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易学渊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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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文王、周公制作《周易》之后，一直传至孔子时代。相传孔子为之作《易传》，又称《十翼》，对周易的易理及其精义加以深刻领悟和深入发掘，对文王、周公的观象系辞的方法进行总结。《易传》是先秦易学的集大成之作。
到汉代，学者治易方法显现三种倾向：一是孟喜、京房创卦气、纳甲、飞伏说，建立了象数易体系，影响最大，成为官方学派；二是费直的古文易学，注重义理阐发。东汉的郑玄、荀爽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三是严君平、扬雄，将易学与黃老之说相相合，以道家黃老之学解易。
三国时期著名玄学家王弼开始扫象言理，将易理玄学化，开《周易》义理派的先河。至此，历代治易者便呈现义理派与象数派两种倾向。
隋唐时期，孔颖达著《周易正义》，偏重魏晋义理；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偏重汉代象数，但已呈现融合两派易学的倾向。
宋代陈抟、邵雍注重《图》《书》之学，形成宋代特有的先天象数学。北宋的胡瑗、程颐等人，专以儒家思想阐发易理。特别是程颐，在《易传》的基础上，他对汉易象数学进行了批判，对王弼的易学进行了扬弃与发展，确立了宋代易学之义理学派。南宋朱熹继承了程颐之学，兼及象数图书之学，著《周易启蒙》与《周易正义》，对元明清易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南宋杨万里等在以儒家思想解易的同时，援引历代史实与义理相观照发明，对后代也颇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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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中期以后，桐城士人治《易》形成一股风气，作为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就斐然。根据朱彝尊的《经义考》，乾隆廖大闻的《桐城续修县志》的《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从明中期以后，桐城士人，有《易》学著述的在三十种上下。如方学渐的《易蠡》、方大镇的《易意》、方鲲的《易荡》、吴用先著《周易筏语》、张英的《易经衷论》、姚实虞《易经辨伪》等，还有张翰如、姚希颜、陈朝栋、吴询、吴易、左国材等，他们都有各自的易学著述。他们中还有很多是家世易学，世代有治易传统，形成了如桂林方氏、枞阳钱氏、麻溪姚氏、麻溪吴氏、左宕左氏等家族易学。还有些家族是将易学研究与科举考试相结合，形成世代以《易经》为经义取仕的传统。如青山何氏宗谱中记载，其家族从七世何思鳌以《易》补郡廩生开始，到八世有何如达、何如申等6人以治易为取得功名的途径，九世有19人，十世有22人，十一世有16人，十二世有15人。其中较为成功的7位进士、8位举人，均治《易经》。
在桐城治《易》的士人当中，最为突出的是方以智、钱澄之二人。
方以智、钱澄之都是家世易学，长期浸润在桐城学派学术风尚之中，同时又转益多师，尊奉宋儒义理，不废图书象数。他们在兼取众家之说的同时，自己也有所发明，分别著有《周易时论》和《田间易学》。他们的治《易》理念也同时代表了当时桐城特有的治易风尚。蒋国保在《方以智易学思想散论》一文中认为，明末清初，于安徽桐城形成了一个以易学为思想基础的学术派别，方以智是这个学派的旗帜。而黄山书社版的《田间易学》的点校者吴怀祺先生则认为，桐城学派中以《易》学名家的当推钱澄之。钱澄之的《田间易学》为《四库全书收录》。《田间易学》博采历代治《易》的成果，也汇集桐城学人治《易》所得。钱澄之与方以智在师承方面有很多的交集，他们二人同乡，自青少年时就志趣相投，学问也互相砥砺。方以智的易学见解是《田间易学》中的重要内容，方以智所编纂的《周易时论》也时有引用钱氏之论。