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孟密与木邦土司纷争的处置及影响窥探
摘要：明天顺以降，滇西地区木邦土司属部孟密与木邦展开了激烈纷争，由于朝廷处置不当，使原本为边疆土司内部的纷争转化为整个滇西地区土司之间的争夺，结果导致了朝廷公信力下降，出现了滇西外围土司投靠缅甸之现象。因此，展开孟密与木邦的纷争及其影响分析，可以深化明朝滇西的地缘政治和社会格局研究。
关键词：明朝；西南边疆；滇西；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孟密安抚司；处置
明代滇西土司诸多，土司问题属边疆研究之重要内容，深化其研究，对丰富明代西南边疆地缘政治和社会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就目前明代处理滇西土司纷争研究成果而言，大多集中在洪武、永乐、正统、嘉靖、万历朝时期，认为引起滇西地区土司纷争的直接原因是明廷“析麓川地众建土司”所致。笔者广泛查阅《明实录》等史料发现，天顺、成化年间，明王朝对木邦和孟密纷争处置失宜，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导因于朝廷对滇西土司地区经营未得善策，一时出现了滇西治理失序的政治现象。因此本研究拟从木邦与孟密的纷争入手，探讨朝廷处置该事件引起的后果和影响。
木邦，又称“孟都”或“孟邦”，位于今缅甸掸邦东北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廷在此置木邦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明初平定云南后，改为木邦府。永乐二年(1404年)，改为军民宣慰使司，以知府罕的法为使，赐诰印，是明代“三宣六慰”之一。正统年间，朝廷征麓川时，宣慰罕盖法与麓川战于孟定、孟琏地；随后又遣兵攻打板罕、贡章等寨，为朝廷边疆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英宗皇帝加授宣慰使罕盖法为“怀远将军，封美罕板太淑人，赉以金带、彩币”［1］8145；木邦以“有功益其地，故分土最远”［2］104，成为明代滇西势力较大的土司之一。
孟密，为木邦所辖部落之一，罕宾法任宣慰时助朝廷稳定滇西功勋卓著，被授予“孟密十三处”［3］990，从而拥有了孟密等寨。孟密辖地矿产资源丰富，“东产宝石、产金，南产银，北产铁，西产催生文石”［4］。正所谓：“云南宝井，环孟艮、孟养(密)，诸夷俱有之，惟孟养(密)所出称为最……井所出，色类不一，其价亦悬殊，有铢两即值千金者。”鉴于孟密土司的政治地位和资源优势，木邦土司罕楪法在位时，把女儿曩罕弄嫁给陶孟思歪，企图通过联姻的方式拉拢孟密，以扩展木邦土司的政治势力。
然而罕楪法于景泰初年去世后，曩罕弄自恃“擅有宝井，遂藐视父家”，以其侄罕落法嗜酒好杀为由，仗着辈分高不服束，“嗾族人与之争官”。天顺元年(1457年)，孟密曩罕弄等部联兵攻杀罕落法。天顺二年(1458年)，罕落法奏“思坑、曩罕弄等欲争夺其官，又数戕杀其百姓”，朝廷令云南镇守总兵等官“勘议待报区处”。罕落法作为其辖境的土司之一，辈分地位最高，本应最受族人和所属部落的拥戴。然而，罕落法自袭替伊始，便遭到孟密等部落及族人的不公正待遇，甚至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避居他处。
