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权威古玺印藏，难得一观~ / 开普饭

《日本岩手縣立博物馆藏太田梦庵旧藏古玺印》，收录了从战国、秦汉、魏晋直至隋、唐、宋、元、明、清，涵盖中国所有历史时期的官私印，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用印。其中，至少有八百余方玺印鲜有人知，为近年来古玺印出版数量至多，规模至宏者。

其余百来方虽说印蜕常见于各类集古印谱出版物中，但原印和印面却也是难得一观。

关于太田梦庵

——日本学术界和篆刻界最早开始玺印收藏的专家

太田梦庵，我们有些小伙伴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他的国内的名气，远及不上小林斗庵的“怀玉印室”，可实实在在的事实就是，日本印坛泰斗小林斗盦曾从太田梦庵问学，就连小林斗庵的“怀玉印室”珍藏的八方玉印，也曾是太田梦庵的旧藏，其去世后才尽归小林斗盦。

太田孝太郎（1881—1967），号梦庵，日本岩手县盛冈人，近代著名的古玺印收藏家、印学研究家、书法家，寓居中国多年。

在晚清民国时期古玺印大量出土，藏家辈出，名印佳谱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下，太田梦庵开始成为日本学术界和篆刻界最早开始注重玺印收藏的一位最为著名者。

他曾多次与罗振玉、方若等著名学者交游，收藏先秦至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古玺印一千余方。1920 年至1932 陆续辑钤藏印成《梦庵藏印》《枫园集古印谱》及《续集》三谱。

太田梦庵更是日本古印学研究权威，著有《汉魏六朝官印考》《汉魏六朝官印考谱録》《古铜印谱举隅》《古铜印谱举隅补遗》等，为日本最高水平的古印研究著作。

所有的这些沉淀，都让太田梦庵藏印完成一部真实的、完备而平衡的中国古玺印实物史的构建，成为可能。

太田梦庵收藏玺印过程中对藏印的鉴真标准极严格，并且代表了时代的前沿水平。他收藏过程中不仅有中国玺印收藏界的权威罗振玉父子和方若为其掌眼，对于其本国的篆刻权威所提出的意见建议也虚心接受。

1920 年，太田梦庵发行《梦盦藏印》初印本八册，钤印本，发行后河井荃庐向梦庵指出其藏品中有赝品，于是1926 年10 月，梦庵发行《梦盦藏印》再印本八册，再印本是剔除河井氏所云赝品之后的钤印本。

《梦庵藏印》《枫园集古印谱》及《续集》三谱题签

梦庵藏印注重学术视野，以中国古玺印史为立足点进行购藏。自宋代以来开始玺印收藏至明代篆刻艺术兴起后，唯“秦汉”是尊的主张固化了收藏群体的取向。晚清瞿中溶、罗振玉开始注重隋唐以下的官印考证与著录。

太田梦庵正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进行玺印的收藏，他不仅注重战国至明清时期各种官私印的收藏，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注重少数民族政权的玺印，他所收藏的西夏官印数量为全世界第一。

先来看私印部分——

☆ 战国私印

☆ 秦汉私印

再来看官印部分——

☆ 战国官印

☆ 汉魏官印

☆ 唐代官印

☆ 元代官印

☆ 西夏官印

☆ 明代官印

☆ 清代官印

☆ 风格、材质、钮式，开拓印学研究认知

这批古玺印年代跨度大，种类丰富，质地、钮式多样，涵盖了中国古玺印的诸多方面，其本身即是一部中国古代玺印史，在印学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数据价值。

1. 风格丰富

铸印、凿印、蟠条印，无所不包；古玺、汉印、鸟虫印、唐宋官印，应有尽有。

2. 质地缤纷

质地除了常见的金属材质外，兼有银质、琉璃质、石质、骨质、泥质等，这些都是对古玺印材质的有益补充。

3. 钮式多变

钮式主要有鼻钮、坛钮、亭钮、带钩钮、龟钮、驼钮、羊钮、马钮、辟邪钮、螭虎钮、兔钮、两面穿带印、橛钮、人物钮、兽形纽，等等，形式多样，七十二变。

☆ 古玺印、少数民族印填补中国古文字体系

太田梦庵所藏古玺印中有诸多仅见的古文字资料，为古文字界专家所重视，并提出诸多考证意见，是古文字体系的有益补充，具有一定的文字学价值。

☆ 补史、证史皆具权威

自明清两代以来，古玺印的证史补史作用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太田梦庵所藏不少古官印中的官名或官署史籍失载，可以补充史书记载之不足，也有一些古官印与史籍记载相契合，可以起到证史的作用。

“原乡左尉”，梦庵《官印考》卷九云：“原乡县，东汉置，属扬州丹阳郡。隋省。在今浙江孝丰县地。”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断为两晋官印，引《晋书地理志》云：“原乡属扬州吴兴郡。”《后汉书·地理志》注引《吴兴记》云中平二年由故鄣县分置，《隋书·地理志》云原乡并入宣城郡绥安县。官印“原乡左尉”可证史籍所载之实。

“骑五百将”，官名不见于史籍，可补史籍之缺。梦庵《官印考》卷二云：“此盖骑将之将五百人者”。孙慰祖《两汉汇考》断代为西汉中晚期，并考释云：“当即率五百骑之将”。

隋官印存世量较少，“崇信府印”，铜质，背款凿刻“大业十一年（615）七月廿日造”，是隋官印的断代标准品。据孙慰祖考证，“崇信府”为隋兵府名，以地为名，“崇信”在今甘肃崇信县境内，背款年号与《隋书·食货志》所载隋炀帝增置兵府相契合。

金代官制多承宋、辽两代，其官印存世量较多。岩手县立博物馆藏品中，金代官印数量不少。其中有些官印的背款和侧款中刻有年号，铸造年代明确，为研究金代史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实物数据，亦可作金代官印的断代标本。

其中，都统所印，背款年号“天赐二年”可以订正《金史》记载刘永昌政权仅存在一年的谬误。

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伊始的中统元年（1260）即令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颁行全国，其后元代官印印文多用八思巴字。现一般认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八思巴字官印为故宫博物院所藏至元九年（1272）的“和众县印”。岩手县立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字官印中有铸造于中统四年（1263）年的“圫克圫县印”（CH76），或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八思巴字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