所以吴怀祺先生认为钱澄之可以视为桐城《易》学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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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澄之（1612-1693），吴越钱镠王第二十六世孙。生明万历四十年桐城，出生地在今安徽省枞阳县石矶麦园庄。先生原名秉镫，字幼光。明亡后改名澄之，字饮光。一度为僧，僧名幻光，号西顽，晚年结庐家乡田间，人称田间先生。
钱澄之易学启蒙源于家学，曾多次畅言钱氏家族的易学传统。他在《易学凡例》中指出：“吾家自融堂先生以来，家世学《易》。”融堂先生即钱氏十三房宋代钱时，字子是，人称融堂先生，浙江淳安人，为陆九渊的大弟子杨简的门人。《四库全书·慈湖遗书》卷十八载有《杨简·钱时行状》。
据《宋史》记载，钱时在当时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江东提刑袁甫作象山书院，招主讲席，学者兴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绍兴守皆厚礼延请，开讲郡庠。”后来，丞相乔行简又将其推荐于朝廷，授秘阁校勘、史馆检阅，助修国史。钱时在易学方面尤为著名，“以《易》冠漕司”。其学术著作主要有《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蜀阜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融堂书解》等，但只有《两汉笔记》《四书管见》《融堂书解》有留存，其余则全佚。
对于钱氏的家世易学来说，钱时开创了家族研究易学的传统。在此之前，钱氏家族虽偶有成员涉足易学领域，但没有将其提到家族学术传承的地位。自钱时以后，钱氏家族治《易》不绝，《周易》成为其家族成员的主要学术关注点。钱澄之多次在诗文中提及自己立志传承家世易学，如在《赠淳安宗丈朝卿文卿二子》中有诗句曰“融堂《易》学吾能继，祠墓何时谒后尘。”
作为心学弟子，杨简继承了陆九渊的易学精神，解《易》惟以人心为主，而象数事物皆在其后。他发挥了陆九渊天人一本的思想，提出“易之道即人之心”的命题，主张《易》之理即人之心。并以人心为主，认为卦爻象的变化和差异都是出自于人心，坚持以此为基本原则来解释卦象、卦爻辞以及《彖》《象》《文言》三传，建立起了心学派的易学哲学体系，成为宋明时期以人心解《易》的代表人物。
因为钱时是杨简的门人弟子，受杨简学术主张的影响，“其学大抵发明人心”，在解《易》之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心学的色彩。这种影响延及到了钱志立和钱澄之。钱澄之在《田间易学》中注解卦爻辞、或是论述相关易学思想时，常常表现出这种心学的色彩。在论《复》卦初爻时说“吾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见于冬至。人心亦无时不有冬至，有一念之悔即冬至也。故六爻俱言人心之复而不言天地”。又在注《说卦传》中“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句时，钱氏曰：“和顺句，由一而推之万，顺也。穷理句，由万而反之一，逆也。此圣人之心学，而由蓍卦备也”。心学痕迹十分明显。在整个《田间易学》中，直接引用杨简之语的有8处，说明他对杨简《易》学的关注。钱时治学有浓厚的经世倾向，时人评价他说，“夙负才识，尤通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详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诗书、守陈言而已。”而这也是钱澄之易学的重要表现之一。钱澄之在治《易》之时，注重将易学理论和历史现实相结合，并在易学原理的基础上阐发关于刑狱、民生、科举、国事的看法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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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家世易学对于钱澄之易学思想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其父钱志立的治《易》立场和观点。