这种内部唯我独大的情形，助长了孟密土司有了吞并木邦的野心，曩罕弄不仅自称“天娘子”，而且任命其子思柄为宣慰，并“掘罕楪法父祖冢，夺其金牌信符”，迫使宣慰罕楪法逃奔孟乃。同时还派遣心腹扫硬等向明庭“朝贡象、马，及金银器”，以求开设衙门。成化二十年(1484年)，孟密如愿设立安抚司。有了朝廷印信号纸，曩罕弄更加肆无忌惮。弘治二年(1489年)，曩罕弄占夺木邦地二十七处之多，还诱使其头目放卓孟等背叛木邦，使得木邦“孤弱不能自立，其(曩罕弄)势必尽吞木邦乃已”。弘治四年(1491年)，孟密围困木邦，进一步夺占木邦土地。弘治七年(1494年)，木邦宣慰罕挖法至孟乃寨娶妾时，孟密安抚使思楪乘机袭击，占据木邦，诱降其头目高答落等聚兵阻其归路，导致罕挖法不得归，滞留孟乃寨则三年有余③。孟密安抚司的设立以及木邦内部的纷争，导致木邦领地丧失殆尽，存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5］274。为了挽救其统治地位，罕挖法妻子便向大金沙江外的孟养头人思陆求助，思陆本为麓川后裔，正统年间被明廷打败后，逃到孟养地区并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一直有恢复父祖故地的意愿。当罕挖法妻子向其求救时，便借机过江。孟养过江后，便与各土司展开激烈的仇杀和争夺，滇西混乱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云南之患由此起”［6］。
在孟密脱离木邦的过程中，明王朝意见纷争不已，经营未得善策，加之处置该事件的各级官员各行其是，使本为土司内部的纷争逐渐演化为整个滇西地区的混乱，从而加剧了事情的复杂性。
天顺以后，明王朝内部管理混乱，边务纷繁，故对滇西土司的态度和治理策略较明初积极“备边”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景泰四年(1453年)，木邦土司罕落法承袭父职，以思法为首的族人聚众攻打罕落法，故罕落法向云南总兵官沐璘求救，沐璘遂“诏左参将胡志调兵抚谕之，与其族人部众设盟而还”。但天顺元年孟密联兵反抗木邦时，镇守中官罗皀奏请“委南宁伯毛胜、都督胡志量调官军，相机剿捕”。英宗帝却认为这是“夷人自相仇杀”，先观事态发展，暂不许派兵。天顺二年罕落法再奏曩罕弄，“数戕杀其百姓”，而乞兵进剿，朝廷只令总兵等官“勘议待报区处”，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事态发展。宪宗继任后基本承袭英宗时的政策。成化十八年(1482年)，云南总兵官沐琮又奏称曩罕弄“执迷不服，且闻其往结交趾，欲借兵杀略木邦、八百诸处，……必发兵剿之，以除夷患”。对沐琮的上奏，兵部尚书张鹏主张用兵，朝廷对此进行了廷议，“皆以孟密与木邦仇杀，止宜抚谕”［7］8146。成化十九年(1483年)，曩罕弄又派遣陶孟至京祈求设立安抚司，朝廷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位高权重的三位内阁大臣———刘珝、刘吉和万安却政见不一。争论无果后，明宪宗派程宗和太监谭平前往抚谕，“或仍隶木邦管辖，或别设衙门统领，斟酌事体，……先后敕内改载不尽者，听尔等便宜而行”。从诏谕可以看出，朝廷没有积极阻止孟密为乱，而是采取了审机观势的态度。由于最高统治者对西南边疆地区治理模棱两可，各方势力掺入其中，从而加剧了滇西局势混乱。如镇守官南宁伯毛胜留镇云南时，当孟密反叛木邦后，毛胜便施压“诱取孟密宝石”；指挥郭景不仅以调节为由获取孟密宝物，还强娶曩罕弄孙女。
