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女律师抗癌6年自述：我发现自己永远放不下期待
贾青是一名非典型的肺癌晚期患者：女性，职业律师，在高档写字楼上班，没有家族病史，不抽烟，确诊时才30岁。
她的不幸来自于体内2号染色体短臂位置上的ALK基因发生突变，这种致癌概率在所有肺癌中的发生率仅为3-5%，因为可选择的靶向药众多，患者生存期更长，因此也被称为“钻石突变”。
这几乎注定了她会经历一个非典型的癌症人生。相比于那些年入耄耋，病入膏肓的肺癌晚期患者，贾青不需要化疗和手术，不用忍受蚀骨般的癌痛，在靶向药起作用的前提下，她可以完全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上班逛街，甚至随时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
但她的困境也在于此——当生活重新并入正轨后，她仍然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晚期癌症患者。她需要按时用药、定期复查、敏感地感知身体的变化。因为谁也保不准，哪一天药物将不再起效，或者癌细胞发生了转移。某种程度上，这种来自死亡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比死亡本身更磨人心智。
早在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癌症定义为一种可防可控的慢性疾病。过去十年，中国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超过40%。这也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癌症患者会和贾青一样，成为带瘤生存者。
以下为贾青的自述：
30岁的“礼物”
和大多数肺癌晚期患者不同，我发现这个病的时候，一点征兆都没有。
那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因为同事有免费名额，让我“蹭”了一次体检。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做体检，一来是律所的工作确实忙，很难挤出完整的时间。二来是觉得也没什么必要，从小到大没生过什么病，况且30岁也不该是被重病盯上的年纪。
体检过程很顺利，除了验血和肺部CT的结果要等，其它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反倒是同事，年纪轻轻查出了骨质疏松，因为不是什么大病，我们一番调侃后，就去附近的商场血拼。元旦前的商场，促销广告烘托着节日的欢乐气氛。趁着心情好，我很“放肆”地买了四件衣服，以此纪念30岁的到来。
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30岁为我带来的第一个礼物，是癌症。
小长假后的第一天，我就接到了体检中心打来的电话。一个年轻护士告诉我，检查结果全部出来了，已经约好了主任亲自和我沟通，希望我能过去一趟。可能是因为律师做久了，风险意识太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诱导消费的套路，不能上当。但很奇怪，我一再拒绝，护士却一再坚持，还不断地告诉我，不要紧张，不要害怕。这时候，我才隐约意识到，体检结果出问题了。
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医院，拿到了体检报告。可能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医生没说太多，只是建议我预约一个增强CT。对于一个医学小白来说，体检报告上的“肺部阴影、边缘毛刺状、牵拉胸膜”，如同天书一般，我甚至连“增强CT”都不知道。
那时候，手上正好有一个客户是医生，关系还不错，便厚着脸皮把报告拍给他看了，想征求下专业意见。消息回复得很快。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一共有3条，每条间隔不到3秒钟。
“我去……”
“我不想吓你，可能是癌”。
“马上做检查”。
无知者无畏
很快，我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了各项检查，医生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点也没有耽误。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得体会吧，到了这个地步，相信并且配合医生是最佳策略。
1月9日是做肺部穿刺的日子，我特地找了个好朋友一起去医院。我记得做完穿刺没多久，我还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咳血恢复，医生先把我朋友叫了进去。大概等了10多分钟，她出来的时候，已经泪如雨下了。她很诚实地告诉我，医生判断是癌。
现在想想，我也真是“无知者无畏”。在我当时的认知里，癌等于肿瘤，肿瘤分良性和恶性。而我一点症状都没有，肯定是良性的。既然是良性的，有什么好怕的，切了就行。朋友听完我这一顿分析，先是一愣，然后哭得更凶了……
她这一哭，我心里大概明白了，恶性是跑不了了。有那么一瞬间，我崩溃过，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巾，默默走向远处的垃圾桶，边走边把纸巾叠成一个长条，走到垃圾桶前的时候，我用它擦了一下眼角的泪，丢掉。这是过去6年来，我唯一一次为了这个病掉眼泪。
虽然确诊报告是1月9日出的，但我真正明确知道自己病情是一个月以后。在此之前，我还是一直坚信自己是肺癌早期，因为真的一点身体症状都没有。后来是因为开始吃靶向药了，有一次实在无聊，我在那看药品说明书，上面写着“适应证为晚期肺癌”。
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去翻出诊断证明，去网络上比对诊断结果中每一个字母和数字的含义，大致拼凑出的信息就是：肺癌三期，双肺结节，肿瘤大小不到2公分，伴转移到锁骨下方淋巴结。很多年以后，我才从朋友口中得知，当时医生对我生存期的判断，是两个月到半年。
但很奇怪，到了那一刻，我的情绪反而很平静。我猜想一方面是我的假想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缓冲。另一方面，我在确诊后就做了基因检测，确定为ALK突变，针对这种基因突变，已经有了靶向药。对于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来说，找到并且用上有效的治疗手段，本身就是一件足够有安全感的事情。
诸法无常
到了癌症晚期，治疗是第一位的。但在这件事情上，除了听从医嘱，我们能做的极其有限。所以大多数癌症晚期患者都会陷入同一个困境：生命失控。