钱志立（1567-1640），字尔卓，号镜水，门人私谥敬修先生。万历间诸生，学行甚高，研《易》数十年，著有《见易》。参修县志，讲学枞阳辅仁会馆，凡二十年不辍。钱志立为治学求道多与桐城当地的名人文士交往。据何如宠《钱敬修先生墓志铭》记载，“当是时封御史明善方先生太学，枞江赵先生，吏部质卿颜先生，俱以理学立教，为世所归。君与苕水共执礼往师之。又从布衣童定夫先生讲学于枞川，求道之心益切。”钱氏一族在桐城地区的发展至钱志立时，家声始振。
钱澄之自幼从父读书治学，博览群籍，受其父影响甚大。在《吴门遇魏凝叔》中，钱澄之说：“《易》学吾亲授，吾老微有窥”。钱志立究心治《易》五十余年，曾经辟馆聚徒讲《易》。这为钱澄之探讨易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晚年尤精于《易》，但是不肯著书。当有人劝其著书立说时，他则答曰“传之吾子足矣”。他的学术认识除钱澄之的相关记述之外，大多散见于《辅仁遗篇》，而他的易学研究的心得被钱澄之整理为《见易》一书。
钱澄之在《易学凡例》中指出：“先君子究心五十余年，临没之年，乃有所得，口授意指，命不孝为之诠次，录诸简端。不孝亦间有己见，为先君子所首肯者，亦并载之，名曰《见易》”。此书凝结了钱志立一生的治《易》心血和钱澄之早期的易学心得。
钱志立的一些易学观点和主张直接影响了钱澄之。如果说钱时易学中的心学思想对钱澄之易学思想产生影响，那么便是其父钱志立直接把这种影响传递给钱澄之。因为钱志立生活在晚明时代，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在研读心学著作之余，旁通禅学。晚年更属意于永明延寿禅师所撰写的《宗镜录》，深明儒释同归，并於象山、阳明之学多有发挥。这种学术态度和倾向同样也对钱澄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钱澄之在治学过程中，学术上归依僧人觉浪道盛，与俍亭净挺在学术上的质询，以及在其人生后期所持的儒释道合一的学术主张都与钱志立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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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澄之的易学渊源除其家学之外，还接受过前辈师长的指点。钱澄之曾经特别指出的有两位：黄道周与何楷。在《田间易学》中，钱氏对黄道周直接称“吾师漳浦黄先生”。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天启壬戌进士，崇祯中官至少詹事，福王弘光时官至礼部尚书。举兵抗清至婺源为清兵所俘，坚贞不屈，于1646年被杀。黄道周学问渊博，以文章风节名于天下。精于治易，易学著作主要有《易本象》《三易洞玑》和《易象正》等。
据《钱澄之年谱》记载，1644年甲申，钱澄之33岁时，因罹党祸，变换姓名流亡吴市。一日，“遇黄石斋先生过阊门，望见识之，招入舟，与谈东汉诸君子之过，因言：'钱牧斋毕竟比尔多读几年书，学问不同。’府君（钱澄之）笑曰：'如此读书不如不读。’先生正色责之，且劝学易以远害全身。授以所著《象正》”。几个月后，吴下大乱，钱澄之家室丧亡，于是窜身入闽。在困居闽山三年期间，钱澄之每每念及黄道周对他的教诲，便下决心研读《周易》，并依靠记诵章句，默寻经义，经常有所心得，久而久之便结成《火传》一本。
在南明隆武朝廷时期，当时黄道周任首辅，引荐钱澄之为推官。对于黄道周的知遇之恩，钱澄之视为莫大荣耀，曾于文中写道：“在朝同人不以一官为生喜，皆以得大贤之荐争相羡也。”并决心报答师恩。他于《授官后呈黄石斋曾二云两师》中写道：“啸傲半生成小草，好持冰蘖报师恩。”黄道周慷慨就义后，他悲不自胜，作《哭漳浦师》：“总戎已弃全军遁，丞相何难匹马还？长啸请缨虚有愿，惟余涕泪洒龙颜。”
