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被遗忘的中国古代寺庙家具：中原地区传世经柜风格初探 | 新室相
© 河北正定隆兴寺北宋转轮藏
数月前的一天，孙磊兄和我聊起一本书的计划，关于中国古代寺庙家具。我的心情有些复杂：对研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对受众来讲，这似乎又过于小众了。同时，对他和小伙伴儿们的研究能走多远，心里也打了个问号。
前阵子，孙兄发了一篇文章过来，是他提及的那本书的一部分，关于中国古代寺庙家具中的——经柜。认真读完此文，之前的顾虑烟消云散。
与我设想的不同，孙兄的研究并未进入到一种晦涩状态，相反给我的感觉是明快的。对这一本就甚少为人所知的中国古代家具品种，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类型学”，按地域将经柜划分为三种样式，又通过极为详尽的比对，道出三种样式间的异同，从而拖曳出经柜的一条演变轨迹。
此时，“中国古代寺庙家具”已不再是宗教家具，或某一特定范畴的家具，而更像是一个时空的引子，将人们的视线拽回到明清以前，拽出“明式”、“清式”，去看那更久远的中国家具史上，一些闪光的片段。与其说是宗教家具，不如说是宗教艺术家具，而在孙兄的论述中，侧重点又被放到了“艺术”而非“宗教”上，从而实现了小众向大众的转化。
明快还在于他的语言。孙兄学理工出身，在其行文中你几乎看不到他对于某件家具的抒情，有的只是他对家具“冰冷的肢解”，但这肢解本身却被他赋予了极度的温情。是啊，能够坚持近二十年的实地勘查、搜寻探访，又怎少的了这一腔热血？
文章末尾，包裹的其实是孙兄的一颗“野心”，比起单独剖析一两件家具，他更想通过自身的研究，施与读者一种观察、认识中国古代家具的崭新视角和想象力。学者扬之水著有《明式家具以前》一书，在我看来，孙兄的研究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这种努力，会让你感知到更多中国家具的美。这就是我们要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
文 | 孙磊
一
柜是中国家具中的收纳用器。在现今已经发现的公元5—10世纪中国古代重要的文献遗存——敦煌遗书中，没有见过寺庙使用家具状况的专门记录，但在其中一些寺庙的记账文书中，有对寺庙家具如案、床、柜等被大量使用的明确记载：
床的名目较多，有大床、大牙床、胡床、六脚大床、莲花大床等；案有明确的经案称谓；但柜就没有明确的经柜、佛柜、佛经柜、藏经柜提法，只有“XXXX经XX卷，在柜”的记录。
经柜的叫法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经柜是否是放置经书、佛教典籍的专用家具，是否还可以放置其它物品，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都无法得出准确答案。在此我们只能沿用约定俗成的讲法：佛教寺院中用于放置经书典籍的柜子，我们称之为经柜。
佛教寺庙中的经柜除了外在的设计形式和表面的使用功能，还内化了佛教礼仪规制。研究中国古代寺庙家具，对研究佛教相关物质文化的演进、中国古代家具的早期（相对明清家具而言）形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中原地区曾经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汾河流域、黄河中下游流域、漳河流域，按目前的行政区划包括山西晋南：临汾、运城地区；晋东南：晋城地区；陕西东部：韩城地区；河南北部：洛阳、焦作、新乡、安阳地区；河北南部：邯郸、邢台、石家庄地区。
这些地区古代寺庙众多，由于独特的人文地理气候环境，直到今日还能发现不少古代寺庙家具的早期遗存（相对明清家具而言），很多宋元时期或疑似宋元时期的寺庙家具像活化石一般依然存在，大型经柜就是其中不太为人们所关注的一类典型的寺庙家具。
存在于上述地区的疑似早期大型经柜，其整体形式和一座缩小的庙堂建筑相仿佛：
柜顶出沿，柜子的四条腿上部与之衔接（有些柜子承托柜顶的杖子于相交处出头，做成挖委角的半叶形状，这和寺庙建筑中立柱上端与梁架相交方式类似。这种做法在明清时期制作的柜子上比较少见，可能是明代以前家具的常用做法）；
