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是什么？校庆该咋办？
这两天，关于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的新闻报道和网络议论不少，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昨天，我和几位同学参加了校庆活动，也有一些感受，写在这里，和同学以及朋友们讨论。
正如我的一位同学在朋友圈里说的，我是去“蹭”浙江大学光的。我当年所就读的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后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就这点意义上说，我并不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只是“蹭”了浙江大学的光。但是，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本就是1958年“院系调整”时在浙江大学各个学院的基础上分设建设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浙大校友，也没有错。
关于1998年的“四校合并”，包括我在内的杭大、农大、医大校友们有许多看法。这些看法我认为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对“四校合并”的看法不应该改变我们对母校的认同。在昨天下午的中文系校友座谈会上，我谈了自己对母校的看法。在杭大中文系这四年，塑造了我的灵魂，决定了我的人生。从此，“爬格子”，与文学为伍，成了我的事业，更成了我终生追求的境界。中文系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同学们的深厚情谊是我人生路途上的最大的动力。所以，不管学校分分合合、起起落落，它依旧是我们的母校。在中文系校友座谈会上，我遇到了秦亢宗、吕洪年、陆坚、陈坚老师，他们当年在讲台上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语恍在眼前，师生情谊令我一语凝噎。
中文系校友合影（前排左三为陆坚，左四为陈坚）
中文系校友吕建明在他向浙大捐款的仪式上这样说，母校就如同母亲，自己可以埋怨，却决不允许别人诋毁半句。所以他把孔子的“可以群，可以怨”作为赞美母校的一句情话。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前几天，我的同学在微信群里讨论是否要建立一个杭大中文系77级校友奖学金基金的问题。我觉得，母校锻造了我们的人生，于我们有养育之恩，如今我们回哺母校完全是理所应当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加入了，虽然我的收入不多。我以为，这既不是谁有钱谁没钱的问题，也不是讨论如今的中文系发展方向问题，只是我们个人对母校的感恩回馈，对后辈的奖掖扶持，对未来的微弱帮衬。中国人有句老话，曰“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母校的分分合合我们难以左右，母校的起起落落我们也无能为力。但无论如何，这还是我们的母校。我的小学母校和中学母校都已尸骨无存，只留下这个大学母校。为母校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在昨天的校庆活动现场，我和很多校友都在手机上看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主持人鲁瑾的“我的牛逼母校今天120岁生日，天了噜！全世界都跳起广场舞”，还有一篇是新华社记者张奇志、余靖静写的“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于是，我还想聊聊怎么办校庆的问题。
中文系校友座谈会（讲话者为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
浙江大学庆祝120年双甲子生日，当然很必要。但是，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种校庆方式。我绝对赞同鲁瑾所说的著名学府校庆要体现“科技改变世界，关注人类未来，坚守精神独立”的理念，我也赞同校庆之际更该检讨过去，展望未来，但我不赞同她那种冷嘲热讽说话的方式。我更赞同张奇志、余靖静文章中提到的吴朝晖校长的观点：“浙大，决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浙大人，要做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120年，浙江大学起起伏伏。虽立足于国内著名学府之地位，但无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昨天的中文系校友座谈会上，很多校友都提到人文学科的衰落。在很多场合，我们也看到，浙大总是斤斤计较于国内外高校的排名，满足于国际友人的夸赞，却难有根本突破。坦率地说，要成为世界一流高校，培养出大批“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浙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名校友，是和母校站在一起砥砺前行，还是站在对面指手画脚，显然是大有区别的。
在鲁瑾文章的评论区，我看到网友评论，“为这所大学有这样敢于直言的学生打赏、点赞”，也看到有人打赌这篇文章会“被和谐”。鲁瑾的回复是：“我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不信，你看着呗”。果然，一天多过去，100条评论已满，文章还在。我想，这才是正常的舆论生态，允许讨论，允许争鸣。
历任浙大校长和各级领导推着轮椅送浙大老校友出场
于是，我联想到一个宽容的问题。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观点、喜好和生活方式。每一种观点都可以自由争论。但是，我却遗憾地发现，尤其在网络舆论场上，很多人只要求人家对他宽容，自己却从不对人家宽容。如前所说，一万个人有一万种校庆方式，你的方式固然有理，但我的方式未必就没有优点。在校庆大会上，看到历任浙大校长和各级领导推着轮椅送三四十年代就读于浙大的老校友出场，全场起立鼓掌，表示对他们的崇高敬意。这样新颖的校庆方式无疑很出色。《竺可桢日记》中记录了这位老校长包容经常嘲讽和顶撞他的束星北和费巩教授的故事，诠释了“宽厚包容”的浙大精神。这值得我们深思。
要社会包容你的言论，你不妨也包容社会现象。在保留个性和直言的同时，不妨宽厚些个，有点文人胸怀，不必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东打西。