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前后桑椹红

如果你来到八十年代的界首，或许第一印象应当就是道路两旁两米多深的长长土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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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沟的形成是有原因的。一是七七事变后，日寇沿陇海线直逼中原腹地。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寇侵攻，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中原多成泽国。界首位于豫皖两省交界之处，其时仅是黄泛区中一个不显眼的小集镇，地理位置却很重要。一些商人以界首为跳板，前往沦陷区购置货物物运回国统区，有时直接在界首卸货，就地交易。国民党骑二军在军长何柱国的带领下，受命驻守界首周口一带。何将军为人正直，爱护百姓，主动派部队保护商旅，打击土匪。商人们在界首有安全感，也就在界首投入资金，购置地产，扩大经营规模，渐渐使界首发展成为后来全国知名的小上海，抗战期间举足轻重的军事重地。何柱国经营界首期间，国军开挖沟渠甚多，既是为利于城乡排水，也是防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解放后，为响应安徽省委提出的“水网化稻改化，淮北变江南”的号召，又在在界首全县境内掀起了深挖沟渠、兴修水利的热潮。

纵横交错的沟渠为民众提供了沟通河道、储存雨水、方便灌溉的有利条件，更是乡村孩童的最爱。夏日炎炎，大小沟渠总有孩童在沟里嬉水玩闹，水性好的光着屁股可着劲儿扑腾，不会水的也愿意抱着块木头漂浮。只不过在他们中间，我只是一个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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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姥家在界首城郊的农村，东边是尚庄，西面是夏庄，舅舅说他们这个大队是属于夏庄的。庄子最北面贴近公路的地方，是三舅的房子。院墙外的坑沿边上稀稀疏疏种了几棵树，高的是泡桐，矮的是臭椿，不高不矮的是桑树。据舅舅说以前村里不少人养蚕，姥姥也养过，我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过。

1975年，我在县城里的一小上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逢周日就跑到舅舅家去玩，走路要走半个多小时，小孩子心性，沿着河坝子边走边玩，蹦蹦跳跳地不知不觉就到了。相比之城里狭窄的街道，显然空旷的乡村更能盛得下我的玩心。舅舅除了催促我写完作业再去玩之外，唯一对我禁止的，就是严禁我下水游泳，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旱鸭子，只能看着村里的小伙伴们在坑里嬉水打闹，一个人在旁边玩泥巴而已。

童年的快乐自不必说，重要的是对于馋嘴的孩子而言，一年四季可吃的东西真是不少。烧蚂蚱、烧椿蹦蹦，烤红芋、拾马泡、摘楮桃子等等，当然最过瘾还是秋天，有柿子、有杏子也有红枣，可以美美地吃个够，只是长辈们不允许我爬树，害怕摔着了，没法向妈妈交待。

春夏之交，我呆在三舅家是最多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桑椹子熟了的辰光。

嗯，桑椹子就是桑树结的果实，大小如小拇指头，却又似麻皮葡萄一般，几颗或几十颗累累一起，好吃又好看。在界首土话里，杏子念作“hèng”子，想来在大家心里，桑椹子是跟杏子一般的食物，所以就念作桑“hèng”子啦。

夏天雨季到来之前，三舅墙外的路沟坑里干巴巴的没有水，坑边矮小的杂树棵子却不少，草长又高又深，能没住脚后跟。立夏前后，桑椹熟透，那棵属于三舅家的桑树枝繁叶茂，熟透的桑葚落了一地，在树叶间或青或红或紫黑的桑椹子东一嘟噜西一嘟噜地，望一眼，就忍不住要流口水。对于我上这棵桑树摘桑椹子吃，舅舅们倒不反对，想来是因为这棵粗壮的桑树仅有三米多高（估摸的），树干分叉处离地有近两米，树下又有舅舅家两个很大的麦秸垛，想来并不危险。就算是不小心掉到树下滚进坑里，估计也是没有啥问题，坑里虽然没有水，坑底却是软绵绵的湿土。

轻轻松松爬上树，我自然是要拣成熟的桑椹子摘了吃。每次爬上桑树，我都会带着一个小布袋，或者是姥姥编的一个小竹筐，这样的话，可以多摘一些带下来作为零食吃。青色的桑椹子吃到嘴里酸涩倒牙，只吃一次我就记住了，那是不熟的。红色的有点酸甜，正好，也是我摘取的重要目标。紫色的那是熟透了的，最甜最好吃，但长辈们一再告诫这种不能多吃，火性大，吃多了这种是要淌鼻血的。问题是小时候嘴馋，无论是红色全红的还是紫色的，抓住就往嘴里送。于是那一段时间，我口袋里往往是离不了一团棉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鼻血流了下来，嘴里感觉一湿，舌头品出咸味来，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掏出棉花团成指头大的一团塞进鼻孔；没有棉花在兜，就仰起头，久久仰望天空。其实对于淌鼻血我倒是不在意，在意的倒是桑椹子吃多了，嘴唇都是紫黑色的，看起来很不雅观。我有点恐高，对于高处的桑椹子，虽然明明知道就是从树上栽下来不会有什么事情，我还是不敢去摘，因为从粗枝沿到细枝，那摇摇晃晃的感觉是很难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