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中国古代青铜艺术》青铜三大鼎

青铜，在中国古代主要是指铜与锡的合金，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发明。远在5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中国古人即开始使用青铜制品。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铸造达到鼎盛，辉煌灿烂，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作为礼乐文化的主要载体，青铜器用以“明尊卑，别上下” ，彰显、维护等级制度。

中国国家博物馆素以收藏中国古代青铜重器为世人称道。殷墟妇好墓青铜器、“后母戊”青铜鼎、“子龙”青铜鼎、“盂”青铜鼎、“天亡”青铜簋、春秋晚期蔡侯墓青铜器及战国辉县固围村青铜器，足以代表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历程各时期的重要成就。从中我们可以体味造型艺术、装饰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书法艺术演变的轨迹，并继而探寻创造这些艺术元素的源泉，即我们民族上承远古、绵延不绝的审美体系。

青铜鼎

鼎，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不仅是宗庙重器，也是王权象征，人们习以“定鼎”、“迁鼎”之类词语，喻王朝之更迭，社稷之兴替。

本展览中有被誉为“中华第一鼎”的“后母戊鼎”，是迄今发现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庄严肃穆，仰之弥高，历久弥珍。

2006年回归的“子龙鼎” 是已知商代最大的青铜圆鼎，浑厚凝重，铸工精湛。

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为晚清所出四大青铜器之一，器内壁铸铭长达291字，文中精辟指出商周易代的原因，总结了所谓“殷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且铭文书风凝重，气韵生动，字字珠玑。此三尊大鼎高度均超过100厘米，在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之美的历程中昂扬矗立，泰山北斗。

大盂鼎

大盂鼎，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

后母戊鼎

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青铜文化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后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后母戊鼎亮相时的标牌为后母戊鼎。“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争论，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为“司母戊鼎”。

子龙鼎

子龙青铜鼎 商后期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别称：子龙鼎

尺寸：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高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

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1956年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尽管通高不及子龙鼎的一半，但轮廓极为相仿，其口沿下的饕餮纹构造几乎相同，只是前者的饕餮纹间没有设置龙首装饰。而1990年殷墟郭家庄M160墓出土的圆鼎，形制、纹饰也同子龙鼎接近。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通过形制学角度分析，子龙鼎的年代应该在商晚期偏晚，近于商末。子龙鼎应该划归商末帝乙、帝辛（纣）或周初武王、成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