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6期B || 匡燮：《蛮荒时代》（7）羽山捡翠（上）静华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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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两家关系，没几天，什么娘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似的，过去如何待我，现在又如前一样了。她的那两个儿子也一如既往的叫我“哥。”许多年前，我托人在渭南办小车驾证，他的一个儿子在车管所工作，每次验照，他都接待我，十分热情。行文至此，方才猛地忆起，老头姓苏，我叫他苏伯，女的我叫苏娘。两位老人早已是作古了。
文：匡燮
导语：轩诚
诵读：静华
《蛮荒时代》（七）羽山捡翠（上）
我的两位叔父是爷爷在外当兵十八年回来后，才得的一对双生儿子。当时我母亲已经过门。奶奶生下两位叔父不久，母亲也生了我姐姐。母亲年轻，奶水好，奶奶是一对双生，奶经常不够吃，母亲便既奶着自己的女儿，又帮奶奶给两个双生弟弟喂奶。在我们乡间是长兄为父，长嫂为母。母亲对于两位叔父便有了哺乳之义。我是没有见过父亲，父亲就去世了，这样两位叔父对兄嫂的感念，便全化作了于我格外的爱意和垂怜，也就成了两位叔父一旦在外学成手艺，站稳脚跟，便立即接我来渭南上学的所有理由和原因。于是，我在渭南两位叔父身边一住九年，上小学，上中学，直到考上大学，像我在故乡度过的童年一样，度过了我的少年时期。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我在两位叔父身边度过的这一段少年时光，就有这样的一种恬淡和自得。
读胡兰成先生的《今生今世》，书中有篇写他父母的文章《桐荫委羽》，开首的一段：“李义山诗：溪山十里桐荫路，雏凤清於老凤声。我爱它比西洋文学里的《父与子》更有与人世的风景相。《舆地志》里尚有委羽山，云是千年之前，凤凰曾来此山， 栖于梧桐，飞鸣饮水，委羽而去。如今我来写我父母的事，即好比梧桐树下捡翠羽。”在我写自己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忽然想起上边的这段文字，觉其意甚切，回忆在叔父身边成长的点点滴滴，不也是在委羽山上捡拾凤凰落下的那一支支翎毛吗？
是我的心境，也是我的感动。
初来的时候，正是小学四年级的第二学期，已经开学許久了。我是在老家小学四年级第一学期，哥哥病重后，便休学帮母亲放牛了，就没有带转学证明。渭南最近的两所小学是南塘小学和北塘小学。但二叔、三叔都是小手工业者，普通人，芸芸众生，与学校素无交往，我只好又在家待着，在爷爷的指导下学习写字和绘画。在后来的日子里，绘事废了，书法却坚持了下来，尔来六十余年矣。虽无大进，却始终受其陶染，渐成平生乐趣，也算得无心插柳了。但爷爷和两位叔叔都一直在为着我的上学问题发愁。正不知为何是好着，有一天，忽然三叔的镶牙所里来了位镶牙的人，姓屈，是东关小学的一位音乐老师。屈老师三十来岁，矮墩身材，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很平易的一个人。三叔便向他说了我的上学一事，屈老师满口答应，说：“没问题，下学期一开学来上学就是了，只是路远了点，孩子小，你们考虑一下，看行不行？”
三叔连忙说：“行，行，路远点没啥，一开学我就领孩子找你去。”
在屈老师的帮助下，春天一开学，我就在东关小校当了一名旁听的插班生。
东关小学在萧条的老城东门外，离我家住的繁华的西关大街有四五里路程。每次上学都要从连接繁华和萧条的那座古老的石桥上行走，穿过老城，出东门，再走约莫一里来路才能到到达。这是个乡野小学，建在过去的一座破庙里，庙的一棵古柏和大殿还在。学校院子很大，东侧是一排教室和老师宿舍，西侧是操场，院子偏西中间还有数排教室并列着。教室和宿舍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由于院子过大的缘故，这些平房显得又矮又土气。院子后边的大殿也破败了，只有大殿前的那棵古柏依旧蟒蛇似的扭曲着向空中长去，显得坚毅又葱茏。
我觉得在这儿上学很惬意，一天四趟的上学放学，也并不觉得怎么远，而且，一边大步流星的在路上走，一边不停地踢石块玩，很有意思。於是，一出校门便在路边上选准一块小石头，边走边踢，一直踢过石桥才结束。说来有趣，有一次，我把一块石头踢过石桥后，通常情况下，一过桥，就一脚将石头踢进了街边的阳沟里。但这次不知为什么，我刚起一脚，脚尖上的那块石头就直奔一个行人的脚踝去了，只听那人啊哟一声，立即蹲了下去，我吐了吐舌头，不等那人回头，一侧身，没入了人群之中。那人回头找不见踢石头的人，只得骂一声“缺德”，继续走了。这样的踢石头，时间一久，脚上的鞋子就格外的破费起来。
我的鞋一直是母亲和姐姐为我做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小城调进省电台工作多年，还一直穿的是母亲和姐姐为我做的布鞋。於是，鞋头很快就被我踢出个大窟窿，二叔三叔二婶三婶不知道我这种费鞋的原因，都吃惊的问我：“你这样费鞋，难道你脚趾头上长牙了不成？”终于有一天，下雨了，三叔赶来放学的路上给我送伞，忽然在石桥上碰上了我，看见雨中的我很专注的在踢着一块石头，边踢边走，这才恍然明白：“哎呀，怪不得你鞋费哩，一路上踢石头呀。”三叔在雨中看着我，我一笑，撇了石头，立即走进三叔的伞下，跟着走了。
