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 《知堂回想录》传奇未完
香港牛津即将推出的《知堂回想录》手稿版。图/@照亮我
香港牛津2021年的新书，在已知的书目中，我最期待两种，一是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手稿本，一是董桥《文林回想录》。看来辛丑年将是牛津的“回想年”。
其实，即将出版的牛津版新书，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两种“回想”😁😁😁。
董先生的《文林回想录》，我在“照亮我”公号读过两篇，感觉董先生在熔铸一种“文献+忆述”的复合笔墨：文思在新旧风景中穿行，意蕴在人物篇章之间勾连互动，读起来像看展览，忽而人迹，忽而墨影，忽而满纸情怀，忽而空谷足音，好看好玩，有料有趣。
董先生《文林回想录》书影，香港牛津即出。图/@照亮我
至于《知堂回想录》，牛津前年已推出新版，据说卖得很好，可见这部书生命力之长久。
牛津新版《知堂回想录》书影。图/@照亮我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谈《知堂回想录》传奇的书话，可惜一直没写完。也多亏没写完，眼见得周作人这部书的出版传奇还在继续，书前书后的故事犹在不断披露，我大可以坐以待“续”，至于何时终篇，不必挂怀。
下面的文字，算是《〈知堂回想录〉传奇》的上篇。欲知后事，且待下篇。
1
手头有两个《知堂回想录》的版本,来历都不明；或者是朋友相赠,或者是借了没还,一时想不起来。我自己买过一本敦煌文艺版的回想录,后来嫌它红红绿绿,印制粗糙,就送了人。那两个版本的回想录,一是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的竖排繁体字版,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的简体字“内部发行”版（书名改成了“周作人回忆录”）。这两个版本也没什么稀奇,我想说的又是“书外的人与事”,难道真有什么可以说的吗？
有！
2
我的那本《知堂回想录》扉页上有原主人的笔迹,记载着这本书是1984年买于绍兴鲁迅展览馆。又读某期《书屋》上止水的文章,他说他在绍兴的鲁迅纪念馆里,买到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封面及书脊作“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八○年十一月版的《知堂回想录》,可知那个时候大陆流通的就是1980年11月的三育版,而且并不难买到,去趟绍兴就可以了。
这个三育版就是《知堂回想录》的初版本吗？
原来并不是。
3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说：“《知堂回想录》于1974年4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天津人民版,P933）附录二“周作人著译简目”里列出的回想录版本也是1974年4月的三育版。以年谱的学术性质,它列出的回想录版本应该就是初版本了。
谁知道也不是。
4
和《知堂回想录》出版一事有密切关系的应该有两个人,一是曹聚仁,一是罗孚（柳苏）。陈子善遍《闲话周作人》中收入罗孚的《关于《知堂回想录》》,文章说：回想录最初的的名字是《药堂谈往》,后来才改成《知堂回想录》；这部书周作人1960年12月开始写作,1962年11月完成；“1970年,这部历经坎坷的书稿终于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这时已是周作人一瞑不视的三年以后。”
罗孚的文章还说：
“书一出,他（指曹聚仁）就送我,我一看,就连忙找他,希望他能删去这一句,尽管只是一句（指曹《校读小记》中感谢罗孚对出版回想录“大力成全”的话）。同时,书前印出的周作人的几封信中,有一封谈到他认为上海鲁迅幕前的鲁迅像,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味道,此外还说了几句对许广平不敬的话,我也劝曹聚仁最好删去。这封信后来是照删了……”
我们于是明白了,《知堂回想录》的初版本是1970年版本,书前有一封周作人给曹聚仁的信,罗孚认为不合适,劝曹聚仁删去；曹聚仁也就删了。
但是,那是一封什么样的信？
5
钱理群教授曾写过一篇《曹聚仁与周作人》,其中提到：
“曹聚仁因此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大量的通信,编有《周、曹通信集》（其中有一部分为周作人与鲍耀明的通信）,按内容分”论辩驳斥、求援请助、请托转达、查询问答、诉述状况、怀念感谢”等篇,足见他们通信内容的广泛,关系之密切。他们也曾在通信中交换对鲁迅及其命运的看法。周作人在1958年5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就对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了如下意见：'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段话公开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初版本上的周作人信函莫非就是这一封信？
查《周作人年谱》1958年5月20日条,发现周作人写给曹聚仁的这封信很长,远不止钱教授引的那几句。周作人接着写道：
