杀了他的父亲。“屠夫”也严重致残了阿姆斯特丹，但这并不是促使他报仇的原因：“他正在结算父亲的分值”。这是法律病理的一个例子 ： 摆脱困扰城市的问题和政治，以致力于自己通过母亲或父亲从自己的家庭所继承的法律。这就是希腊悲剧向我们展示的。
弗洛伊德本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在塔纳托斯战胜 爱神之战中，从塔纳托斯的英勇转折中看出个人的胜利，因为 他们在不确定的战斗中危及文明。
在本章中，我将介绍症状的许多功能，这些功能与与母亲的分居法有关，同时对性的歧义和症状的结局进行了初步的临床研究。我还将概述sinthome（圣状）的初步概念，并在随后的章节中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我的命题是这样的：当我们仍然是 婴儿时，我们面临着母亲的喜悦。为了不被它淹没，我们必须将自己与它分开-因为它以法律的力量强加给我们，这是一部奇怪而疯狂的法律，使我们变成了“被屈服的主体”。
在我们的余生中，我们的潜意识保留了第一次征服的痕迹。但是，与“母亲的法律”区分开是有代价的：我们制造出分离的症状，实际上，这些症状掩盖了精神分析法所承认的唯一普遍法：禁止乱伦。虽然不与母亲分开会构成最严重的病状，但使我们与母亲分开的症状却是另一种病状，但这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病状。
主体与法律的第一次对立产生了法律的病理学。在这里我不是指 法律在体制和法律意识，而是存在 一个原始的法律，它链接在语言中。
而这一定是父亲的律法吗？不，首先是母亲或其替代者的法律，有时这将是唯一的法律。
确实，我们早在出现在世界上之前就已经沉浸在语言中。这就是为什么拉康称我们为“ 言在”，或更确切地说，是被那些催生我们 的人的欲望“说”出来的生物。
然而，我们也讲众生，和大家在学我们的母语 。但是，在普遍普遍的情况下，如何将这一事实视为我们所赋予的法律或强加于我们的法律呢？
这是因为，当我们母亲没有对我们说话时（以及我们刚长大时我们就对她说话）的同时，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语言中的“沐浴”的根源。
我们自己和她的欲望被纠缠了。在我们的一生中，一直到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个人风格，我们都带有她渴望的印记和她喜悦的烙印。这些是自己可以塑造一个生活的结果，甚至伪造其命运的痕迹：如果他们仍然中介的任何其他原则，它们构成了某种关乎我们自己的奇怪法律。
我将使用两个示例对此进行初步了解。第一个案例是一名精神病妇女试图与自己的三个孩子一起自杀。第二个很简单的例子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
杀婴的起因：制定了母性命令的行动
某些个案，无论是未被考虑，被爱，被冷漠欢迎，甚至被恨，都强调出孩子进入世间成为客体的程度。拉康使孩子成为逻辑运算符，客体 a 。首先，孩子是父母欲望的客体。
孩子不知道他/她为父母所经历过的实在客体；父母对此也不是很了解。但是，这种无意识知识的痕迹仍然存在：客体在无意识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从那时起，孩子围绕着他/她围绕着这个实在客体编织的无意识解释网络构造了一个幻想。拉康的客体a 是一种写作的方式，根据上下文可以指定这些客体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父母欲望的客体，或者客体幻想中的欲望的原因。
但是，如果没有事先定界，也没有将父母的欲望的实在客体转变为主体幻想中的客体，并且与这个原始客体和母亲的身体（或其替代者的身体）分离，就不可能得以实现。有时，这种原初分离不会发生，只有通过行为的方式，主体才会尝试从母亲的身体中恢复为这个客体（对这个客体而言，他/她就相当于母亲的欲望）。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母亲欲望中杀婴是的“儿童-客体的晦暗状态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我在精神病院遇到了M.夫人；20年前，她在给两个半岁的双胞胎和她的第三个女儿服用了毒药后企图自杀。
遭受毒药急性影响的四个人得以幸存；受到严重影响的N.必须在很长的时间后才苏醒，当时检查M.夫人的精神病医生决定不提起诉讼。她被送回家治疗，并进行了精神病学随访，但这并未阻止她进一步的妄想症发作，因此需要住院治疗。
M夫人有些仓促地被诊断成了歇斯底里症，因为M.夫人抱怨自己酒鬼的丈夫无能为力，并说她想生一个儿子。她说，在婚姻争执之后，她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他们就不必在没有父亲保护的情况下生活在父亲的照料下，而这个父亲像她自己的父亲一样酗酒。