我在早期也困惑过。我确诊那一年，儿子才4岁，他是我最大的挂念。在得病之前，我无数次想象过陪他长大的画面，小学时会期待他的第一个100分，中学时要带他出国旅行，大学时该和他聊聊爱情，然后看着他成家，享受那种若即若离的亲情。得病后，这些期待统统幻灭，我甚至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会悄无声息地退出他的生活，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那段时间，为了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我买了很多书，希望用它们来填充生活。也许是冥冥中注定，我买到了一本叫做《正见》的书，作者是藏传佛教的讲师。这是我第一次看宗教类书籍，在打开书之前，我内心是有些抵触的。作为无神论者，我跟自己说，如果这本书要让我通过信仰某个神灵而获得心理的慰藉，我二话不说就把它合上。但很神奇的是，打开书的第一页，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花一天时间看完了它。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看待人生的全新视角，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诸法无常”——任何事物都在变化当中，这是世界的常态，而人的烦恼源于用一种恒常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就好比你认为自己会一直健康，当有一天你的健康不在，你自然就会难过。
这个观点一下子就击中了我。我是一名婚姻家事律师。工作中，我经常会听到客户的抱怨，他为什么不爱我了。现在想想，这和患者抱怨“为什么生病的是我”，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她认为爱情应该是恒常的，不变的，所以当爱情不存在时，她变得难过和不安心。我甚至发现，现代人的多数焦虑都来自于此，我们无法接受“不好的”变化，我们总对未来抱有期待。
从那个时候起，我整个人都解脱了，我开始建立自己的心理预期。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害怕死亡，是因为我对不死抱有期待，但这本身是不对的，没有人能够躲开死亡。不管这套理论对不对，从结果来说，它确实缓解了我的焦虑。以前两个月一次的复查，我都会特别紧张，怕指标不好，怕发生别的转移。想通了这件事后，我就变得格外淡定，可以非常平静地打开复查报告。
命运的惩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态还不错的原因，从2015年年初确诊到2020年年中，我度过了5年半的平稳期。在癌症治疗领域，前两年是最不稳定的，复发和死亡可能随时会发生。三年后处于稳定期，复发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一旦安全过了五年，再次复发的概率就变得极小。
我自认为是靠着那套“不期待”的价值观撑下了这5年。在这5年里，我几乎不去想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有时候朋友和我约时间看电影，我会委婉地拒绝，因为我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没了。在工作上也是如此，2017年回到律所，在此之后接的每一个案子，我都会找另一个律师合作。所谓合作，就是我会把案子的进展及时汇报给他，以便哪天我出了意外，他可以继续跟进下去，不给客户带来损失。
和这种谨小慎微对应的是，每两个月一次的复查不断地告诉我，肿瘤控制得很好。我记得在我服用一代靶向药第5个月后，双肺的小结节就从影像中消失了，病灶从最初的2公分缩小到了1公分以内，锁骨下方淋巴结的转移灶也不见了。
这种态势一直维持了5年，我记得2020年复发前最后一次复查，我和主治医生胡洁说，胡医生，我好像有点飘了，我竟然开始计划半年后的旅行了。胡医生也很高兴，冲我笑笑，让我继续保持。
事实上，我还有更大的计划。那个时候，我急于在事业上开疆破土，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条件。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两档节目的海选，一档是《律师来了》，一档是《法律讲堂》。其中，《法律讲堂》节目有一个100进20的初赛，我已经顺利突围，正在筹备8月8日的复赛。
命运就是这样。当我刚刚升起期待，打算规划未来时，打击也随之而来，仿佛是一种惩罚。去年7月16日，我突发偏瘫，左边身体失去知觉。检查结果显示，是因为脑子里长了一个非常大的肿瘤，压迫神经所致，初步怀疑是癌细胞发生了脑转移。
重新期待
因为颅压过高，嗜睡，我在医院昏迷了两天。昏迷到第二天的时候，我短暂醒来过一次，9岁的儿子正好趴在床边。那个时候我已经几乎说不了话了，但总想趁着清醒交代些什么，万一真有不测，也算是临终遗言吧。
很惭愧的事情是，作为一个律师，我对孩子的遗言只有五个字，做~个~好~孩~子~，还说得断断续续、含混不清。后来，等我完全清醒，再见到儿子的时候，他还特别生气地，因为他害怕那个场景。
我发现自己永远躲不过“期待”，即便不期待自己的生命，我也会期待孩子的未来，期待父母的健康，期待世界和平。
在医生的建议下，我当即接受了开颅手术，并换上了二代靶向药。5个月后，经历的手术的康复、复建，我再次回到职场。一方面是生活还要继续，另一方面，脑转移后的药物治疗效果不错，我又很快就变回了正常人的样子。
除了律所的工作以外，我还开了个人公众号，记录自己的病程和心得。我开始在网上做法律科普的视频，也顺带做一些免费咨询。这些都是我在医院康复过程中最想做的事。和6年前不同，我开始正视“期待”这件事。没错，期待会让人焦虑，可如果不期待，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几天前，我和儿子手拉手走在放学的路上。我第一次告诉他，妈妈生病了，肺癌。他头也不抬地问，会好吗？我想了想说，应该吧。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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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的首位，是我国的“第一癌症杀手”。非小细胞肺癌是最常见的肺癌类型，占比例约为85%-90%，而其中大约3%-8%的患者具有ALK基因突变，这是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发现的一个关键治疗靶点。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常见于较年轻且无吸烟史的肺癌群体。据统计，在中国肺腺癌患者中，6%左右有ALK融合突变，且在不吸烟患者中比例要大很多，占10%~15%。这类患者的ALK基因往往会与其他基因产生融合，生成ALK融合蛋白，这一突变会促进肿瘤生长。
据统计，2015年中国约有73万人罹患肺癌，其中就有将近58.4万人为非小细胞肺癌，这当中又有3.27万属于ALK阳性患者。目前我国的临床医生针对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药物治疗选择，除了一代靶向药克唑替尼、还有二代的阿来替尼和塞瑞替尼。[1]
1. ALK+肺癌逐渐迈入“慢病化”，王佳蕾教授”妙“解全程管理优化之道，https://mp.weixin.qq.com/s/TZv9s5J2QypwjNwkQQff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