“……尊书（指曹聚仁《鲁迅评传》——引者）引法郎士一节话,正是十分沉痛。尝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见过鲁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戏剧性的一面,故所见到只是这一边也。鲁迅平常言动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难怪）,如伏园所记那匕首的一幕在我却并未听见他说起事过。据我所知,他不曾有什么仇人,他小时候虽曾有族人轻视却并无什么那样的仇人,所以那无疑是急就的即兴,用以娱宾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长,而且颇厚,也不能用以裁纸,那些都是绍兴人所谓'焰头’。伏园乃新闻记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但也不是他的假造的。又鲁迅著作中,有些虽是他生前编订者,其中夹杂有不少我的文章,当时《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多有鲁迅的名字,其实却是我做的,如尊作二一二页所引,引用Le Bon的一节乃是随感录三十八中的一段全文是我写的。其实在文笔上略有不同,不过旁人一时觉察不出来。我曾经说明《热风》里有我文混杂,后闻许广平大为不悦,其实毫无权利问题,但求实在而已。”
从信中并看不出周作人对许广平的不敬,不过“求实在而已”。莫非这封信《年谱》里引的也不全？
《知堂回想录》手稿 图/@照亮我
6
我还有一本《知堂书信》,于是去碰运气,看看收不收周作人的这封信。阿弥陀佛,竟然收了,一读之下,吃惊不小：原来这本书收的信从“旁人一时察觉不出来”以后就没什么话了,就“草草不尽。即请近安”了,“许广平”这三个字提都没提。这证明周作人的这封信确实有“大碍”,以至于不能全录。《知堂书信》前言中说,“有几篇书信含有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等人的攻击言论”,书中一律删削。这样的说明我们见得多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不过也要感谢《知堂书信》的编者,他在这封信后照录了曹聚仁在《周曹通信集》中这封信条目下所加的按语：
“此信曾在知堂回想录一书首页中原版刊出,引起轩然大波,层峰追究颇令将该书停止发行,已发者亦高价收回。在书报行业中,一时传我佳话,嗣该书再度发行,即不见此篇,本辑刊出,以飨读者。”
按语所述与罗孚文章相关内容大体一致,可见知堂回想录初版本风波不小,怪不得我们现在根本见不到。我没有收藏《周曹通信集》,心中的疑团也就挥之不去：周作人“攻击”鲁迅的话在大陆已经“解禁”了,“攻击”许广平的呢？周作人到底说了什么？
对周作人专家而言,这也许根本算不上问题,他们张口就能告诉你去哪里找,或者翻出他们珍藏的《周曹通信集》让你自己抄录。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寻找”过程就像“破案”,在书房里东翻西找,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许多过程都比结果有趣,读书也一样。
终于,在一本很不起眼的小书里,我发现了自己要找的,或者说,小书给我的,比我想要的还多。本来我是在考虑要不要把这本小书请出书房,不想最后关头它竟然献宝似的给了我意外的惊喜。
7
那本小书叫做《近代名人逸闻》，朱鲁大著，香港南粤1987年10月版。朱鲁大该是位马来西亚华人，自幼在华校接受教育，1967年赴美读图书馆管理硕士，1967年受邀任职于夏威夷大学图书馆亚洲藏书部，1971年返回新马，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现在人在何处不得而知。这是位爱书人，从书的序言《爱书者罪言》中可知其书痴情状。他受了“尽可能不要依赖图书馆”这句话的鼓励，很小即开始聚书生涯：
“多年来买书、读书，虽然不敢像人家那么豪气干云的以书拥百城自居，但是已买下的也足够自己这后半生享用了。所住的三房式组屋，两间睡房的墙壁周围都做了书架；靠窗的一面已架到跟窗下一般高，不靠窗的，已经架到天花板那么高了。……我只有向厨房发展，把放置厨房用具的壁橱也加高到天花板，这层加高的橱，就是我最新的书橱。每个星期六下午，逛书店回来，就把大包小包的书往这新做的书橱里塞。有一天，妻子终于向我发出警告。她说我的书是无止境的增加，而我们的房子却不能从三房式变为四房式或五房式，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的书会把她也挤出这坐三房组屋的……”
怎么跑题了？不是说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吗？怎么跑到朱鲁大的书房和厨房里去了。打住。
8
《知堂回想录》在香港出版时究竟引起了多大的热闹呢？朱鲁大文中引了曹聚仁的一段话：
“知堂老人的回想录，过去一个月中突然成为一家晚报的头条新闻，一家晚报的七天专栏，一份月刊的专文，单从一本书的命运来讲，可说够传奇性的了。可是从书的内容来说，一点传奇也没有——无以名之，只是一种新闻记者的过敏性，在这个世界之窗的复杂环境中，事事会让一些专家们嗅到了什么政治的气息，真是妙事。”
按朱鲁大提供的资料，《知堂回想录》自1970年5月出版后，先后出了三种不同的版本：
一、初版本，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5月出版，精装本港币16元。书前收有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札手迹，其中5月20日的信两页，10月13日的信一页。
二、初版本问世不久，香港书肆就见不到了；两个月后，坊间冒出一个听涛出版社的版本，内容及封面设计同出版毫无差别，只是5月20日和10月13日的两封信不见了，出版者也换了“听涛出版社”，精装本的价格涨到了18元。曹聚仁曾有《听涛室杂记》之作，大家很快明白，回想录听涛版依然是曹聚仁在运作，他是全权代表又兼任出版者。
