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中世纪黑暗的逻辑内因（连载之十七）

如果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的局部，那么西方文明就无法主导建构人类的终极文明，因为他们建构了辩证法，却不相信辩证法，所以只能由从来相信相互辩证法的中华文明诱变终极哲学，因为西方文明完全不懂形而上学的辩证机理。

正因为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都是学，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据此判定，形而下学同时也是形而上学，只是层次通常会相对较低一些而已，因为在感知与认知的过程的一致性上，形而上和形而下中的“形”都有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抽象之意，只不过其他宏观视角下的形而上学更有利于精神人生与精神自由的解放，形而下学更有利于物质人生和物理自由的解放。

这样比较下来，大家就不难理解，人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虽然有先天的逻辑认知缺陷，但人类知行合一的科学活动受科学哲学指导，只能直接提升人的物理自由，不能直接提升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人的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只能靠哲学自身在本体论方面的终极理论创新，所以西方文明的物质文明虽然很发达，他们的主流政治却从来没有像中国当代政治一样的带领世界人民共同致富的动力，甚至一点冲动都没有，因为他们试图延续的是一种顽固的政教合一文化体制。

这样再看西方文明内部的政治自由提升，完全是受物理自由的反向推动所致，正因为传统保守政治势力依然强大，可以通过缓步释放政治自由而继续维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西方普通民众的思想自由也亟待可常识化普及哲学理念的终极拯救，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政治保守势力扭曲的灵魂的终极拯救。

参照中国传统道－理认知的立体逻辑结构，在更高的认知维度观之，任何“非存在”都是明确的存在，而且是明确的主观存在。这样一来，联想到西方哲学语境一直没有明确的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的二元对立认知，再通过集体检视西方哲学的定义体系，大家看，所谓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切事物”，显然解释的是客观存在，而不是西方哲学曾经解释的客观；所谓的“被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一切”，显然解释的是主观存在，而不是西方哲学曾经解释的主观。

这样大家就会发现，原来所谓的主观与客观，只是作为观的主体的人的两个感知视角，因此不难进一步常识化理解，一贯自诩高明的西方哲学系统发展至今，却在核心基础概念方面一直在通过错误的主、客观两个基础命题误读了人这个观之主体的两个对立统一视角，从而通过系统偷换同样对立统一的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这两个必要的哲学基础命题为主观与客观，最终从名实关系的一致性角度，让本来绝对主观化的“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无法排斥“非存在”而变得模糊起来，进而把人的主体性相对于上帝的主体性从理论上变得混沌起来，从而导致可知论无法战胜不可知论，这才是导致中世纪黑暗的灾难性原因。

但其实，如今有了常识化转向新视角，任何人都可以常识化厘清，无论是主观存在还是客观存在，都是存在，所以人的终极可知论语境根本没有所谓 “非存在”的任何绝对生存空间，只有一点儿相对生存空间。

正因为这种相对性认知极端重要，所以这里大家要明白一点，我虽然雄辩地揭示了西方文明在哲学方面无知的一面儿，但西方文明却因此而为人类文明的终极有知打开了主观与客观解析之窗。

综上，在基础命题上正本清源，是通过终极瓦解一切神而建构终极可知论的逻辑前提，因为只有把存在的定义绝对化了，把“非存在”的定义相对化了，人的认知的整体一致性边界才能得到确立，进而才能确保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得到终极明确，这样一来，人这个文明存在才能作为认知主体因为终极可知论而实现终极主观成熟，从而从认知的主客观一致性基础上，为人的文化理论存在织就具有普遍联系的因果一致性之网。

如此则不难理解，“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它的本体从来就是双重的，也可以说是多维的，至少要分别从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两个方向去探索，而不是西方哲学曾经做的那样，一直在互不相通的错误方向上固执地各执一端，看不到正确方向，当然也就无法走到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创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