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的德国制造业 | 比较
制造业使美国富裕、发达；让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中击退以农耕为基础的南方顽固叛军；催生了20世纪所有最伟大的城市。大卫的爷爷（Don Lochbiler）成年后很长时间都在《底特律新闻报》当记者。退休后他出版的唯一作品《与底特律共舞》，赞美一个傲然向全球运送产品的世界级汽车行业的诞生，同时也歌颂最繁荣富裕的一代名城底特律。《底特律新闻报》编辑马丁·海登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在美国的城市史上，恐怕没有哪座城市，可比拟底特律从密歇根州和五大湖商业区的一个地方枢纽，进化成为1973年以工业化大生产发源地誉满天下的庞然巨物。”
制造业意味着经济成功。IBM科学技术部前副总裁拉尔夫·戈莫里郑重指出，“制造业一度被公认为是美国杰出实力和经济繁荣的基础。”
然而岁月无居。1950年，超过1600万美国人在制造业就业。制造业就业岗位扶摇直上，1978年达到峰值1900万左右，然后开始跌落。今天，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约1 200万。同期制造业就业比例从1/3下降到低于1/10。
随之而起的一个反应，即承认制造业大幅下滑在所难免但无关紧要。金融界专刊《福布斯》一篇题为《制造业为什么不重要》的文章解释说：“我们非常清楚促成工业时代经济成功的种种因素——获取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资本、机械，以及（很多情况下）一个好点子。现在，所有这些传统优势日渐消退，除了好点子。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返，我们即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制造业将成为某种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财产，将胜过一切。”
可是并非每个人都不担心。已有学者、思想领袖和政策制定者表示非常关注制造业的衰落，以及尾随而来的经济和社会受到的侵蚀。去底特律、克利夫兰或印第安纳州加里走一遭，就能了解当制造业消失又几乎找不到东西代替时，呈现的是什么状况。
这不只发生在美国。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曾宣告：“当我们停止建造火车、飞机、汽车和船舶”，法国将不再是伟大的国度。他的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制造业就业比例自1970年起已经减半，从28%降至不足14%。法国的遭遇，影射了席卷整个欧洲以及其他OECD成员的制造业就业流失。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日报之一《卫报》有文章提出疑问，“为什么英国不再制造”？并警告“在过去30年里，英国的制造业缩水了2/3，堪称所有大国中最严重的去工业化，并冠冕堂皇谓之经济现代化——可是能用什么取代它”？
然而德国照样我行我素。制造业继续为该国提供重要的经济后盾。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政策董事会前主席查尔斯·维斯纳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令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危如累卵。可德国，尤其是它的制造业，却表现优异。”数据支持了维斯纳的说法：当美国制造业占其GDP比例仅为13%、英国仅为12%时，德国制造业占GDP比例竟高出近一倍，达到21%。
维斯纳解释道：“在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屈服于亚洲竞争时，德国扩大了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他继而忖度：“德国是怎么做到的？一个高度管制、拥有强势货币的高薪国，到底如何迎战亚洲低成本对手并增加了自己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事实上不只他在苦思冥想，很多发达国家都想知道如何以及为何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德国制造”依然反响巨大。本章的目的，正是解释为什么今时今日，德国制造仍旧举足重轻，还有同样重要的，为什么这也是德国经济韧性的秘密之一。
德国特性
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落大体被归因于全球化，特别是亚洲低成本竞争的出现。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解读了全球化进程触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制造业下滑的经过。弗里德曼指出，亚洲和东中欧国家之前都被撇在一边，不能参与OECD成员国之间发展的大型交易与经济一体化。而正是贸易开放和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大幅促进了二战后西方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惊人经济增长。
柏林墙的倒塌掀起巨变。随着东欧地区和中、印两个巨型国家的开放，比较优势结构从根本上被撼动。与这些国家发展贸易、创办工厂、开放设施、获得早先难以企及的低成本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统统变为可能。弗里德曼举出不少精彩实例，讲解了高成本发达国家投向这些低成本的世界经济新进入者的各种离岸外包生产。