是什么原因导致M.夫人做出了这样的惨剧？我们唯一的一次会谈或多或少地一个字接一个地回响了她20年前刚采取行动后所说的话-我下面可以写出抄录的笔记。M.夫人多次提到母亲在辛勤劳动后与双胞胎弟弟出生时所说的话。她顽强地紧紧抓住了这些短句，如果她需要将它们写下来，那么我们真的觉得她会在没有引用的情况下会这样去做的：“我们没期盼她”。“没想到她出生”；“她不应该去那里”；“她本不该活着。” 她母亲曾经这样说过。“这最后一句话是模棱两可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不应该”是与出生的危险情况直接相关的陈述，还是可怕的母亲的死亡欲望。至少，她通过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生活中的行为，赋予了M夫人以这种功能，至少可以看出母亲对希望孩子死亡的指责胜过了这些短语的主要含义。
M. 夫人三岁时，一个小妹妹出生了，就像母亲当时所说的那样，她“从基座上掉下来了”。确实，她的父亲让她支持她漂亮的妹妹。当她12岁时，她失去了她唯一爱的人，她的教母。她几乎没有从这种丧失中恢复过来；她的母亲嘲笑她的绰号是 “悲伤的圣母玛利亚”。她14岁那年，她的母亲让她从学校辍学，以便她可以待在家里当个仆人。
在这一点上，她失去了所有的社会联系，并受到母亲的迫害，母亲阻止了她结交男友。终于，在17岁时，她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她抱怨说自己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一个月前，她进行了阑尾炎手术，此后，她开始增加体重：然后就开始暴食。她的婆婆从自己的母亲那里接任为她的迫害者，与她的丈夫站在了同一边。她与双胞胎的第一次怀孕很困难，随后严重抑郁。
第二年，她生下了N。那时，她可以回想起如同美狄亚复仇的那些想法：让这个小家伙死去，来伤害她的丈夫！这个出生，是双胞胎的出生与她和小妹妹的出生重复-因为她俩是双胞胎，这是她付诸行动的诱因：六个月后，她尝试自杀/杀婴。她是否不对自己的孩子执行伴随自己出生的母亲的死亡欲望（“他们不应该活着”）？她是否无法承担母亲当时给她的名字， “悲伤的圣母玛利亚”吗？因为当她的邻居和家人把她当作毒药的时候，确实是 她现在化身为“悲伤的圣母玛利亚”，在哀悼中退去。
像她的母亲一样，小N.似乎也被其祖母的预言所感动：一旦学会了走路，并且在她会说话之前，她多次摔倒在楼下，从自己的架子上掉下来，并盲目重复如此早就打击了她的致命命运的自杀姿态。
因此，母亲对女儿说的模棱两可的话在两代人中泛滥成灾，最终成为致命的诅咒。客体 a ，无论孩子在大他的欲望中所代表的是什么（对于她母亲是夫人M.，然后N.则代表M.夫人），都是用这个致命短语来体现的。客体 a 是这种行为的代理。
即使是20年后，也没有主体可以去设想这样的付诸行动：M.夫人对此无话可说。她仍然是个“屈从的主体”：她被命运的甚至无法瞥见的命运所克服，被迫害的妄想所异化，她只能 在那时和现在都去引用母亲的话。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的付诸行动， 在她出生时她母亲模棱两可的话在事后的实现，她在自己行动的20年后还在引用着，好比它们具有法律效力一样：“她不应该活下来的。” 她将母亲欲望的模棱两可的性质解释为在对抗她，而当她又成为母亲时，她将致命的诅咒就传给了下一代。
母亲的不满，女儿的神经症
我的第二个例子要短得多。它显示了母亲的神经症如何在很早的时候影响受治疗者，并可能在涉及未来的方面具有法律效力。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个案，是因为命运的效果与学习母语有关。这与M.夫人的案件相比，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并且涉及一位神经症的分析者，她告诉我她母亲是如何教她讲话的（显然是她母亲后来告诉了她这件事）。由于她很小的年纪，她的母亲被阻止继续学习文学。再者，公婆的没有热情的接待使她严重沮丧。
因此，她将自己和婴儿关在厨房的橱柜里，与世隔绝，与婴儿交谈，逐一列出各种食物。这位年轻的女士将她的贪食症严重问题归因于对语言的特殊引入方式。她继续遭受贪食症，以及她选择作为作家的生活方式的困扰。
可能有人反对，这不是精神分析学中被叫做“法律”的例子呀。的确，这些只是言语，这个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喝着母亲的牛奶，后来又通过制定生活规则或成为强迫症状的幻想而得以被异化。但是，我想在此强调的是，潜意识中没有普遍的实体可以被描述为 “法律”。只是有些立法用语，其中有些是为了形成症状而自己题写出来的。这需要对症状进行定义，并对其与法律的关系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