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鹏论：为什么哲学要对修辞学转向？
不管做什么，既能找出一堆支持你的道理，也会有不少反对你的道理，凡是模棱多可，正反皆有理，都不值得浪费宝贵的脑细胞，更不值得为它们停下前进的脚步，连一丁点儿的踌躇都不要有！
——坤鹏论
一、没有所谓的真理、知识和现实
就像现象学鼻祖胡塞尔所揭示的，人不可能跳出自己来观察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因此，人类永远无法100%客观。
它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高尔吉亚所说的：
——话语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欺骗性的。
而尼采超前的修辞观对语言、现实和真理的揭露则更为具体而犀利：
——不存在“非修辞的‘天然’语言”，语言本身就是“修辞艺术的产物”。
——语言对事物的表达从来都不是完整全面的，它只显示在自己看来该事物尤其突出的某一特征，这意味着我们通过语言获得的必然只是一种“局部感知”，谈不上与事物“真相”的真正契合。
——人类用语言建构了社会现实。
——人通过语言这个虚伪、强大的工具，伪装成真理，继而生成整个道德体系。
——修辞创造真理，真理是“人类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通过诗歌，修辞被加强了，得以变化了，被装饰了，经过在一个民族中长时间使用被固定了，规约化了，并具有约束力了。”
伯克则站在包括高尔吉亚、西塞罗、昆体良、尼采在内的修辞大家的思想上继续前行，他认为：
一切知识来源于语言，无论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科学，只有被用语言陈述出来才有意义。
但是：
首先，人类的语言本身就不是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其中的名词带着创造者浓浓的主观性、片面性，无法反映事物“真相”，那么，用它根本就不可能真正描述出真理，我们所谓的真理，都是修辞的产物。
其次，在陈述过程中，由于视角、利益等影响，人们总会选择性地陈述，一旦有了选择，便是修辞的过程，是构建意义的说服过程。
因此，知识的产生离不开修辞，知识从组成它的单元部件——语言开始就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客观真理。
再次，知识主要由理性和感性获得。
理性源于逻辑思维，但人是使用象征的动物，人的思维是语言象征性的，所以，理性知识也是语言的产物。
感性知识源于感官，而任何看或经历的事物也都要经过语言来实现，因为人是通过语言与外界打交道，并且，人对所看或所经历的事物也必须思考并作出判断，同样无法摆脱语言，所以感性知识同样也是语言的产物。
正如尼采所指出的，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的。
隐喻的意思是，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而人的认识和记忆都是与联想和意象相联系的，因而，客观世界一旦进入人的视野，便具有了某种修辞化的特征。
综上，修辞是一种思维的选择和对话的认知机制，具有天生的认知属性。
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人的价值观、评价系统都是通过修辞构建的。
语言表达修辞化可以使人更容易洞察外部世界，这就大大减轻了人的认知难度。
“无论是常识，还是科学，其基本概念都包含着修辞创造的结晶，如桌腿、水面、山头、根本、基础、能量、重心、辐射、引力波、分子筛；分析、综合、批判、蕴含、干涉等等。它们都是知识和真理的‘货币’”。
修辞成为主体抵达认知彼岸的舟筏，人在修辞中认识世界，然后交流并传承其认知结果。
总而言之，真实的世界是一个被人类修辞化的世界：人对存在的体验是修辞化的，人对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表达也是修辞化的。
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人一旦运用语言，不管是家常里短，还是现实真相，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
这不禁让坤鹏论想起了老子的话：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最大最美的声音乃无声之音，宏大的气势景象没有一定之形。
这里面所蕴含的道理就是：人类创造的、使用的、滥用的象征，是无法陈述出世间最好的东西的，比如：真理。
从语言一开始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这就已经被注定了，因为它的发明者是渺小的人类。
同时，只要到了人们口中的所谓的真理、知识、现实，都不是什么存在于外界等待人们去发现的客观事物，而是通过语言的运作建构起来的。
所以，凡是言说出的，都不是永恒/普遍真理。
凡是言说出来的，不管是哲学，还是科学，都是具体情景下修辞者在其动机驱使下对受众的诱发合作。
那么，凡是言说出来的，都是在为他人构建辞屏，正如伯克所言：
“我们必须使用辞屏，因为我们不用名词就没法说任何事情；不管我们使用什么名词，这些名词必定形成一个相应的屏，任何这样的屏都将把人的注意引向某个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可能还有不同的屏，每个屏都各有引导注意的方法、决定观察的范围，因为这个范围蕴含在特定的词汇之中。”
凡是言说出来的，都不可避免地会把主观意志带入其中，所谓的知识、真理、现实不过是修辞的产物，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中性的。
不信我们就去观察、反思，不管是大到国际政治舞台，还是小到家庭教育，人们最喜欢的就是以知识、真理、进步等为幌子或借口，相当于用修辞堆出制高点，然后站到在上面去影响、去干涉、去批评他人。
而这样的制高点是变化多端的，即使到了同一个人口中，也会根据其动机而变换。
正如美国著名修辞学家福斯所说：“现实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们谈论它所用的象征的变化而变化。”
而这恰恰证明了，现实是用语言建构起来的修辞产物，不是客观的。
所以，人生在世，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他们往往是出于自己的动机诱使你改变态度和行为，并非出于对你的好心好意。
修辞，是人性的体现。