此外，太监和“汉奸”也卷入其中。成化十六年(1480年)，镇守太监王举因到孟密索取宝石未遂愿，便上疏其叛木邦之罪，请朝廷征讨。曩罕弄惊恐不知所措时，周宾王为其献策曰：“今万阁老(万安)名为要钱，又当权，且新结昭德宫(万贵妃)，与万皇亲家最密，若遣人赍重宝投之，不止不征，更可开设衙门讨官矣。”［5］274曩罕弄于是遣人带重金及宝石见万安，万安便许诺其另设衙门。
再者内阁大臣万安受贿后，千方百计阻止进兵孟密，也不让云南官员招降，而力谏“有才识者”的程宗和“深谙夷情的翻译苏铨”前往诏谕。由于宪宗皇帝诏谕的伸缩性，为程宗处理孟密与木邦的纷争留下了空当。程宗前往后，不仅熟视孟密的傲慢无礼，对其“求索他侵地”，皆无视之，并且处置不公正，如对曩罕弄派的使臣“皆犒赉殊厚”，却对木邦“诉告者皆杖遣之”。成化二十年(1484年)，程宗以“曩罕弄与木邦仇杀已久，势难再合”为由，设立孟密安抚司。
作为高居庙堂之上的内阁大学士万安，为了谋得政治上的地位和私利，不仅没有边疆治理经验，而且还不顾边疆安危，滥用官员勘处夷情，造成云南边外土司木邦与本属自己领地孟密“兵连祸结，垂四十余年”［7］8148，矛盾愈演愈烈。而后期孟养思陆过江，又加剧了云南边疆形势的复杂性，使“蛮中之患，又在孟养矣”。因此，木邦与孟密之争事件后，云南边外土司对中央王朝产生了离心倾向，是为明朝廷对云南边外土司治策的分水岭。
在孟密与木邦的纷争中，朝廷由于未得善策，以制止事态的恶化。相反，由于用人不当导致了朝廷公信力急剧下降。而允许孟养过江，则加剧了滇西土司地区局势的动荡，各土司展开了激烈的领土争夺，对明代滇西的地缘政治和社会格局影响极坏。
自景泰、天顺以来，面对孟密一再攻占木邦领地事宜，内阁大臣万安上疏只要“差发进贡，未尝有缺”即可，至于孟密与木邦争夺村寨诸事件，英宗皇帝也认为是“夷人自相仇杀”，暂不许出兵，进而认为调官军进剿乃是“贪功生事”。可见，自英宗朝以后，朝廷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廷的不作为助长了曩罕弄的野心，不仅藐视木邦土司权威，还聚众劫掠陇州宣抚司境，勾结缅人攻打孟养贡章等处，“累抚不悛”。后朝廷派遣右都御使程宗勘处夷情，然当曩罕弄提出“我猛密之于木邦，尤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长成，驱背大象，宁能复入大象腹中乎”之无理要求时，程宗不是积极制止，而是允准“曩罕弄叛而请命于朝，若许之，则凡土官宣慰闻之谁不解?是即周天子命三晋之意”。时有云南巡抚吴诚力陈设立孟密安抚司带来的后果及危害，程宗却以“万公甚蛕，汝敢复阻扰耶”［8］1009为由，拒绝了吴诚的建议。
孟密成立安抚司后，在中央王朝和封疆大吏的庇护下，孟密不断攻打木邦土司地，弘治二年占夺木邦土司领地二十七处，弘治七年乘罕挖法离开木邦时，又阻其归路。孟密所为不仅引起了滇西“诸夷俱怒，誓必共灭孟密”［9］769，且罕挖法子罕烈即位后，企图“再生其命”，日与孟密交战，“垂四十余年，势愈猖肆”［7］8148。为了复仇，木邦还请求江外孟养援助，孟养主动向朝廷请缨，于弘治七年被允许过江攻打孟密。孟养过江便放言，“我曹犹此鹰，夺得土地，即管食之耳”［7］8152，在占据滇西水陆要冲蛮莫后，又联合木邦兵，“烧孟密安抚司，杀掠蛮民二千余人，劫象马金宝”［7］8153，并开山凿道，直抵腾冲。
弘治十六年(1503年)，思陆还模仿孟密，向朝廷索要宣慰司印未果后，便“数出兵与木邦、孟密仇杀，无宁岁”［7］8154。