然而，美国制造业的困境明显开始得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柏林墙倒塌的十年前，美国制造业危机便已初露端倪。当时日本和欧洲从二战的瓦砾中复苏，逐渐恢复了制造能力，美国低成本汽车和钢铁进口戏剧性激增，导致国内生产和就业遭到破坏，并终于殃及以制造业为主的中西部城市的产品生存能力：从亚克朗的轮胎、匹兹堡和加里的钢铁到底特律的汽车。最后，许多依赖供应商的小社区也劫数难逃。一时间，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飙升。
经济学家、思想领袖和决策者给这场经济灾难打上“竞争力危机”的烙印。美国制造业公司根本无法抗衡这些更高效的海外竞争对手，它们背后有战后建立的先进工厂，还能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
因此，美国制造业步入长期下滑的趋势。英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和美国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十年里，英国的制造业活动逐渐衰落。《卫报》曾有回忆，“撒切尔夫人上台时，制造业占英国国民收入的近30%，就业人数680万。等到2010年5月布朗离开唐宁街，制造业占比已经降至仅略高于11%，就业人数250万。”
然而就像在美国，制造业凋零不能怪罪到哪个政党头上。预兆也许早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治下便已显现，只不过就算政权更迭，问题仍旧升温。“直到托尼·布莱尔执政，关于由工业转向服务业的极其必要的争论，才升华为对英国世界地位更乐观的憧憬。新工党的建筑师们坚信，未来会是他们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曼德尔森宣称硅谷令他'灵感泉涌’；布朗则发誓三年内让英国成为世界电子商务大本营。”
《卫报》解释说，这一经济战略紧绕的重心是放弃制造业，从事无法轻易离岸外包的经济活动（比如知识和服务）：“主题仍然简单至极，大部分可以制造的东西可以在其他地方更便宜地制造。未来贵在拿出想法、软件和最重要的品牌。英国人曾经向世界出售汽车、船只；现在大家可以推销文化、旅游和劳拉·克劳馥。”
法国的制造业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如《明镜周刊》报道：“萨科齐无法阻止法国工厂的破产。1980—2010年，汽车行业的就业人数减少半数以上。”但是周刊又指出：“这并非事态发展的必然，看看近旁的德国，那里的大众、戴姆勒、宝马等企业就雇用了比30年前还多的员工。”
为什么德国能够承受困扰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双重症状——外包与离岸——进而保持了竞争力？答案和中国的币值低估绝无雷同。几乎从2001年发行时开始，欧元的价值便一直相对高于美元等其他主要货币。不管怎样，德国、法国以及欧元区所有其他国家握持的是相同货币；可不知为何，制造业在德国偏能顽强发展，而在许多周边国家，它却衰颓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准确地说，不少政策和体制帮助德国企业获得了生产过程的高效要素，反过来又令投资地德国更具制造业领域的吸引力与竞争力。
这些政策和制度包括：培养关键翻译协会、机构和组织；促进大学和技术院校新开发技术的应用；重点依靠政府补贴的培训和学徒计划打造一支高技术劳动大军；工人和工会愿意接受适度的工资增长以维持就业水平；精良的基础设施；各自拥有质量优势的独特中小企业集群；焕发活力、魅力和多样性的城市，以及能够畅通无阻加入德国职场的国外高技能人才。
特别地，德国制造业实力有一个潜在的关键因素：丰富多样的研究机构，专为德国制造企业提供重要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最广为人知的当数67家学院构成的弗劳恩霍夫协会。另外，组成马普协会的机构也许更有名更受世界瞩目，何况一群诺贝尔奖得主正专注于基础研究或“知识本身”，以推动研究或学术学科向前发展。
对比来看，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更侧重应用研究，目标是提供有商业价值的解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在基础研究和其商业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美国没有可以匹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机构——除了一小部分设在当地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最突出的例证之一是，总部设在埃朗根的弗劳恩霍夫集成电路研究所开发出MP3数字音频格式，成功填补了基础研究与制造业创新产品之间的空白。该研究所发明并注册为专利的压缩算法，截至2005年已经赚到1亿欧元的授权许可收入。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其实就是公私合作的部门。其1/3资金直接来自德国政府。另1/3资金也来自政府，但间接投于政府签约的应用研究。最后1/3预算来自与私营部门的应用研究合同。2014年，整个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总预算为27.5亿美元，用来聘请超过2.3万名员工，其中多数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2012年时，弗劳恩霍夫协会拥有6000项有效专利和专利申请；同年该协会创造的知识产权产生总计达1.6亿美元的许可收入。
组成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机构促使德国制造业实力的大幅提升，它们作为知识从基础研究向制造技术商业化溢出的制度性渠道，通过生产工序及产品创新强化了德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德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因此得以开发品质高且技术先进的利基市场。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科学、技术与经济政策董事会高级项目官员苏娅·希瓦库玛尔指出，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参与和贡献，使同一地区的制造过程与创新过程相互耦合：“如果不自己制造东西，对创新起决定作用的知识将土崩瓦解。”