三、过了半年，三育第二版又出现了，与三育初版和听涛版相比，多了一封知堂7月12日的信札手迹，而初版有而听涛版无的那两封信依然没有。
八十年代大陆人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里买到的《知堂回想录》应该是三育第二版的重印本，而且极有可能是当时大陆“合法”的盗印本。最明显的痕迹是，书的正文页摸上去非常平滑，完全没有手触铅印版时会有的凹凸感，定是据三育第二版照相制版无疑。我在北京海淀附近一家书店买过很多这样的盗版港台书。当时著作权保护尚未提上台面，有关部门因“工作需要”而“合法”盗印，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三育初版本甫一问世即遭厄运？专家们嗅到了什么“政治的气息”？仅仅是因为周作人说了几句不该把鲁迅当“神”的话？我以为不是。
9
现在我们可以把那封在横造删削、残缺不全的5月20日的信补全了。
在“但求实在而已”的后面，周作人还说了下面一段话：
“她（指许广平——引者）对于我似有偏见，这我也知道，向来她对我通信以师生之礼，也并无什么冲突过，但是内人以同性关系偏袒朱夫人（指鲁迅妻子——引者），对她常有不敬的话，而妇人恒情当然最忌讳这种名称，不免迁怒，但是我只取'不辩解’的态度，随她去便了。”
这就是“攻击”许广平的话了。
查《周作人年谱》，六十年代周作人在给曹聚仁和鲍耀明的信中经常有与许广平有关的话，很可以与上面这段话相互参证。1962年11月28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
“日前匆匆寄信，关于某女士回忆录（按指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之事忘记答复，兹特补述之。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也。”
又说：
“此种议论无辩解之价值，故一向不加注意，将来在《谈往》中亦将略去不提，拼出自己挨骂，不愿与'魑魅争光”，乐得省些笔墨，且此等家庭内幕发表出来，为辩解之资料，亦似乎有伤大雅也。”
1962年5月4日致鲍耀明信中又说此事，用《年谱》编者的话，“信中又对许广平进行了诋毁”：
“那篇批评许**的文章，不知见于上面报，所说大抵是公平的。实在我没有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只因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是无怪的。”
那个时代只有许广平“发泄”的机会，并无周作人说话的地方（他自己一再说自己不争辩这些事，可又在信中频频提起，可见也还是想讨个说法，“无为”实是因为“无奈”）。曹聚仁是清楚这其中的是非曲直的，他也许觉得知堂老人已不在人世，公布一些信中所述实情不会再给他添什么麻烦，所以初版本就把5月20日的信影印放在了卷首，不想却给自己招来了是非。
《知堂回想录》不到一年间出现三个版本，5月20日的那封信刚见天日旋即又入冷宫，读者就不会有什么疑问吗？曹聚仁就没有个解释吗？
有的。我们且看他怎么说。
周作人致曹聚仁信札墨迹。 图/@照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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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1日，也就是听涛版回想录问世后不久，曹聚仁以“陈思”笔名，在《大华》月刊上发表《一本书的传奇》，解释为什么抽掉5月20日的周作人信。现据朱鲁大文章转引如下：
“当回想录刊行时，我原该依从老人家的话写一篇后记的；他认为我对他认识较深，会扼要地说一番持平的话。可是，在老人死后的几个月，许大姐对老人先后做了苛责，老人已经不在人世，在我这个落了伍的读书人看来，她未免有点失之恕道。我乃把一封老人写给我的信刊在卷前，让后世人知道此中还有一番曲折。可是，此书出版后，一位朋友提醒我：'既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又何必去念呢？周家的得失短长，又关你什么事呢？’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我又何必投入是非圈中去呢，我便决定把那封信撤回来…”
朱鲁大觉得，曹聚仁的这个解释不能服人；他觉得撤信的主要原因是周作人指出了把鲁迅看作“神”，“触犯了当道的大忌大讳”。这当然是对的。我不明白的是，如今信中那些“攻击”鲁迅的话我们都能看见了，而最新的《周作人年谱》怎么还要删去“攻击”许广平的话呢？在“当道”眼中，二者到底哪个更犯“忌讳”呢？难道曹聚仁的解释真的是言不由衷吗？
曹聚仁解释中提到的那位提醒他的朋友，当然就是罗孚了。罗孚为什么又会去劝他？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吗？
罗孚对此自有说法。说到罗孚，就得说说《知堂回想录》的成书过程了。这篇文章大可以继续写下去，碍于篇幅，先到这里。
2002年月26日
（作者按：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写完，一晃八年过去，本来想续写，无奈找不到感觉，只能留待以后了。这些年我又搜集了很多种《知堂回想录》，可说的话还多。当年这篇文章是随写随在网上贴出，算得上我早期网络写作的样本，观点和材料都可能有不合适的地方，为了存真，也就不改了。以后有时间，我会为《知堂回想录》写篇完整的传记。200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