土司纷争不断，朝廷不予调处，遂致“西南诸夷，皆窃睥睨以轻中国”。这与前期滇西土司按时朝贡，尤其是永乐二年(1404年)到正德十二年(1517年)木邦与明朝间的贡赐活动达36次，居云南边区各土司首位［10］43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更为甚者，还出现了陇川宣抚司岳凤“以奴灭主”、耿马土舍罕虔“以孽夺嫡”［11］的混乱现象。土司袭替，使各土司不愿诉诸镇守官员，转向缅甸求援，缅甸“知其故，邀从彼处替袭，(遂使)土司不知有朝廷矣”。云南巡按陈文燧曾上奏，若遇土司袭替，镇守官员应即行勘处，并适当放宽限制，如“应纳例银，或减半征谷，其报应袭，幼给冠带，长授职级。正枝无嗣，旁枝有能约束地方者，照例与之，不必重勘”。内部纷争逐渐演化为外族的乘虚而入，从而加剧了滇西地方社会的混乱。
在孟密与木邦的纷争中，镇守官员钱能、王举之辈，以及前往勘处夷情的程宗，虚掩罔饰，以“曩罕弄与木邦仇杀已久，势难再合”为由，设立孟密安抚司。程宗不仅得到赏赐，还一路青云直上，升为右副都御使及云南巡抚，“寻升刑侍郎，转刑书”［5］275。
见孟密叛乱局势难控制后，朝廷才对兵部施压，要求处置。云南参政毛科为了邀功晋升，轻率进攻，被孟密设伏歼之，存活者只十之二三。绵州御史金献民巡按时，发现官军死伤甚众，但内阁大臣谢迁却庇护毛科，金献民不敢言，后事迹败露，毛科只降为贵州按察副使。孟养过江之势不可制，毛科又唆使云南巡抚攻打孟养，巡抚便保“毛复往抚”。金献民迫于压力，上奏“抚治孟养非科不可”［12］。孟养知道毛科的意图后，遣使谢罪，愿以蛮莫等地归朝廷，且“请比普安州米鲁叛逆伏诛，寻以其族为土官例，欲复宣慰司如旧”。内阁刘健与吏部尚书马文升认为孟养“无官彼亦自王其地，有官则可制”［13］248，认为设官是治理孟养的上策。而谢迁包庇毛科以赎过升官，与刑部尚书闵皀和兵部尚书刘善合谋不许设官，力主攻打孟养。思陆得不到朝廷的恩准，便“数出兵与木邦、孟密仇杀，无宁岁”［7］8154，从而导致滇西地区动荡不安，“此其端欤”［13］248。
此后，镇守滇西土司地区的官员贪墨成风，“放纵不知法度”，他们通过谎报军情、粉饰战果以达到晋升目的，动辄以“拓地千里，皆归受约束”“缴获器械堆积如山”等极尽夸张的战功欺君罔上。如李材在万历年间征缅中就“欲以边功自见”而大张其功，附会虚饰。后经巡按云南御史苏-等勘核后查处不可信者高达七项。溯其缘由，即“急欲以边功自见，抚臣且为其所欺”①。
又如孟养军队，以云南军士镇压也易如压卵，却屡抚不退回大金沙江外，“皆镇巡等官失之于初，逋逃奸人谋之于中，抚夷官员坏之于后”。或为了邀功言而无信，如刘?许诺不杀岳凤后，木邦罕凤、迤西思义均杀缅甸使臣投靠刘?部将，罕进忠也率众来投奔，孟密安抚司土舍思混也遣其弟思化送大象及缅甸伪印来降，其他诸夷望风内附者接踵而至。但当岳凤被解送京师后，孟密思忠惧，“复率锡波、思哥投应里，竟死缅中”［14］1007。其他镇守官员也广占夷田为官庄，掠夺财物为己用，导致自成化以来“典马典军，费以万计；磕头见面，亦要数千；过江、子粒等钱，无时得了；白米、马料等户，无日不征。加以跟官小人，百样生事，害人积棍，一时纵横取索，椎髓剥肉，倡言不恤”［15］737。尽管宪宗告诫边疆大吏“必同心协力，若人怀异，酿成祸害”，但各官员往往置若罔闻。
作为滇西土司臣服中央王朝标志的金字红牌制度也被破坏，嘉靖初孟养和木邦杀“赉金牌信符千户曹义”［16］1004便是明证，这种失信从而加剧了滇西边疆地区的动荡和混乱。
