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日记｜贺孔才的字非同凡品

贺孔才书法作品

贺孔才自幼学书法学篆刻，书法早年学张裕钊，到北京后师从秦树声，多年修炼，终成大家。十来年前他的公子接受我采访时曾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贺孔才拒任伪职，把自己关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段时间靠给人写牌匾维持家计。他儿子说北京有家老字号至今用的还是贺孔才的字，可惜他已记不清店铺名称，只记得他父亲拿扫帚蘸水在院子里练大字。从此赴京我格外留意各类老字号牌匾字迹，无奈至今访查无果。

上面那幅字是我在网上搜来的。未题上款，没标日期，所写内容也不完整，似乎是没算计好字数，纸写满了就落款钤印完事。所以我猜这只能算是贺孔才的“未完成作品”，或者竟是练笔之作。即使如此，贺孔才书艺之功力、格局与气象，又岂是现在江湖上一众书法家所能比的？

这幅字写的是曾国藩自拟五箴中的《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严恪斋明，以凝（孔才写为“寜”）女（通“汝”）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驰？驰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我猜想：写此箴写到最后，贺孔才发现“人则下女，天罚昭昭”八个字已无处安放，所以只好草草落款收笔，顺手送给了身边什么人。

这《居敬箴》，在曾国藩流传于世的文字中，是颇为人称道、常被人引用的。关于这段文字的来历，唐浩明在《曾国藩》中有如下叙述：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由江宁藩司任上进京任太常寺卿，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他。这一天，曾国藩恰好随侍在旁。道光帝奖谕唐鉴治程朱之学有成就，并躬自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道光帝对唐鉴的称赞，引起曾国藩的深思：自己在皇上身旁，要得到皇上的重视，必须要投皇上所好。看来皇上看重的是德行的修养，是对义理之学的研究。

几天后，曾国藩到了碾儿胡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年过花甲的唐鉴，已知这位同乡后辈勤奋实在，见他如此谦卑，自投门下，乐意地收下了这个新门生。

“先生，请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究在何处?”曾国藩十分恭敬地向唐鉴请教。

“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唐鉴抚摸着垂在胸前一尺有余的银须，腰板挺得笔直，不假思索地回答，“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切不可视为浏览之书。检身之要，我送你八字。即检摄在外，在'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至于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专精，则万不能通一经。比如老夫，生平所精者，亦不过《易》一种耳。”曾国藩听了镜海先生这番话，有昭然若发蒙之感。

“古今学问，汪洋若大海，弟子在它面前，有如迷路之孩童，不知从何处起步。”关于检身、读书，曾国藩思索多年而不得要领，唐先生居然八个字就为其提纲挈领了。在唐鉴面前，曾国藩深觉自己学问浅陋，他继续请教，“先生，请问这为学之道?”

“为学只有三门。”国藩的提问刚落，唐鉴便以明快简捷的语言作了回答，“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

“经济之学呢?”一心想要经邦济世的曾国藩急着问。

“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中。”唐鉴的答复明确而肯定。

“请问先生，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

“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经唐鉴逐一指点，曾国藩于学问之道和修身之法似乎一下子全明朗了。唐鉴又告诉他，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并说倭仁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行，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说自己记日记一一如实，决不欺瞒，夜晚与老妻亲热，亦记于日记中。曾国藩听后心中暗自发笑，也佩服老头子诚实不欺的品德。

自从跟着唐鉴学义理之学后，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修饬，并立下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日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又作《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内。朋友们见了，无不钦服。

贺孔才手书《说印》，堪称文采、识见、书法三绝之作，可惜我只有复印本，原作在国家图书馆。1949年捐献藏书文物时，他连自己的众多稿本和私用印章全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