黄道周的易学思想主要是继承了自汉代京房到宋代邵雍的象数学观点，试图根据《周易》中的卦象和数字推导出它与历代的治乱、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这对钱氏易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黄道周治易的另一个特色是常用易数来论《诗经》和《春秋》，这对钱澄之后来以《诗》继《易》、以《屈》继《诗》、《庄》《屈》合诂、会通诸经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如在《田间诗学》中解读《国风-侯人》时有以下按语：“《易》与君臣之相遇，比之婚媾。媾，遇之厚也。言此辈无功受禄，大负君之厚遇之意。不遂，犹言负也。”此处便是用《周易》之《屯》卦说《诗》；在解读《裳裳者华》中“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下按语曰：“《周易》凡曰有庆，皆通国家而言。又桓公为司徒，以典司文教为职。非其德之有彰，何以称其职乎。”此处是以《易》之通例解诗。这些诸经互通的治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过黄道周的影响。《田间易学》中甚至多次直接引用《易象正》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如论《蒙》卦辞曰：“《象正》曰：古之圣人，盖童蒙自求也。卫武公九十矣，犹警于众，曰：尔无以老耄舍我。《诗》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可谓童蒙之求矣。”在《田间易学》中，钱澄之共引用《易象正》达五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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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对钱澄之易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何楷。何楷字玄子，福建晋江人，明天启五年进士。崇祯时迁工科给事中，唐王时为礼部尚书。他博综群书，犹精于经学。易学著作有《古周易订诂》，取材宏富，言必有据。钱澄之在《易学凡例》中说：“《订诂》，则何玄子先生宦留都时，出以相示，面相质问者也。”又于《诗学凡例》中写道：“晋江何先生作《诗经世本》，……何先生授余以《易》，又授以《诗》，其教不忘也”。
何楷易学的一大特色，是利用所掌握的各种《周易》版本进行辨别和论述，试图恢复《周易》的古字音、古字体以及古体例。《田间易学》中收录《古周易订诂》内容达一百五十多条，大多用来解释卦名和爻辞。这对钱澄之准确理解《周易》中文字含义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辩说《大畜》《小畜》两卦名及大《象》时引《订诂》曰：“《大畜》有囊括宇宙、包罗万古之心胸，故《象》曰多识以畜其德。《小畜》有一言必谨、细行必矜之学力，故《象》曰以懿文德”。《周易》中有十二个叹时之卦，钱澄之引《订诂》辨之曰：“《易》有'时’、有'用’、有'义’。'时’，其所遭也；'用’，其所致也。六十四卦'时’而已矣。事若浅而有深意，曰'时义大矣哉’，欲人思之也；非美事而有时或用之，曰'时用大矣哉’，欲人别之也；大事大变，则曰'时大矣哉’，欲人谨之也”。钱澄之易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时”的认识，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易之道，因其时而已。”这种对“时”的认识指导着他对人生所持的出处的态度，同时也指导着他对社会变革的认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评论。例如，他由此出发批评了王安石和魏了翁关于伯夷、叔齐当未死首阳山，屈原当未沉汨罗江的说法。他认为王、魏二人均未谙“时”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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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澄之父亲早年学易曾师事桐城桂林方氏易学的开创者方学渐，所以钱澄之于方氏易学浸润最久，易学思想以及演易方法受方氏易学影响也最大。