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利益；
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动机；
哪里有动机，哪里就有说服；
哪里有说服，哪里就有修辞；
那么，哪里有人，哪里就有修辞。
二、“哲学家对修辞学转向”、“哲学对修辞转向”
之前坤鹏论介绍过，西方哲学界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语言论转向”。
哲学家开始系统地批驳以笛卡儿和洛克为代表的认识论哲学和科技理性。
他们冲破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统治，唤醒人文意识，重点关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语言。
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的一种工具，而上升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从此，语言、意义和世界之间的表征和建构关系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出现了规模宏大的修辞复兴运动，修辞逃脱出了单纯的文饰技巧的狭隘处境，上升为与思想共生的高度，正像前面所说，所谓的真理和知识都是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建构的，自此，修辞学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重视、复兴与发展——“修辞在本质上是创新的思维方式；修辞在本质上是优化的、个性化的认知方式；修辞在本质上是智慧的生存方式。”
既然修辞就是人类的基本能力之一，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亦或者各种研究，都是修辞的产物。
那么，哲学从本质上也是修辞性的，哲学研究不能离开修辞，这样的认识使哲学家对修辞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于是，西方哲学界出现了“哲学家对修辞学的转向”和“哲学对修辞转向”。
在哲学的带领下，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各学科迅速蔓延起一股“修辞转向”的潮流。
它们的学者纷纷将研究视角转向修辞。
因为“与‘语言性’相比，‘修辞性’更突出的是语言活动的社会动机和社会效果。”
学者们发现，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和能力，但是，它们一旦从语言层面上升到修辞层面，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中使用，就会成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
哲学家罗蒂将人类的话语发展史看成人类玩不同的“语言游戏”，用不同词汇对事物进行各种描述和再描述，从而达到各种目的的历史。
他指出，人类有多少必须实现的目的，就可以发明出多少描述，有多少应用必须满足，就能够有多少描述。
“大科学家发明关于世界的各种描述，这些描述对预测和控制发生（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这一目的很有用处。诗人和政治思想家则出于另一些目的发明了关于世界的其他描述。”
人们并不关心它们对相关事物作出的描述究竟有多么准确，人们关心的是它们究竟能够发挥出多大效力。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重新描述使事物看上去或好或坏，或重要或无足轻重，或用处很大或一无所用。”
正如高尔吉亚所说：“言说是一位大权在握的王公，它能够通过最为细微精致的手段产生最为神妙的效果”，没有人抵御得了这位“王公”所拥有的控制人类情感和态度的巨大权力。
西塞罗则表示：“修辞实践在从人类文明的发端一直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等不朽伟业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当代，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从修辞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学科，意识到各自学科的知识其实就是各学术群体通过交流、讨论、论辩和说服而得到的共识，并受具体社会历史文化条件、权力机构的影响，而学术研究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修辞，即“研究修辞”。
因此，“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修辞学家中，他（伯克）的‘戏剧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至少必须在人们的索引中出现，不管人们是否试图去弄懂伯克。”
现在就连自然科学家也承认，大部分科学话语也是策略性的、辩论性和修辞性的。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 “只有通过修辞学，科学才成为生活的一种社会因素……一切希图具有实际用途的科学都依赖于修辞学。”
因为，所有知识都要通过语言才能走进实际生活，科学也不例外，即使是科学，其目的也是说服，因而具有着修辞性。
同时，人们也接受了伯克关于科学主义的论述，对于科学知识的观念，不再将其视为恒定、普世的真理，而只是和某个“科学集体”或者“科学范式”密切相关、具有特定“归属”的一种特殊观点或意见。
最后，坤鹏论引用一段伯克的经典比喻，与大家一起静静品味：
设想你走进一座大厅。
你来迟了，你到达时其他人比你早很久就到了，他们在进行激烈地讨论，激烈得没法停下来准确地告诉你到底讨论什么。
事实上，在他们之间任何人来之前讨论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没有一个在场的人能为你追溯先前的每一个步骤。
你听一会儿，直到认为已经弄明白人们争辩什么的时候才加入到辩论中来。
有人会问你问题，你回答他；另一个人来为你辩护，而另一个人则试图反驳你，这使你的论辩对手要么感到尴尬，要么感到满足，这取决替你辩护的人的水平。
然后，你离开了，讨论仍然在激烈地进行之中。
本文由“坤鹏论”原创，未经同意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