四条柜子腿中后腿均为直腿着地，前腿有些也是直腿着地，有些呈藤蔓类植物（忍冬、卷草都归为此类造型）变形的三弯腿造型着地（造型浮雕都已经图案化）；
我们见到的此类大型经柜一般都是前脸柜面宽阔，四门横列，柜门有四抹、五抹、六抹多种做法，边门固定不可开启，中间两门可以对开；
经柜的前脸柜面一般都用横杖和剑脊棱按特定的制式进行横竖分割，并有高浮雕、落堂起鼓、彩绘作为装饰，浮雕和彩绘的题材有飞天、鲛人、童子、供养人、花卉、藤蔓植物（忍冬、卷草）、飞鸟水禽瑞兽，均为宋元时期常见的佛教装饰题材；
柜子整体批灰髹黑漆或朱红漆，局部施以红白绿三彩的彩绘。
在庙堂深处，大型经柜外视繁复华丽，质感朴拙，沉穆庄重，和周围造像、壁画、佛教法器物品的气息融为一体。柜体内部简素，用以放置经书佛典。面对面拉开柜门，取放经卷，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宗教仪式感，把中国古代寺庙家具的外在与内涵、繁华与质朴、物质与精神、出尘与入世、显露与隐藏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些超大型藏经柜，如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中的北宋转轮藏、山西大同华严寺婆伽教藏殿中的辽代重楼式藏经柜38间，既是极其特殊的藏经柜样式，又是国之重宝。
木质结构的古代家具，无论其结构多么合理牢固，相对金铜砖石而言都非常脆弱易损毁，能保存500年以上的都是凤毛麟角，加之古代典籍史料记载和实物遗存的高度碎片化，要想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分类，找到其传承演变的规律，发现极特殊样式、罕见样式、典型样式、常见样式相互间关联的确凿线索，都如大海捞针一样，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这些世间仅见的孤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三
经过近二十年的实地勘查、搜寻探访，过眼此类大型经柜实物众多，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梳理、分析考证，总结起来在上述区域大概有三种典型的大型经柜基本样式：
晋南样式，以运城地区为核心发现区域，临汾地区也有发现；
晋东南样式，主要发现地区是晋城地区古代泽洲的地域范围；
冀南样式，以邯郸地区漳河流域为核心发现区域，河南安阳，河北邢台、石家庄地区也偶有发现。
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大型经柜个体样式基本固定，应有明确的家具传承制作粉本。而从这三种样式经柜的造型、装饰手法、审美取向来看，它们既有着同样的渊源，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变化。
换句话说，从任何一种样式的古代家具上都能看出传承与变革两种元素，只是在大体相同的历史时期中，有的家具样式保留、继承的元素更多些，有的家具样式变革、创新的元素更多些而已。
具体就这三种样式的大型经柜而言（为了便于比较三种样式的经柜，明晰它们的共同传承和不同之处，相同部位尽可能用了同样的称谓，此为本文的特殊处理，如单独讲解某一经柜可能不太适合，特此说明）：
晋东南样式的经柜前脸柜面四门横列，四扇门上端下端各横列三块绦环板，下端的绦环板比较宽阔。四扇门一般为四抹门或六抹门做法，无棂格的设计，门中部绦环板之上下都是裙板。四扇门和绦环板、裙板都一致用落堂起鼓为装饰，起鼓边缘处饰有委角起线，起鼓处漆面之上施以金漆彩绘。整个经柜前脸柜面整体感、一致性最强。
前腿下部有直腿或藤蔓变形三弯腿（三弯腿上有浮雕）的不同做法。
从整体上看，晋东南样式的经柜相对晋南样式和冀南样式而言，体现变革的元素最为突出，且实物遗存在三种样式的经柜中相对数量最多。晋东南晋城地区有太行山和王屋山阻隔，地理环境多山，相对封闭，经柜演进成相对独特的形式必然有着特殊的人文地理成因。
▲《凿枘工巧：中国古代家具艺术展》著录的晋东南样式的经柜