方以智之父方孔炤说：“王虚舟、曹白笴、钱尔卓皆事先祖（方学渐），虚舟晚穷河洛，白笴、尔卓善析名理。”《田间易学》中征引了大量的方氏历代学者或是与他们相关学者的易学言论，包括方学渐、方大镇、吴应宾（方以智外祖）、方孔炤、王宣（方以智老师）等，其中对方孔炤的征引达五十余次。方孔炤的易学成就也受过黄道周的影响。据方以智叙述，其父方孔炤巡抚湖广时，因得罪杨嗣昌而被捕下狱。“时石斋先生亦拜杖下理，同处白云库中。阅岁有八月，两先生脩然相得，盖无不讲《易》朝夕也。”后来归乡观玩环中草堂，折衷诸家之说，三易其稿，著成《周易时论》。方以智及其子在《周易时论》的基础上最后完成了《周易时论合编》的编纂工作。
钱澄之与方以智同乡，年龄也相仿，在学行方面他们都是毕生的朋友。早年,在方孔炤所建的泽园中，方以智与钱澄之等一班好友成立了“泽社”。他们一方面，直抒政治抱负，纵论天下时势大事；另一方面，就是在一起切磋学问，并且共同就学于王宣。这一时期的经历为钱澄之易学思想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钱澄之在流亡吴中、窜身闽粤、归老乡村期间，亦保持着与方以智的频繁联系。二人一如既往地谈论时事、探讨学问，其中易学肯定是谈论的主题之一。在钱澄之诗作《寄药地无可师五十》中云：“我读羲文书，不从书中得。大《易》本在人，日月谁能测。易悟咸感旨，损尽安排力。”反映了二人关于易学探讨心得的交换情况。
方以智父子在编纂《周易时论合编》的过程中，钱澄之也曾受邀深度参与。据其子钱撝禄编写的《钱公饮光府君年谱》记载，清顺治十二年，钱澄之四十四岁时，“无可奔中丞丧，出关成礼，葬毕庐墓，邀府君往注《易经》。”又于顺治十三年，《年谱》记曰：“春，过合明山无可墓庐，其尊公有《周易时论》，无可欲为订正。府君因遍阅其藏书，择其要言录成一帙。《时论》中引据多本诸此，而祖父所注《见易》及府君闽中所著《火传》，亦因以更进一筹”。在协助方以智编书的过程中，钱澄之对方氏易学的历代成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周易时论合编》中也征引了相当一部分钱志立《见易》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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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澄之得以亲炙学问的另一位师长是觉浪道盛(1592-1659)，别号浪杖人，福建浦城人。觉浪道盛入佛门后，承嗣曹洞宗二十八世，从1619年开始，在各地弘法，声名渐旺。明亡后，很多遗民都曾经对其执弟子礼。他与吴应宾、方孔炤为好友。觉浪道盛最具特色的学术观点主要是“庄子托孤说”和“三子(庄子、孟子和屈子)论”，他在易学方面的认识大多集中在《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中。顺治十年，方以智受法于觉浪道盛，后闭关于高座寺看竹轩，别号竹关。对于方以智皈依道盛之事，他们二人均以“托孤”称之。道盛在写给方孔炤的《复方潜夫中丞》一文中写道：“梦笔（道盛自称）托孤于竹关乎？竹关托孤于梦笔乎？代明错行，忽尔玅叶。”梦笔与竹关互托其孤，意谓着道盛将学术衣缽传递给方以智，方以智则将遗民志节寄寓于道盛之门，师徒二人在学术思想与生命情志上有着很多的“玅叶”之处。
方以智出家后仍与钱澄之保持联系，钱澄之也因些曾几度前往金陵，因而得以受知于觉浪道盛。道盛的《庄子提正》及其托孤之说深刻地影响着钱澄之。钱澄之甚至以道盛的传心弟子自居。他后来在《挽天界和尚四首》中第一首里写道：＂万世独知《庄子》解，十年三点所南诗。托孤已信存吾道，此日真孤更托谁？＂钱澄之还曾经就易学的相关问题与觉浪道盛进行过多次交流。道盛晚年寄寓于《易》理的遗民心迹深为钱澄之所理解，也深深地影响着钱澄之的易学思想。道盛对钱澄之易学造诣也很赏识，这也同时激励着钱澄之。《年谱》记录道：“觉浪和尚自杭州回天界。此后，凡有以《易》解呈和尚者，皆令送府君看取，曰'渠是作家’。其著作喜府君为朗诵，自是晨夕往还。”他在《挽天界和尚四首》第二首中写道：“东南棒喝正纷然，洞上孤危一线悬。老去示人惟读《易》，年来下座不谈禅。天心已信常冬至，祖意休矜有别传。今日偶然窥见得，教侬何处哭苍天。”道盛的“托孤”说深深地契合着钱澄之的遗民之节和用世之志，他甚至以道盛所托之真孤自命。他在《与俍亭大师论庄子书》中写道：“若庄子，固有用世之志，有用世之学，惟世不可用，而始托为无用之言以藏其身者也。”