嘉靖以后，缅甸不断北上，侵占和兼并云南边外土司，源于孟密与木邦纷争过程中朝廷允许孟养过江，其后孟养与木邦土司联合大破缅甸，明朝廷对该事件处置失宜导致了系列连锁反应。嘉靖初，孟养思伦和木邦宣慰罕烈发兵大破缅甸。嘉靖七年(1528年)，缅甸向明朝申诉，明王朝派永昌知府严时泰、指挥王训往勘，恰值武定凤氏和寻甸安氏叛乱，无暇顾及缅甸而被搁置。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逃至南部洞吾母家的莽瑞体因和解马革得楞子部落酋长排来兄弟争国构兵，“兄弟感之，因奉瑞体为长，让居马革”。后莽瑞体灭排来兄弟，尽有其地。又得缅僧，以“异术佐霸其业”，缅甸日渐强盛，四面吞并，被尊为“金楼白象主莽哒喇”［16］1004。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孟密土司思真及其子思汉去世，内部嫡庶相争，莽瑞体乘乱纳思汉次子思琢为婿，遣之回孟密夺其兄印，以假道孟密攻掠孟养，以复前仇，进而招诱“陇川、干崖、南甸三土官欲为乱”。
隆庆二年(1568年)，木邦宣慰使罕拔遣使告袭，因明廷处置不当，导致罕拔大怒，与弟罕章集兵阻断与内陆交通，造成当地严重缺盐。莽瑞体知道后，立即“馈盐五千簦”［17］455，罕拔则亲自送金宝象马向莽瑞体致谢，对方也赠以宝带、缅铎、白象、锦、珍宝、香药，并约为父子。一石激起千层浪，潞江安抚使线贵听说罕拔投缅得到不少实惠后，也投靠莽瑞体，向其泄露边境地区之虚实及如何吞邻境及侵占内陆，线贵得到莽瑞体割让的两冈地后，又不遗余力地诱使陇川等土司投靠缅甸。
万历初，木邦罕拔和陇川教读岳凤屡次诱导莽瑞体入侵三宣，陇川首被其害。时陇川宣抚多士宁已被岳凤杀害，其妻罕氏不支，便带印信和二子二女及侄罕朝光投奔永昌。当地官员不仅不派援兵，还勒令罕氏携印和子回陇川。岳凤见永昌镇守没有出兵陇川之意，便与罕拔及缅率兵五千夜袭陇川，陇川尽被岳凤占据。岳凤又与罕拔盟誓攻孟密，“奉瑞体以拒中国”［17］。
万历十年(1582年)，岳凤唆使莽应龙杀死木邦罕拔后，“尽有西南土宇，逼邻内治仅一线，中国不以问，缅始骄轻”［18］313。广西人陈安，亡命入缅后被莽应龙署为丞相，与岳凤羽翼其间，“教其侵掠疆土之计，常领夷目逾金沙江掠我内陆”［19］。万历三十年(1602年)，缅甸攻蛮莫，土官思政败奔内陆。缅甸“以重兵入滇索之”，抚臣不保护思政却“斩思政首畀之”［20］929。
面对缅甸不断拉拢边外各土司，金腾兵备副使许天琦曾遣指挥侯度持檄招谕，到迤西(孟养)时，头目思个得檄，“从违未决，乃刻木二，一书天皇帝号，率众拜之，乃卜。及卜，则天皇帝者卓立几上，莽瑞体倾坠于地，由是决意向中国”。这则史料表面上看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和偶然性，但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只要有中央王朝的支持，边外土司均愿服从其统治，因此，檄书一到，孟养思个立即投向明王朝。思个听说明朝援兵将至，便设计让头目乌录剌送领兵万余人，在阿瓦断绝缅军粮道，自己带领大兵埋伏于戛撒险隘地方，诱使缅兵深入后，阻其归路，等朝廷援兵到后便前后夹攻。缅兵果然中计，进入戛撒，思个急令伏兵守险隘，断绝缅军粮运道路，等待中国援兵到了首尾共击之。缅军被围，至“以撮金易合米，始屠象马，既剥树皮，掘草根，军中疫作，死者山积”。莽瑞体试图与思个讲和，思个未理，一直等待援兵。金腾兵备罗汝芳乃调汉土军士赴援，无奈“有入贺行者，恐为兵兴阻，移书同事，合文止援”。知道罗心意已决后，便向巡抚王凝揭发其出兵是“兵兴祸连”，于是王凝“驰檄亟止汝芳”。岳凤知道明朝援军未至，便集陇川援兵二千，导莽瑞体从间道逃遁，思个率兵追杀，缅军存活着只十分之一二。