晋南样式的经柜前脸柜面在三种样式中最为宽阔，一般为：四门横列，四扇门上端横列四块绦环板，四扇门下端横列三块绦环板，有的变形为更为实用的抽屉设计。整组门的左右两侧竖列三块绦环板，这种做法为晋南样式的经柜所独有，且都镶嵌有高浮雕或镂空雕作为装饰。
四扇门一般为四抹门做法，门中部绦环板也镶嵌有高浮雕装饰。绦环板之上有棂格，之下有裙板，裙板上沿着左右边挺和上下抹头浮贴壸门开光，开光下部上翻卷草纹，在没有被开光挡住的裙板漆面上施以彩绘。也有绦环板之上之下皆是裙板的设计，则直接在裙板漆面上施以彩绘。
绦环板上的高浮雕、镂空雕，和裙板上的壸门开光上翻卷草纹，都是在做完柜体前脸有了底板之后，另取木板进行切割雕刻，完成后镶嵌浮贴入位并用铁钉或木销固定，和柜体前脸是分成两木制作的。两木制作有利于工匠完成复杂精细的雕刻，大大提高了家具的制作水准，而作为早期出现的这种局部制作方法，明清时民间家具已经基本不再使用。
前腿下部为藤蔓变形三弯腿的做法，有浮雕。
从整体上看，晋南样式的经柜相对晋东南样式而言，继承的元素更多，实物遗存数量相对稀少，制作精美者更是难得一见。
▲ 晋南样式（出自山西闻喜）的经柜，可乐居藏
四
冀南样式的经柜从整体上看，相对晋南样式和晋东南样式而言继承的元素最多，更能体现宋辽金元甚至更早期家具样式的基因，实物遗存数量最为稀少，也最不为人所了解熟知。
除了那些曾经深入古镇古村落在原始发现地见过该样式经柜的人，一般人还都认为这种经柜也是山西古代家具的式样。最近看到河北省稍可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冀南样式的大型经柜，就以此为例具体解析一下冀南样式经柜的一些特点：
这件冀南样式的经柜高184厘米，宽142厘米，厚63厘米，前脸柜面四门横列，四扇门上端横列三块绦环板，镶嵌有折枝花卉与飞鸟纹饰高浮雕。
四扇门下端三块绦环板，尺寸非常宽阔，沿着绦环板的边缘浮贴壸门开光，开光下部上翻卷草纹。
四扇门为六抹门的做法，上中下三块绦环板，镶嵌十二块对向生长的折枝花卉纹饰高浮雕，枝叶的雕刻样式手法相同，花头有牡丹、葵花、菊花不同花卉种类。门上中两块绦环板之间是棂格，格心为斜十字菱花格造型，门中下两块绦环板之间是裙板镶嵌高浮雕，为类似春山秋水画面图样，有繁茂的植物花卉枝叶，有岩石、鹿和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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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图样的高浮雕为冀南样式的经柜所独有，其它样式的经柜均为图案或类图案样式的高浮雕。近二十年的时间，类似的冀南样式的经柜只见过三件，柜体上装饰的高浮雕雕刻水平确实有高下之分，但图案纹样、画面内容极其相近，说明应该不是古代工匠即兴所为，这些雕刻出现在这样的经柜上，肯定有着十分确定的含义。
前腿下部是直腿着地，冀南样式经柜未见有藤蔓变形三弯腿的做法。
目前此柜最外层朱红漆应为清代晚期后上，最里层还有制作时所髹的朱红漆痕迹，但考虑到分离难度太高，最里层原始大漆涂层保存状态不明，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件家具，只做了清洗去尘处理（我们发现很多古代寺庙家具都有多层髹漆的现象，可能是古代信士供养人所施，进行的上漆翻新的结果）。
高浮雕和壸门开光处还施以红绿黄三色彩绘，在谨慎清洗了表面的油泥之后，目前色彩因氧化而显得比较暗淡。清水清洗时彩绘特别牢固，经仔细观察判断应为原彩。
特别要指出的是，冀南样式的经柜四扇门上面和下面的横杖纵向高耸凸起，配合非常宽阔的下部绦环板，使整体有了下部高台基座上置佛龛式柜体这样的视觉效果。在山西运城金墓博物馆收藏的侯马大李村金代仿木构砖雕墓室（该墓室的准确纪年为金大定二十年即公元1180年）的墙壁上，有须弥座上置格子门的造型，和冀南样式的经柜前脸柜面的构成形式何其相似；和晋南样式柜面前脸虽然也有一定的近似性，可偏离度更加明显；和晋东南样式柜面前脸形式则最为疏离，偏差最大。
▲侯马大李村金墓北壁格子门
▲侯马大李村金墓西壁格子门
通过这样的简单类比，我并非是为了说明河北省稍可轩博物馆中收藏的这件经柜可能的制作年代，而是认为：