夏天，适逢我家附近的北塘小学五年级向社会招生，所以，我在东关小学只上了一学期，就考到北塘小学上五年级了。
北塘小学是当年名校，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比东关小学好了许多。校园虽没有东关小学大，但树木很多，一抬眼就能看见挂在教室窗外的柳条丝，轻轻在风中飘拂。当时，我的情况是自从在老家二年级改邪归正，不再逃学，很快学习便由名落孙山到了名列前茅，一路走来，再也没有退步过，直到来渭南后这样的学习势头依旧有增无减，不论东关小学还是北塘小学，一入学我就是班上的好学生，连适应的过程也没有，考试总是第一名。在东关小学时，我还没来得及入队，到了北塘小学，不仅很快加入了少先队，后来还当了全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小学毕业，便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全省重点的渭南瑞泉中学上了初中。
我小学毕业的这一年是一九五六年。当时在寻常百姓中，并不把上学这件事看得像后来那样重要。像我二叔和三叔的朋友们，注重的依旧是手艺和早一天有个工作。所谓艺不压身，手艺就是本事，工作就是饭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恰巧赶上铜川煤矿来渭南招工，有几个我的同学都报了名，准备去当煤矿工人。小学毕业就当工人，能挣钱，这是件很体面的事。继续上学还是当煤矿工人，便成了我即刻就要面对的第一次人生选择。三叔去找二叔商量，三叔的意见是让我继续念书，不急着工作，三叔说：“瑞泉中学多少人想考都考不上，咱娃子是保送的，还能不上？咱上学，不当工人。”二叔听了，觉得三叔说的有理，说：“中，只要娃子肯上，就叫娃子上吧。”
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我初中毕业，这年，我再次面临就业。
二叔从小就身体孱弱，他的这种孱弱，很可能是先天就有心脏病所致。我初中毕业的当年，二叔的心脏病突发，到西安住院，情势非常危殆，急得年迈的爷爷在病床前，拉着二叔的手，连声叫着，“乖乖，乖乖！”老泪纵横。按乡俗，三叔和我并不是一家人，三叔给四爷过继了，只有我和二叔没有分家，是一家人。现在，二叔病了，家庭有了变故，我已初中毕业，论理我是该辍学分担家庭重担了。但是，这一年，我又再次被学校保送高中，三叔和病中的二叔连商量都没有，便毫不犹豫，顺理成章的让我继续了自己的学业。其实我知道，在他们内心里，是很希望我能跟他们学习镶牙的，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只是因见我学业日进，不忍我中辍罢了。而且，他们另有个强烈愿望，就是希望我未来去学医，最好是牙医。高中阶段，三叔曾多次向我说及他的这一希望，说他很想我高中毕业，能报考医学院。怎奈我初中起自己从文的宿命已定，每次说到这一话题，我都摇摇头，一笑了之，这让三叔很是失望，但他从不勉强我，也 一笑，骂一声，说句：“这娃子真不听话。”也就罢了。作为家长，任由孩子的兴趣和专长发展，这一点，让我终生感动。
我能看得出，不仅仅是学习，且是我的许多方面都让我的两位叔父感到惬意和满足。当然，最是让叔父们引以自豪的还是学习。每学期末，像侯伯、柳伯、范伯， 这些二叔三叔的朋友们经常会向二叔和三叔打听我这学期考得怎样？不等回答，就又会说：“又是第一吧？”或是“又全五分吧？”五六十年代，向苏联学习，学校考试实行五分制。这时候，二叔三叔早就心里乐开了花，却还要故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哦，成绩单才领回来，可不是，全五分，又是全班第一。”说这话时，早已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但这些还不是两位叔父满意的全部。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好几年间，有一张好像是摄影的宣传画十分普及，这张画上印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脖子上帯着红领巾，怀中各自抱着一只白颜色的和平鸽，二叔的房子里就贴着这张宣传画。我在渭南是轮流在二叔三叔两边食宿的，刚来时，先住在二叔家，和他们住在一个房子里。二叔和二婶都才二十多岁，两个人在房子说话，不避我。记得有一次，二婶看看我，又看看画上的那个男孩子，对二叔说：“你看咱匡燮，长得多像画上的那娃子。”
上初中时，班里有个女同学，名字忘了，回民，河南人，生得秀肩明眉，两只眼睛水灵灵的，会唱豫剧，开朗热情。我们初中一共三个班，甲班是女生班，丙班是男生班，我们是乙班，只有我们乙班是男女混合班，同学一部分是从城市来的，一部分是附近农村来的。城市的这部分同学都住在一条街道上，无论男女，关系都很好，两小无猜，像是兄弟姐妹一样。每天上学有几个从我家门口经过，就在街上大声叫我，叫完，还在门外等。这一次，叫我的就是这位女同学，二叔二婶看见了，就盲目兴奋起来，我俩还没走远，他俩就在门口的玻璃橱窗内，指指画画的，笑个不停。他们还告诉了三叔，而且，还当面问我说：“是不是那闺女想跟你好？”弄得我十分烦躁，其实，他们也并未当真，只是为我感觉着一种由衷的欢欣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