本次战役，明朝本可“藉此援，少申中国之威，则诸夷从缅者当改虑”［21］368。但错失挫败缅甸时机后，朝廷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竟要求孟养退还所得缅甸兵象和战俘，同时还送金帛等物给缅甸企图好言劝谕，使“群夷失望，且益坚附缅心”［21］367。如此荒唐之事，不得不让人慨叹：“莽酋是时已诱我木邦，侵我迤西，据我陇川，残我干崖。贼势如此，乃犹循循焉，还其俘，重其币，欲求与解怨修好，所谓掩耳盗铃，割肉馆虎也。安静一言，误人至此，奈何!”［21］368由于莽瑞体对思个怀恨在心，万历七年(1578年)，莽瑞体率兵攻孟养，孟养因没有援军而不敌缅甸，思个奔腾冲，途中被其手下郎都等执送莽瑞体，思个不屈被杀，缅甸占领孟养地区。
古代中国，任何一个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和经营，一方面取决于王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则与统治者对四夷的态度密切相关。明朝建立后，为了对付北方的蒙古势力，积极经营西南地区。作为务实的政治家，朱元璋不仅亲览云南舆图，认为土司的臣服胜过十万甲兵，曾言“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同时，还遣官问询，了解麓川控制的百夷地区因“云南、大理不和，……梁王无力克复，至今蛮占”，由此得出“云南不可不备边”［22］的治理模式。于是明朝通过道在得人、重在不叛的策略，以静制动的手段，瓦解了麓川思氏的割据势力，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和长官司，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职。同时，通过地方行政军事机构、移民屯田、土司袭替和朝贡等方式有效控制了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实现了对云南边外土司区的有效管理，达到了拱卫云南内陆的目的。
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不理朝政，派到云南的各镇守官员和封疆大吏对木邦和孟密纷争处置不公，引起滇西部分土司的不满。而允许孟养过江，加剧了土司纷争的复杂性，随后的抚绥失宜，不仅导致土司之间的仇杀，加之“军政日坏，上无可任之将，下无可用之兵”［23］1274，朝廷官员对西南边疆的态度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即“缅之为滇患也已久，然以北虏、南倭视之，实狐鼠已耳”［24］744。加之地方抚镇的置若罔闻，出现了滇西外围土司投靠缅甸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导致明朝中后期滇西外围土司脱离明朝投靠缅甸源于明初征麓川后的众建土司，或是正统年间的三征麓川。但无论明初还是正统年间征麓川，都有力地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拱卫了滇西的边疆安全。综观《明实录》等资料记载发现，木邦与孟密的纷争中，朝廷处置失当才是滇西外围土司动摇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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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原文注释已删除，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