1、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寺庙家具和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样式构成有着很多的关联属性；
2、通过和金代造型符号作比对的准确度和相似度，可以看出冀南样式经柜继承的基因更多；
3、通过和金代造型符号类比的差异性来说，冀南样式经柜也有着许多变革的元素，只不过相比其他两种样式更少一些。
五
通过具体的对比说明，发现这三种样式的大型经在设计、制作、装饰上的异同，看似杂乱无序，又好像有着很多内在的联系。
本质上这三种经柜都有着非常近似的基础框架设计构成，但随着柜子前脸柜面横竖分割、分割宽窄横纵比例，及装饰手法发生变化，设计语言和视觉效果就有了明显的不同，无不确凿地表明三种经柜样式既有着共同的渊源，又有着不同的演变进化路径。
中华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家具出现使用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不是完全同步，但自从第一件家具被制作出来并被实际使用开始，中国家具设计制作一直是连续、持续进化演变的，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直至今日。
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碰撞对抗又相互融合，欧亚草原文化和中国农耕文化的碰撞对抗又相互融合，佛教文化艺术对中国物质文化艺术和家具设计的深度介入、影响，工艺制作水平、工具制造水平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古代家具发展成为极其庞大复杂多样的体系。不管单独建立什么样的说法：XX式家具也好，XX贵重材质的家具也罢，都无法替代中国古代家具所能达到的整体高度。
特别感谢持续四十年的中国古代家具收藏热潮，使散落在深山古镇、民居古刹、各个角落，不同年代、不同设计、不同风格的中国古代家具能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管出于什么前提，事实上是大量的中国古代家具得到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保护，共同守护了中华文化的基因。
现在随着原始状态的中国古代家具发现的机会越来越少，随着大家交流沟通讨论越来越方便，能得到的相关信息越来越多，审美认知水平的提高，欣赏水平的提升，更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我想我们应该静下心来重新审视我们手中拥有的古代家具实物，提升对古代家具的再研究、再认识，如此一定会看到许多我们原来所不曾看到的细节，一定能得到更多新的发现和惊喜。
过去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家具的研究，主要是以研究古代家具个体设计制作细节为主，并单独进行评判。往往对某一件古代家具上的解读能够自圆其说，同样的解读用在其它遗存样本上就产生了矛盾，很多古代家具制作、设计、装饰、分类上的争论也就因此而起。
如果在我们对中国古代家具进行学习研究时，能够放弃XX木制作的家具，XX式的家具，XX漆的家具，XX地区的家具这样一些前置的限定条件，把我们要研究的古代家具遗存样本放到统一的中国古代家具传承体系中去，把我们大家的审美标准、评判标准放置于相同的语境之下，是不是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相互印证，发现更多解读古代家具传承演进的密码？
建立开放包容、全面的中国古代家具审美认知体系，使中国古代家具设计这一古老的东方设计体系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名片，不也是我们众多中国古代家具收藏者、保护者、研究者为提升中国文化自信所能做出的一点点贡献吗？
（编辑：谢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