钱澄之于康熙十年著成《田间易学》后，随即展开《庄子内七诂》的写作，此书的撰作意图就是以《庄》继《易》，他认为庄子之用以自然为宗，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其学一本诸《易》。可见钱澄之在处理《庄》《易》关系时，有着十分明显的道盛痕迹。另外，道盛对易学问题的理解往往另辟蹊径，这也给了钱澄之很大的启发。他在论述《周易》中“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时说：“浪杖人每称吉凶生大业，不惟吉能生大业，凶亦生大业也。古来帝王圣贤，不遇凶,则其大业不出。”这使人们认识到“凶”的另一面，即对于君子、对于积极用世者的积极作用。这一思维方式影响了钱澄之对于易学中一些问题的辩正理解。他在《田间易学》论述“潜”与“亢”时，他引《见易》说：“亢，岂惟伊尹之放桐，周公之负扆哉？孔子亦有时而亢，诛华士，却莱夷，堕三都，当其时，宁知有得丧存亡乎？”他又在《庄屈合诂》中释《人间世》时说道：“吾尝谓庄子深于《易》，《易》有潜有亢，惟其时也。当潜不宜有亢之事，犹当亢不宜存潜之心。”这些辨正思想都与道盛的“吉凶”观点相通，也为仁人志士的勇猛精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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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澄之的易学思想除了亲炙于家学和上述提及的一些师长朋友之外，更多的是兼采百家之长。从他编纂的《田间易学》可以看出他的治易经历涉及各个流派，从王弼以降直至他生活的年代，凡是他认为有所借鉴或是与他的易学思想能相互发明的，他都会精心选取，有些思想或言论与他的观点相抵牾，他有时也会加以辩正。可以说《田间易学》是集历代易学之大成，历代易学成就成为他易学思想发展成熟过程中所汲取的营养大全。尽管全书内容广博，但内在的指导思想却是一贯的，这就是程、朱易学，尤其是朱熹易学。
对于钱澄之易学的这一特点，其好友徐秉义指出，钱澄之虽然早年对于历代各家的象数之学无不涉足，但随着人生与社会的苍桑变幻，再加之随着个人治《易》水平的提高，他对《周易》的体悟也更深。他认为易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天地之理，使人明理而后安身立命。这恰好是宋代易学主流学派的特征。为了阐明《易》理，象数是其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朱熹易学“义理”和“象数”兼顾的特征符合钱氏对理想化易学的要求。因而，在出入于诸家易学之后，钱澄之晚年基本上是归宗于朱熹的《周易本义》。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一·易类》云：“其学初从京房、邵康节，故言数颇详，盖黄道周之余绪；后乃兼求义理，参取王弼《注》、孔颖达《疏》、程子《传》、朱子《本义》，而大旨以朱子为宗。”在《易学凡例》中他自已也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一学术倾向：“《本义》专主卜筮而言其学，于义理宗程《传》，于图象宗邵子，虽图象之说尤详于《启蒙》，而《本义》所释卦爻，按之无往不合”。“程《传》专言义理，略去图象，其理多就人事指实，而辞或繁复，不若《本义》之字字精切也。《本义》宗程《传》，删其复而领其要。然亦有《本义》太略，而《程传》言之较畅者，则舍《本义》而存《传》；若《传》《本义》各有发挥，则两存之，总取其义理通达而已。”《田间易学》在引用王辅嗣《易注》、韩康伯《系辞注》、孔仲达《正义》时，也是以程、朱为依据进行取舍。