查尔斯·维斯那的观点不谋而合，“德国成功的一个根源在于，集中精力支持与中小企业相关的研究，而这些企业不太可能将生产转移到国外。通过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德国为这些公司提供它们负担不起的技术、设备和服务。这样，纵然德国工人的工资排在世界前列，它还是巩固了自己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基地，保留了良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
像圣奥古斯汀的弗劳恩霍夫应用信息学研究所，一直与德国公司密切合作，悉力开发数据管理工具和分子层面的扫描技术。另外，位于斯图加特的弗劳恩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已携手建筑公司共同研究新型噪音消除材料，并运用湿热分析（即热量和水分穿过建筑物的原理）更高效地进行建筑设计。
还有耶拿弗劳恩霍夫应用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掌握着光学技术的百年竞争优势。该研究所联合卡尔·蔡司公司与弗里德里希·席勒耶拿大学，开发了光学透镜和精密切削等新技术，如激光测量、抗光和激光新材料的应用等。新技术推动了耶拿光学集群的发展，这座约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一口气创建了40多家光学技术公司。像制造精密仪器的马尔公司（Mahr GmbH），与耶拿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签约，合作研发一种可以实现快速3D测量的新产品。技术成功开发后，公司买下许可权利开始制造新产品。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还通过资产分派鼓励员工创业，为德国制造业灌输创业理念。例如圣奥古斯汀的弗劳恩霍夫应用信息学研究所，最近根据研究所开发的技术新建了5个初创企业。联邦议院前成员乌尔丽克·弗拉赫对此颇有体会，“这是政府主导型研究最'亲市场’的方法”。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体现的，是构建德国制造业良性循环的三位一体式关键机构机制：知识创造与溢出体系、地方企业（通常是中小企业），以及约束性地方策略（区域经济政策）。
然而更重要的秘诀，或许是德国始终致力于制造。这种贯注，意味着寻找立竿见影的政策维系生产的可行性。就在其他国家忙于放弃任何保留大部分制造业的信心之时，德国坚定而有条不紊地为形成某种全球竞争优势创造了条件。
不懈追求创新和质量是这项战略的核心。美国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尚克，以及德国社民党战略与政策部（SPD）负责人阿尔布雷希特都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当其他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渐渐被中国夺去市场份额，德国工业不是妄图以廉价商品取胜，而是专攻高质量产品，并在日益增长的全球市场保持了自己的占有率”。
美国记者彼得·罗斯·兰杰斯回忆说：“在我小的时候，'德国制造’已经是坚固和工艺的象征。相机、机床、宝马汽车都是明显的例证。常常只有富人或专业人士，才买得起奔驰汽车、徕卡相机之类的优质产品（大众汽车则是另一回事：甲壳虫物美价廉，适合学生、教师、嬉皮士等人群；鄙人就开过大众）。这些品牌妇孺皆知，科技巨头西门子更是声名赫赫。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期间，'德国制造’曾一度风光不再。大众汽车几乎放弃了美国市场。戴姆勒-奔驰公司也莫名其妙地和克莱斯勒合并，这场失败的联姻从1998年持续到2007年。”
兰杰斯继而指出：“今天，'德国制造’复活了。德国产品又一次被奉为高端市场的佼佼者。德国已经明智地远离大众市场，把低成本产品和价格战留给中国等其他低工资的生产商……德国商界拒不听信流言所说的工业制造已死或已搬到了中国。德国制造的，是中国制造其主导世界消费市场的产品时所必需的机器。”
德国与失去制造业份额的国家之间，最大差别也许就在区域经济政策制度。第四章已经阐明，区域经济政策授权每个城市、地区和州实行维持德国强大经济表现的措施。近年来德累斯顿的复兴，几乎全依赖于其地方策略精心培育了当地的高科技集群。在社会制度模式转型之后，德累斯顿迅猛发展出充满活力的微电子产业。截至2014年，约有1500家公司和研究机构涉足微电子领域，产生了48000多个工作岗位，德累斯顿因此成为欧洲微电子的一大重地。
这场从共产主义时期蜕变，进而在制造领域蓬勃生长并获得全球竞争力的惊人经济复苏，折射了区域经济政策的深谋远虑：“经济成功取决于果敢的经济投资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计划经济被取代后，德累斯顿抓住恢复昔日光彩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座城市鼓起巨大勇气，大手笔投资先进技术及相关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的德累斯顿，中型企业争奇斗艳，经济实力雄厚强健，是世人眼中最具活力、最有远见的城市之一。”
特别地，这意味着创造关键的投入与资源，激励微电子行业夺取竞争力和经济成功。他们建立并培养了密集如网的非大学研究机构。2014年已落成12家弗劳恩霍夫研究所、3家莱布尼茨研究所和3家著名的马普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都在重点开发应用于微电子行业的新技术和材料。德累斯顿亥姆霍兹研究中心（Helmholtz-Zentrum Dresden-Rossendorf）则致力于研制相关设备，为国际科研合作提供独特的实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