易理到宋儒而大明，元人继之。宋代诸儒治易大多以程、朱为依据，同时也精通邵氏的图象之说以及《启蒙》的筮法，他们辨正详尽，说理精微。所以《田间易学》引用宋儒的治易成果居多。在宋儒中，苏轼的《东坡易传》往往能独出已见，无所原本，所以有时选取其中相关内容列在诸儒论说之后。对于明代多达数十百种的《易》注，钱澄之认为他们大多喜欢以意作解，近于穿鑿。只有蔡虚斋＂专主《本义》，而体贴极精，发挥尤畅。＂所以采录蔡虚斋的为最多。而对于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的《易》论，他只采录“有发前人所未发，而大指不谬于《本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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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易学》是钱澄之易学思想的集中而系统的体现，但其基础性著述是开始于青年时期。其父钱志立虽然潜心治易五十余年，但却没有整理成著本。1640年，钱澄之二十九岁时，其父病重，但仍在病中为钱澄之说《易》，后来他将父亲口授的易学见解进行整理、编次，再加上自己学易所得，编成《见易》一书。在鼎革之际，他困居闽中三年，常常想到黄道周的教导，所以他开始潜心研易。但山中无书可观，先前《见易》旧稿估计也已经销于兵火，所以他就凭着自己的记诵，默寻经义，撰成《火传》一书。他在《凡例》中写道：“盖以家园屡经兵火，所藏故本应付灰烬矣；又以薪尽火传，即此犹是先君子之遗教也”。
1651年，钱澄之回到家乡。他在先人墓旁结庐，名曰“田间”。他在《田间文集》自序中写道：“居田间，则覃心学《易》，自谓于图象外别有得也，故又名其居曰'乐易堂’”。在此期间，他发现，虽然经过战乱，家藏的很多书籍都已散失，但《见易》保存得比较完好，遂起意要撰写一部更为完善的易学专著。于是钱澄之开始着手整理之前的治《易》所得，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见易》和《火传》。他将两部书进行核对，删除后者与前者相重复的地方，只保存不同而又有所创建之处。在整理易学旧著、研读前人著作时，钱澄之不时获得新的感发，对于有些出于《见易》《火传》之外的观点，他便以“今按”的形式留存于书中。书成雏形之后，钱澄之将其交给长子钱法祖。钱法祖后来将其诠次成集，并且存有读易心得《问易堂私识》一编，编内同时还存有钱澄之兄钱秉铉、钱秉锜、钱秉镡关于易学论说数条。该编中有十数则也被钱澄之釆录进《田间易学》。
钱澄之墓
1668年，钱法祖死于贼盗之手。钱法祖被害之后，县令胡必选讳盗，不愿意秉公办理，钱澄之奋力抗争，与之发生尖锐矛盾，而盗贼亦想谋害钱澄之。为避祸，他于1671年在枞阳永利寺巷口购买陈氏旧宅，并将之改建，名曰北山楼。这年九月，钱澄之出游归来，坐北山楼内数月不下，潜心完成《田间易学》最后阶段的写作。此时钱澄之六十岁。
《田间易学》成书以后，钱澄之遂有将此书付梓流传的想法，但苦于经费不足。1672年，钱澄之携带书稿至都门，度岁增寿寺，遇老友严颢亭。严颢亭对其易学研究十分欣赏，允诺为之刊刻。钱澄之便将书稿留于严颢亭。后严颢亭突然离世，不仅《田间易学》付梓之事未能实现，钱澄之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书稿也丢失了。为使著述得以流传，钱澄之遂决定重新删订相关材料。直到1690年，即钱澄之七十九岁之时,《田间易学》才终于在昆山徐秉义兄弟的资助下完成了刊印工作。可以说，《田间易学》一书，无论是写还是付梓都是波折不断。该书凝结了钱澄之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也代表了他一生的最高学术成就。
本文参考文章与书目：
1、《田间易学》吴怀祺点校 黄山书社；
2、《易理为宗：钱澄之易学思想研究》 陶有浩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3、《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 谢阳明著 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
4、《钱澄之与清初易学》 作者：吴怀祺；
5、《钱澄之易学思想散论》 作者：蒋国保；
6、《钱澄之年谱》 钱奕珠校注、续编。
来源：文乡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